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时期，看到吕氏乱政，想到高祖刘邦的重托，周勃、陈平等老臣决心夺过吕后的兵权，恢复刘氏的帝业。
一天，周勃把军士们召集在一起，对士兵们说：“你们凡是拥护吕后的，就脱掉袖子，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就露出左臂！”周勃的话音刚落，兵士们都一下子露出了左臂，表示愿意拥护刘氏，听他的指挥。
偏是偏向一方，袒是裸露的意思，指露出身体的一部分，“偏袒”由此而来。现在使用这个词，它已不是“露出左臂”的含义，而是偏向、袒护一方的意思。结果，军中都左袒。后来，人们就管保护一方叫偏袒，而最初的偏袒却是指大汉王朝。
奸臣的伎俩：
走后门是人们对奸臣蔡京排斥旧臣的讥讽
据说北宋年间，宋哲宗死后，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为相期间，拼命贬谪和排斥哲宗时期的旧吏，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诗歌文章也不准流传。这种规定引起了民间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一次朝廷设宴，一些聪明的艺人就利用在朝廷宴会上的机会演出了这样的一幕戏：一个大官坐在案台中间，传判断案。有个和尚本要求离京出游，但查看其戒牒（指受戒僧尼证明）是哲宗年间的，就命令他立即还俗；一个道士遗失了度牒（指剃度证明）要求补发，一看标志是哲宗年间出家的，就立即差人剥下道袍，复员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附耳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钱，也是元佑（哲宗年号）钱币，该怎么办呢？”这个大官想了想，悄悄地说：“那就从后门搬进来吧。”这就是“走后门”的由来。为什么宋徽宗时期蔡京要排挤旧臣呢？原来这和王安石变法有关！
徽宗是神宗的孙子。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支持派也有反对派，两派相互排斥，不可共立，有新党和旧党之分。哲宗登基时，只有10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任用顽固派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全部废止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宋哲宗对于司马光与高太后的执政与压制感到不满。到了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敦、曾布等，恢复了王安石部分变法。
蔡京在宋神宗时期本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尽复旧人旧法，蔡京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一直委曲求全。到徽宗时期，开始尊奉熙宁之政，由于对变法开发的不同，对元佑大臣也开始了新的迫害。所以才上演了“走后门”这样一出戏来。
唐代之后，有两个凭证叫度牒和戒牒，本是用于限制僧尼的数量的。度牒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而戒牒则是由僧官机构及传戒师签发给受戒僧尼以证明其所取得的资格的凭证。古代度牒一般由尚书省下的祠部颁发，所以也称祠部牒。唐代的度牒都用绫素、锦素、钿轴制成，宋代一度改用纸造，至南宗仍旧用绫。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祠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戒牒并不具有官方色彩，它是佛教内部的一种管理制度，由僧官机构及其僧官直接签发，或由传戒师发给，社会上也较有影响。
在此故事中，因为度牒戒牒是旧时颁发，所有便再不具有约束性，说明了蔡京对元佑旧臣的全面打击。但是元佑年间印发的钱币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走后门”了！
风尘女子：
“出风头”最初是上海滩青楼女子卖弄的行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对外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欧美国家开始设立居留地。到光绪年间，半殖民地的上海已形成了“十里洋场”的商埠。商埠内数四马路最繁华。四马路上有座著名茶馆叫“青莲阁”，那时候一帮游手好闲的官僚、富人及纨绔子弟整日在那里厮混。“青莲阁”旁还有一家“升平居”茶座，附近棋盘街也开有“奇芳居”、“同兴居”茶馆。这些地方名为茶座，实乃歌妓卖艺赚钱的热土。下午三四点后，这里一片笙管弦乐、笑语嘈杂、车水马龙。不知道哪个老鸨想出的主意，为了招揽生意，让妓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风骚妖娆的，每天坐在敞篷马车上，从市区绕黄浦滩到四马路兜圈子，招摇过市，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应。女人们自嘲地把这种行为称为“出风头”。久之，上海滩上那些养尊处优、好追风的少爷、小姐，看见每天游来游去的丽人，觉得很“时髦”，也跟着“出风头”。他们雇辆马车，从四马路绕外滩至大马路，以显其阔绰、潇洒，偶尔还搭搭话，惹得马车行业红极一时。至民国时，上海滩的阔人们仍热衷于“出风头”，不过更注重“摩登”气派。比如夏日之夜，携娇妻爱妾或艳女，乘车于市郊转圈亮相，上海人皆称此为“出风头”。久而久之，“出风头”成为一句口语在全国流传开来，用于形容那些华而不实、招摇过市、沽名钓誉之类的行为。
上海是我国近代城市文化发展的标杆，在20世纪30年代，名字立于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列。其历史是这样的。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县城以北的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岸建立，1848年美租界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建立，1849年法租界也在上海县城与洋泾浜之间的土地上建立。这些租界是为避免华洋冲突而划出洋人居住区，因当时称洋人为“夷”，所以华人称租界为“夷场”。1862年，因不得对外国人称“夷人”，于是改称“夷场”为“洋场”。后来租界地区越来越繁荣，于是被誉为“十里洋场”。以后也同时泛指旧上海的繁荣。
青莲阁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华众会茶楼，“华众会啜茗品艳”曾被列为上海洋场一景，即使在江浙乡间村野，也是无人不晓，是四马路上的老字号茶楼。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青莲阁去，那里虽说茶还不错，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为了看女人。旧上海的妓女称为野鸡，她们领时髦之先，是时尚的风向标。因为照相术的引用，她们需用自己的肖像照装点房间，或印自己的相片送给客人。又因为大多在公开场合活动，如茶馆、书场、戏院和大妓院中的宴会厅等，所以她们对时髦的追逐已成旧上海的标志！
科举“破天荒”：
破天荒本是指荆南地区考生上榜题名
秦朝以前，我国选士依靠的是世袭制度。因为王与诸侯分封天下，制度外的人才只能靠入军拜将，文士只能靠名声做个“食客”“客卿”。汉朝，分封制度得以废除，皇帝正儿八经坐拥天下，此时国家需要的人才还没有正规录用的方式，须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比如汉武帝继位后，为求得人才，在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向朝廷举荐道德学问优异又有议政能力的人。六年之后，即元光元年（134年），再次下诏策试良才，并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从而形成了“举孝廉”“察孝廉”的察举制度。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才称为孝廉。如蜀汉李密《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魏晋时期开创的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又名九品官人法。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由他们评定人才等级，是魏文帝曹丕为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制定。九品中正制萌芽于曹操时期，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为曹操主持选举。所以不难理解魏晋时人好清议，从而产生竹林七贤这样叛逆的名士高人。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初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后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科举制度的诞生一般以杜佑《通典》始于炀帝大业三年的说法为准，
因为科举制度是逐级选拔，所以考取进士的人，都是地方选送的本地区成绩最好的，然后入京赴试。所以就选举人才的历史上，直到科举制度的成熟时期，才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说的是唐朝年间，统治者比较重视科举取士。但荆南地区派人参加京城会试的举人中，四五十年间竟没有一个能考中。于是，人们把荆南地区称为“天荒”，把那里遣送的考生称做“天荒解”，讥笑那里几十年没能有一个人上榜题名。
唐宣宗大中四年，送考的举人中，有一个名叫刘蜕，考中了进士，这才破了“天荒”。当时魏国公崔弦镇守荆南，欲赠给刘蜕“破天荒”钱七十万。刘蜕不肯接受崔弦所赠之钱，在给崔弦的回信中，写道：“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便是“破天荒”的来源，后人形容头一次出现的新鲜事为“破天荒第一次”。
无良贪官：
清末腐败官员敲竹杠却漏查私藏于船篙内的鸦片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近代鸦片贸易的序幕。英国东印度公司或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是一家股份公司。它是由欧洲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商人组成。1600年12月31日英皇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他们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起初主要贸易货物是棉花、丝绸、靛青、硝酸钠和茶。自17世纪中期始，东印度公司涉足于硝石贸易，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原料，大量用于战争。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如下权力：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等。1680年代，公司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拥有强大的有威胁力的军事力量。1711年，东印度公司首次在中国广东建立了一个贸易点贸易茶叶。1773年，在孟加拉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从此在中国也开始了长期的鸦片贸易。虽然中国在1799年重申禁烟，但公司仍从孟加拉通过贸易商和中介走私鸦片到中国广州等地，平均每年高达900吨。到1838年，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已高达1400吨，此时中国不得不对走私者处以死刑，并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监督禁烟。
这个时候，国内的走私贩子为躲避关卡检查，也是挖空心思藏匿鸦片。爱国官吏林则徐向清政府提出禁烟后，在广州海面等关卡派出官船巡逻，查禁鸦片。一天，一艘商船驶至码头，被缉私官截住检查。一个师爷抽着旱烟走上商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到了船艄，信手在撑船的竹篙上敲烟灰。这个动作吓坏了走私商人，以为师爷看透了秘密，慌忙把这位师爷拉到后舱，掏出一些银两塞到他手里，请他关照。师爷得到银子便没说什么，也不再去敲竹篙，随缉私人员下船去了。以后，“敲竹杠”的说法就传开了。用于比喻利用别人的弱点或以某种口实为借口来索取财物。
“敲竹杠”的故事说明，贩毒走私在清末非常猖獗，直到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才得以有所震骇。此次销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在1840鸦片战争爆发时，东印度公司就派出武装汽船4艘。鸦片毒害了中国一个半世纪，直到国家战败，才使国人普遍得以警醒。否则清末的贪官污吏还在彼此“敲竹杠”中偷以营生。
黄粱美梦是个什么梦：
卢生一梦80年看透虚幻欲望人生
唐玄宗开元七年，有个名叫吕翁的道士，因事到邯郸去。时当春末，气候暖和，吕翁进了一旅舍，打算稍作休息。刚坐下，便见一位穿着褐色短衣、骑着青色马驹的青年书生，朝草舍而来。
书生名叫卢生。俩人就近席地而坐，一边等老板蒸小米饭，一边交谈起来。言谈中，卢生长叹道：“人生在世，应该建树功名，享受荣华富贵。可我到今日依然一贫如洗，岂不悲哉！”吕翁听了，心想人生之意欲莫不如此，便说道：“年轻人，富贵功名终是过眼云烟，你想享受荣华富贵，我有一个办法。我这带着一个青瓷枕头，你只需枕着它睡一会儿，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富贵，就会近在眼前，希望到时你有所领悟！”
卢生说：“好，我来试一试。”说着，就接过青瓷枕头，枕着去睡。
卢生刚进入梦中，就有一扇大门打开了。他推开进去，就看到了他的家乡，回到家去。过了几天，有个丫鬟来传话，说的是清河县崔氏之女欲见公子。崔氏女，不仅长得十分娇艳，而且家中富有。卢生与她相见后，似曾相识。几个月后，便娶了她，同时带来了很厚的一份嫁妆。卢生的日子过得幸福美满。第二年，去应试，中了进士。
于是走马上任，先任渭南都尉，继任监察御史。过了三年，出任同州知州，又改任陕州知州。卢生崇尚禹舜公德，喜欢做治理水土的工程，任陕州知州时集合民众开凿河道，使阻塞的河流畅通，当地百姓都赞美他。于是，没过多长时间，他被朝廷征召入京，任京兆尹，即管理京城的地方行政官。
不久，边境发生战争，卢生邀功去镇守边防。卢生到任后，开拓疆土九百里。胜利班师回朝，迁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一时之间，载誉而归，位极人臣。
但是宫廷之中的尔虞我诈永远存在。突然一日，因奸臣的忌恨，给卢生捏造了许多罪名，把他打入牢狱。当妻子来看望他时，他哽咽着说：“当我官至知州时，修渠铺路，为民请命，人亦称道。家有良田五顷，也足可以自享荣华富贵。后强求功名，东征西讨，才落了这样一个下场。悔不当初，不如死去……”说着，抄刀来就要自刎，多亏妻子相阻，方免遭一死。不久被流放到偏远蛮荒的地方。
过了几年，皇帝察明真相，给他平了反，又重新任用他为中书令，封为燕国公。此时他已年过半百，有五个儿子。后来五个儿子都做了官，分别娶了五个大家闺秀，继而生下了十余个孩子。他的家庭也成为了当时显赫的名门望族。
八十岁的时候，卢生上疏告老还乡，皇上不予批准。将死时，他给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疏，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并对皇帝的恩宠表示感激。奏疏递上去后不久卢生就死了，皇帝赐他以国礼下葬。刚下葬，卢生就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仍在旅舍，吕翁仍在身旁。这时候，店主人造饭下进锅里的黄粱米，还未熟呢。
史载，卢生醒来后，无比惊讶：“原来我做了一个梦呀！”吕翁道：“人生之道，不过如此而已。”卢生沉吟良久：“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失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也。先生所窒我欲也，敢不领教。”言毕随吕翁出家学道。
“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于是卢生的“黄粱一梦”便成了世上最著名的梦。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本是道士出身的国师陶仲文动用国库重修了“吕仙祠”。嘉靖皇帝还敕赐“风雷隆一仙宫”的匾额。百年后，清朝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又分别修葺了“吕仙祠”，扩大了它的规模。
清人屈复诗曰：“梦作公侯醒作仙，人间愿欲那能全？从知秦汉真天子，不及卢生一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