耿飚，湖南醴陵严家冲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红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任八路军第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后到抗大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1944年9月，耿飚奉命离开延安去晋察冀。
行前，周恩来对他交代了一项任务：顺便把一个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这个美军观察组共11人，由马振武、韩叙、董越千同志当翻译。
当耿飚来到叶剑英驻地接人时，还没等翻译介绍，观察组一个身着制服、佩戴上尉军衔的胖子便冲耿飚迈出一步，“啪”的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将军阁下，很高兴见到你。”
韩叙介绍说：“这是盟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寒暄之后，德穆克向他的部下歪了一下头，另一个美国人便拿着3支卡宾枪走过来，看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
德穆克嘟噜了一句美国话。韩叙同志翻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是送给你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将军阁下。”
“谢谢！”面对这些烤蓝锃亮的卡宾枪，耿飚当然“不介意”。警卫员胡大方喜得合不拢嘴，过来抱起了枪。
美军观察组是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于7月22日到达延安的又一批外国客人。他们的总“头儿”是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史迪威将军的部下。
然而这些美国人架子大得要命。一上路，他们就耍开了大少爷脾气。当时，为了保证安全，上级派了一个警卫排随行。这些美国人把警卫当做他们的勤务兵，一会儿埋怨这里照顾不好，一会儿指责那里照顾不周，而且一定要吃西餐。不会骑马，甚至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一上路，就接二连三地从马背上掉下来好几个。于是他们便撒野，暴躁地抽打牲口。
耿飚便让翻译告诉他们：在这里骑马不比美国西部大草原，沟沟坎坎多，得悠着点儿骑。
这些美国人听着善意的劝说，更加气急败坏，一个个挥着拳头朝耿飚大声嚷嚷。
耿飚问韩叙：“盟军讲什么？”
“他们说：‘抗议给我们使用这样的马，将军阁下。’”
耿飚憋了一肚子气，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帮他们学骑马，给他们示范，以便让他们尽快适应在黄土高原上骑马。两天后，他们的骑术大有长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亲切地拍拍马脖子，吻一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太散漫。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甚至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样“变”小的等，都成了他们的问题，一天到晚围着耿飚“将军阁下”地问个不停。
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八路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可是这些美国人却不行，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营，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窜，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哪里听得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用个把钟头才能收拢。有的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失去骑手的空马跑得四面八方都是。警卫排的战士们还得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耿飚犯起愁来，照这样下去怎能通过敌占区？怎能突破封锁线？
战士们也有意见，都气呼呼地不搭理他们，美国人很敏感，对战士们的态度大惑不解。德穆克上尉便小心翼翼地来问耿飚：“将军阁下……”
此时耿飚正窝着火，便冒出一句：“什么‘将军阁下’，别叫了！”
德穆克惊愣地瞪大了蓝眼睛，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愣住了。
耿飚仍不理他，只管催马前进。德穆克也不做声了，安静地跟在行列里。途中休息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叽里咕噜地开了一阵会，其中一个便大声喊警卫员胡大方：“胡！你过来。”
胡大方是个很活泼的小鬼，心灵手巧，把马匹打扮得既又干净又漂亮。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喜欢他。把他叫去，是为了询问耿飚发火的原因。
小胡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太稀拉！”
“噢！”
“不能向我们的人耍态度！”
“噢！”
恍然大悟地“噢”一声。德穆克又问到耿飚说的“什么将军阁下，不要叫了”的原因。胡大方知道他误会这个称呼出了问题，但又不便实说是因为他们太散漫而引起耿飚发火，便飞快地找出一个理由：“一般来说，我们八路军是不这样称呼的。”
这小鬼还真有点儿“外交头脑”。美国人顿开茅塞，纷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同志？”
“首长？”
“先生？”
胡大方笑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叫他‘领导’好了。”
美国人大惑不解。翻译告诉他们：这个词的意思是：带领、引导。这倒很适合耿飚对他们的责任。
当晚在黄河边宿营，军区发来电报告诉耿飚：陈正湘、曾美同志已经带个营来接应你们了。由于马上要进入敌占区，耿飚便把美军观察组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讲注意事项。耿飚的讲话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打断。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安全通过敌占区？”“万一和敌人遭遇了怎么办？”“你们只有1个排，有能力掩护我们吗？”
耿飚一一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最后让他们换上便衣。谁知这一下乱套了，他们穿上陕北老乡的服装，你看我，我看你，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又打滚又蹦跳，直喊上帝。
过了黄河，队伍便开始夜行晓宿。敌占区的各级游击队和抗日政权早已接到通知，千方百计地安排好食宿条件，在日寇岗楼林立、路沟纵横的封锁线上，开辟出一条条安全“走廊”。每当队伍潜伏在出发线上等待游击队通知的时刻，在夜色里不时传来埋伏在敌伪内部的“关系”用暗语报告“平安无事”的时候，或者在日寇装甲巡逻车探照灯的“盲区”里闪电式地跃过铁路的时候，这些美国人总是又担心又激动，在他们的脸上、眼中和动作中充满了冒险的神情。
德穆克问耿飚：“领导，耿。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
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便对他说：“无所畏惧。”
德穆克向他的同志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的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6 贯彻向北发展的方针
耿飚一到任便协助程子华指挥了1944年的秋冬季攻势。
这次攻势的重点仍是以摧毁敌铁路线、公路线为主要目标，其中冀东区的主要任务是反“扫荡”作战，其他区的任务是积极配合冀东区反“扫荡”，同时向敌薄弱的地区推进。至年底，全区军民奋勇战斗，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000余处，收复了广大地区，为尔后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4年12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
为指导各战略区作战，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1月24日致电晋察冀分局：
为了准备全部夺取平绥铁路，防止国民党在反攻时，乘此空隙东下威胁平津，为了在敌后之敌后开展工作，以减少坚持根据地之困难，分局目前须派一批得力干部与适当兵力，发动与组织平绥线两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伪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游击战争，使平绥线两侧逐渐变为我之游击地区……
在进行步骤上，首先应加强大同以东桑乾河两岸工作，组织几个短小精干的武工队配合雁北北线党政军民原有工作基地逐步推进平西，则应用最大努力争取实行“察南全为我有”。详细计划，望讨论后电告。
中央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要求他们进一步贯彻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1.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2.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3.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4.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分赴豫湘。5.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敢威胁，不须再增兵。6.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2月20日，中共晋察冀分局作出了“关于全国开展平绥路工作的决定”。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1945年2月中旬，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开了各区党委和二级军区干部会议。会议由分局代书记程子华主持。会议讨论制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
在会上，程子华说：“1945年扩大解放区要坚持向北发展的方针，以解放平绥铁路两侧地区和锦（州）承（德）公路以南地区为主要目标，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和津浦路东等地区。除主要发展方向外，尽可能逼退敌伪军深入内地及边缘地区的据点和碉堡，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把挤敌人的工作形成群众运动。”
“为此，各地区要一方面组织武工队向敌占区伸展，一方面利用有利时机，以主力部队配合武工队，组织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各地扩大解放区的攻势，预定5月份开始行动。”
“冀晋军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复平绥路以南（雁北）和以北（绥东）广大敌占区。这个地区包括东至阳高，西至大同、集宁、红格尔图。”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扩充部队，加强各级指挥机关，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加强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准备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等，积极做好扩大解放区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便按计划进行攻势作战。
根据这一方案，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分局和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于1945年1月至7月间，向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
1945年4月18日，毛泽东再电中共晋察冀分局，明确指出：晋察冀边区扩大解放区的主要发展方向，应放在热、辽和雁北地区，以便开辟察北和东北。
7 围攻辛中驿
根据晋察冀军区指示，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与军区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春季攻势的总方针是：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贯彻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经济封锁相结合，先由西而东，从白洋淀指向渤海边；尔后由南向北，席卷平南、津西，歼灭盘踞之敌；进而穿过永定河、子牙河、津浦路，协同冀东、冀察我军夹击平、津。
整个战役以攻克北平大名公路上敌人的坚固据点辛中驿拉开序幕。
对此，在《星火燎原》中收录的李健的回忆文章有精彩的描述。
辛中驿，地处北平至大名公路，位于任丘到河间之间，是连接两地的重要枢纽，地位十分重要。该据点工事坚固，有高达十丈多的主碉2个，还有副碉、暗堡。在据点周围建有外壕、铁丝网，在外壕和铁丝网周围，埋有两层地雷、集束手榴弹。守敌也比较多，驻有伪任丘县警备第2大队，人数150余人，配有机枪、小炮。附近大城有日军的山田大队，任丘有日军加藤中队。
伪大队长田文明，原是国民党军的营长，投降日本后，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两年前正是他一手策划了石门桥惨案，杀害抗日群众40余人。有一位小学教员一家6口，被他投入井中，然后填进石块活活砸死。他的兽性发作时，还经常在碉堡上向镇上瞄准开枪，说是打“活靶子”。
对此，当地群众恨之入骨，老百姓还编了一段歌谣，控诉田文明的罪恶：
阴间有个阎罗王，
阳间有个田队长；
有朝一日抓住他，
剐皮抽筋砸脑浆。
人民恨，敌人就爱，日军头目对田文明大加赞赏，说：“有田文明防守辛中驿，皇军可无挂虑。”经过研究，冀中第9分区首长决定拔掉这个钉子，铲除汉奸田文明。
鉴于辛中驿敌军防御较严，附近又有日军增援。为攻取辛中驿，分区决定先打山田大队，给他以教训，使其不敢轻易出城。
不久，山田率队到任丘一带抢粮。分区抓住这个机会，以第38区队、任丘支队和文新支队在金桥设伏。
4月13日下午，山田抢粮归来，八路军发起攻击，把500余鬼子压在西洋河的河槽里，抬不起头。
一直到晚上，日军才重新拼凑起来，利用夜暗，扔掉所有重装备，逃走了。
这一仗，歼灭敌军60多人，缴获大车百余辆。鬼子从老百姓手里抢的东西，被夺了下来。
打这以后，山田老实多了。
分区接到伏击胜利的喜讯后，当即决定部队出发，围攻辛中驿。当晚，部队就把辛中驿包围起来。
之后，八路军向守城伪军喊话，让他们投降。田文明死硬，不肯投降，还打电话让山田增援。山田刚挨了一顿打，险些丢了命，惊魂落魄，不肯出援。说：“我刚虎口逃生，实属侥幸，这回仰仗田队长自救吧！”
田文明放下电话，把山田臭骂一通，之后下令死守。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分区首长命令，开始攻击。
但攻了一次，部队未能通过外壕，梯子也被炸断了。
田文明以为八路军是吓唬他，没想到夜半时八路军真的把梯子架了过来，要不是梯子被炸断，八路军一定已冲进镇来。怕八路军再攻，田文明让人摆了一口大锅，里面盛满油，装上灯芯点燃，顿时四下里亮了起来。田文明还觉不放心，又让守城头的兵不时往外打枪，他自己则把上衣脱掉，抄起一柄大刀，在碉堡里吼道：“咱是中央军，前十年老子就是中央军的营长，对付你们这些土八路办法有的是。你们别想在我这里找便宜。”
长官喊，下面的兵也跟着吆喝：“鸡叫啦，你们快跑吧，明天皇军要来，小心你们的脑袋。”
死到临头，这伙家伙还拿鬼子吓八路军。
由于八路军缺乏重火器，要打下辛中驿并非易事。攻击部队决定先行围困，暂不攻击，研究战术。
一天，分区参谋长李健正与分区副政治委员王道邦总结攻击受挫的原因，第42区队政治委员李惠芹急冲冲地跑来说：“李参谋长，刚才任丘区小队有人提了个办法，说可以挖地道去炸碉堡，我们看这个办法不错。”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李健一听喜上眉梢，转身问王道邦：“这办法很好，任丘3、7小队挖地道最有经验，挖挖试试看怎么样？”
王道邦高兴地说：“这个建议我们应该马上采纳，这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第一次进攻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想更多的办法。我们必须把群众中一切积极的力量都发挥出来，才能取得胜利。”
最后李惠芹走时，王道邦又反复叮嘱道：“要广泛发动群众来做好这些工作。我们把坑道爆破、政治瓦解、夜间强攻三者结合起来，一定可以打下辛中驿。”
一发动群众，群众的热情更高了。他们说：“同志们，只要能给咱除了这个祸根，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