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近代风行一时的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那徐枕亚的《玉梨魂》，可算是一部代表作了。他名觉，江苏常熟人，和他的长兄天啸，有“海虞二徐”之称。他早年肄业虞南师范学校，和吴双热（恤）为同学。那时二人已善韵语，相互唱和，积诗八百多首，又一同操觚为稗史笔记。于前人作品，颇喜《游仙窟》及《燕山外史》二书的深情丽婉，词藻纷披。摹仿揣摩，枕亚写《玉梨魂》，双热写《孽冤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始基。
他们两人师范毕业后，都在乡里间执教鞭。不久，周浩在上海江西路办《民权报》，聘两人入馆，任新闻编辑。那《玉梨魂》和《孽冤镜》相间登载该报副刊，完全是义务性质，不取稿费的。《玉梨魂》受读者欢迎，更在《孽冤镜》之上，登完后刊印单行本，销路很广，这时《民权报》反对袁世凯帝制，被袁政府摧残停版。枕亚不得已，进“中华书局”为编辑，撰著《高等学生尺牍》，不料被上级沈瓶庵乱加窜改，他很不乐意。恰巧胡仪邧、刘铁冷、沈东讷辈合办《小说丛报》，便请枕亚为主编。他每期写短篇小说一二外，更把《玉梨魂》重翻花样，托言获得书中主人何梦霞的亲笔日记，为之细分章节，缀以评语，名之为《雪鸿泪史》，并加入许多缠绵悱恻的诗词书札，在《小说丛报》上赓续登载，没有等到刊完，即抽出刊单行本。原来该报社适逢年关，须付许多账款，单行本一出，读者争购，立刻收到一笔款项，一切都靠此应付过去了。《雪鸿泪史》抽掉后，他又在《丛报》上别撰《捧打鸳鸯录》(后刊单行本，名《双鬟记》)及《刻骨相思记》，最后撰《秋之魂》。可是不久他脱离《丛报》，也就不了了之了。
枕亚又编过《旭报》、《小说日报》，《小说季报》。在这些刊物上，刊载《余之妻》、《让婿记》，《蝶花梦》。更为《快活》杂志，撰《燕雁离魂记》，此外还有单行本《兰闺恨》、《情海指南》、《花月尺牍》等。后期作品，除《余之妻》外，大都由许廑父、陈韬园代为捉刀，原因是他沾染嗜好精力不济，懒于动笔了。他又嗜酒成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酗酒，可是他还是沉湎不拔，醉后倾跌，衣碎骨损，习以为常，朋好劝止，他也誓与酒绝，作《酒话》一卷，以为戒酒纪念，可是没有几时，又复一杯在手了。
谈到他的家庭，确是很可怜的。他的母亲性情暴戾，虐待媳妇。他的嫂子不堪恶姑的凌辱，自经而死。他和其妻蔡蕊珠伉俪甚笃，也不容于恶姑，其母硬逼他和蔡氏离婚，他没有办法，只得举办假离婚手续，私下把蔡氏迎来上海，秘密同居，后来生了孩子，产后失调，遽尔逝世。他伤痛之余，作了《悼亡词》一百首，刊成小册，分寄朋好。那时北京刘春霖状元的女儿沅颖(令娴)，读了他的《玉梨魂》和《悼亡词》，备致钦慕，便作书附诗投寄枕亚，欲从之为师。枕亚认为红颜知己，就此唱和起来。大约过了半年光景，枕亚向刘家求婚，可是刘春霖满头脑的封建思想，认为择婿应是科第中人，现在徐枕亚是一个浮薄写小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因而犹豫不能决定。于是枕亚和沅颖动了脑筋，想出办法，先由枕亚拜樊樊山为师，樊山和春霖素有交谊，樊山作伐，且善为说辞，春霖也就应允了。不久，枕亚北上，举行结婚典礼，当时《晶报》上登载《状元小姐下嫁记》记其事。枕亚一度为我写扇，右端钤着朱文小印“令娴夫婿”，可见他们夫妇的谐合。奈沅颖是娇生贯养的，下嫁之后，生活很不惯常，既而一病缠绵，就香销玉殒了。
此后 枕亚颓丧消极，更沉湎于酒，所有作品，大都委廑父、韬园代笔，号召力大大地减低。他独资所设的清华书局，发行《小说季报》，也因没有销路而奄奄一息，直至抗日战争军兴，他把书局和所有版权，一股拢儿盘给大众书局，自己悄然还到家乡常熟。常熟沦陷，他生活更形艰苦。一天，他正仰屋兴嗟，忽有人叩门，家无僮仆，自起招纳，来客挟纸一束，说自上海来此，因慕徐先生大名而求其法书，且备若干金作为润笔。他大喜收受，来客说必须和徐先生面洽，枕亚自道姓名，即为本人，来客看他衣衫不整，颇为怀疑，经枕亚一再说明，才把纸束并润资付之而去。及期取件。过了旬日，其人又来，说这个写件系徐先生的伪品，徐先生昔年曾和他的哥哥天啸合订“二徐书约’，书法珠圆玉润，不是这样僵枯无力的，坚欲退件而索还原润．可是枕亚得润，早已易米。恰巧有友来访，知道这事，便斥资以代偿。实则枕亚早年书法确很腴茂，以境遇恶劣，所作未免减色，加之其人先存怀疑之心，以致有此误会。
张恨水是怎样写《啼笑因缘》的
有人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也有人说：“他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旧派到新派的过渡者。”
恨水，安徽潜山县黄土岭村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六七年殁于北京，年七十二岁。名心远，喜诵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因取恨水为笔名。他抱着男儿志在四方的主向，不愿株守家园。听说苏州有一蒙藏垦殖专门学校，那是孙中山的拓边开荒的远大计划。他欣然前去应考，居然录取入学。学习蒙藏文略有成绩，可是仅一二学期，学校以费绌停办，他未竟其业，引为终身遗憾。不得已，他从陈大悲，组织进化团，专事话剧，拟藉优孟衣冠，为振聋发聵之举，奈又阻碍重重，未能尽如其愿，也就退出话剧界，就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一九一九年赴北京，任《益世报》编辑，并在报上写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一九二四年，任《世界晚报》编辑、开始写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当时虽博得社会的好评，但仅蜚声于北方，南方人士对他尚没有到耳熟能详的地步。
后来他又怎么在南方一举成名?这其中有着一段事迹。原来一九二九年，上海报界组织一个观光团，赴京津一带和关外，与北方报界相互联系，起一交流作用。当时各报都派代表，《新闻报》的代表，便是副总主编严独鹤。独鹤和老报人钱芥尘是很熟稔的，其时芥尘旅居北京，殷勤地招待了独鹤，席间相互聊天，谈到副刊登载长篇小说问题，独鹤是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连载的是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登了一年多，行将结束，颇思选择一较精彩的长篇小说，继续登载。芥尘便凑趣介绍了张恨水，说《快活林》历来登载的小说，大都以南方社会为背景，现在不妨发表以北方社会为背景的说部，使读者换换口味。独鹤很以为然，且独鹤对恨水的名字，并不陌生。他在数年前，曾在姚民哀所编的《小说霸王》上，读到恨水的短篇小说，觉得隽永有味，于是一拍即合。由芥尘拉拢恨水和独鹤相见，便口头约定。恨水便动起笔来，写了那部以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而具有北方风味的小说《啼笑因缘》。一经刊载，果然获得读者的好评，张恨水的名字也就广泛及于南北了。独鹤也很得意地说：“我任《快活林》的编者，《快活林》中有了一个好作家，说句笑话，譬如戏班中来了个超等名角，似乎我这个邀角的也还邀得不错哩！”这篇小说登完后，当时有许多读者，致函报社，请恨水续写下去。恨水本意，认为还是适可而止的好，续了反感嚼蜡无味。譬如游山，不要一下子完全玩遍，剩个十之二三不玩，以便留些余想。但拗不过读者继续要求的盛意，于是又写了十回，作为续编。那时又有添花锦上的评弹艺人朱耀祥、赵稼秋双挡，有鉴于该小说的受人欢迎，便请陆澹安编成《啼笑因缘弹词》，在书坛上弹唱起来，弦索叮当中，活现出书中主要人物樊家树、何丽娜、沈凤喜、关寿峰几个的鲜明形象来。这么一弹唱，作者张恨水的名字几乎成为妇孺皆知了。电影界又把《啼笑因缘》搬上银幕，拍摄的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这个消息，给一家规模较小的影片公司主持者某知道了，他抢先向有关机关登了记。及明星公司拍摄行将告竣，申请登记时，才知某公司已先行登记了。没有办法，只得和该公司的主持人相商。主持人坚决不肯相让，以致双方涉讼公庭。报纸记载这段新闻，做了义务宣传，这又使张恨水的名声更响了。结果还是明星公司化了一笔巨款，私下和解，才把拍摄的《啼笑因缘》归由明星公司放映。事后，恨水到上海来，他去看了这个影片，说：“演员很相称，拍摄技巧也很好，但分幕太多，把情节扯开来，似乎不很紧凑了”。他又去听了《啼笑因缘》的评弹，说：“限于方言，听不大懂。”
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新闻报》的老同事，很想合伙办一出版社，出些通俗小说。有鉴恨水的这部小说轰动一时，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新闻报》社购买了《啼笑因缘》的版权，刊印单行本，果然赚了很多的钱。上海世界书局主持人，便如法炮制，向北平《世界晚报》购买了恨水的《春明外史》版权，也刊印了单行本，当然也有利可图。这时各报副刊纷纷请恨水执笔，写长篇小说，甚至小型报编者，登门拜访，力恳恨水不弃葑菲，也来一个长篇，恨水情不可却，都应允了。在恨水写作的最高峰时期，同时担任十种长篇说部的写作任务。
恨水的单行本小说，真如雨后春笋，除上述二种外，还有《太平花》、《东北四连长》、《欢喜冤家》、《秦淮世家》、《夜深沉》、《现代青年》、《似水流年》、《秘密客》、《如此江山》、《平沪通车》、《蜀道难》、《热血之花》、《燕归来》、《新斩鬼传》、《金粉世家》、《落霞孤鹜》、《锦片前程》、《满江红》、《小西天》、《京尘影事》、《满城风雨》、《剑胆琴心》、《银汉双星》、《胭脂泪》、《铁血情丝》、《大江东去》、《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斯人记》、《魍魉世界》、《北雁南飞》、《玉交枝》、《乳莺出谷》、《孔雀东南飞》、《丹凤街》、《傲霜雪》、《纸醉金迷》、《巴山夜雨》、《秋江》、《水浒新传》等，不下百种。抗日战争时，又在重庆撰写《天府之国》。他的小说是随写随刊的，那篇《天府之国》，在两个地方、两个报刊，同时登载，那怎么办?便由重庆报社得稿后，用长途电活，读给某地报社编者听，随听随录，即行发排，问题也就解决了。
约在一九三三年左右，恨水携了他的次室避难，来到上海，这时他的至好王益知借寓《金钢钻》报社的楼上，就让出一间给恨水夫妇住宿。我这时正担任《钻报》主编，也就和恨水天天见面。他日间忙于朋好酬应，到了晚上，才埋首灯下写稿，往往写到深更半夜。他的次室年龄很轻，又复娇憨成性，经常要恨水陪她出去购物。到南京路最热闹处，车辆来往不绝，她不敢穿过马路，要雇人力车穿过去。她生了个孩子，仅一周岁，晚上她睡得较早，孩子不肯睡，便把孩子交给恨水，恨水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执笔写稿，孩子哭了，恨水不得已唱着歌，哄孩子安静下来。她临睡时，往往嘱咐恨水，倘有小贩喊卖火腿粽子，给买几只。凡此种种，不仅成为人们的谈柄，也可从中看到恨水写作之繁忙了。
恨水能诗，又能画几笔梅花。解放后，他定居北京，被聘为文化部顾问及中央文史馆馆员，还和我通讯，附着他所绘的一幅梅花送给我。后来他半身瘫痪，不能握管，音讯也就断绝了。他不幸死于十年动乱中，我的这幅仅有的梅花，也被“四凶”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