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印第安文化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还体现在土著宗教层面，其中，部落拜物教话语的演变历史就是这种张力的集中体现。美国印第安文学中的拜物教话语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体。首先，拜物教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征，与土著物质文化、仪式、典礼、拜祭物、原始宗教相联系。其次，膜拜物，作为物质文化的表现形态，特别是作为文明冲突的见证和殖民经历的符码，还凝结着殖民历史的印记、********和文化冲突。在这个集合体中，我们看到潜藏在部落膜拜物中的********和文化冲突。另外，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物崇拜还反映了印第安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焦虑、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和对西方拜物教话语的反拨。正是这些矛盾决定了印第安文学中拜物教话语的复杂性，也为解读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提供了后殖民阐述的维度。
莱斯利·M·西尔科的长篇小说《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1991）是一部探讨部落拜物教的殖民语境和历史成因的小说，其对部落拜物教话语的历史变迁的描写呈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下土著部落物质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拜物教已经从原始宗教蜕变为殖民冲突史的物质集散地，隐含着作者对历史遗失问题的关切、对物中被删除的历史记忆的关切和对商品拜物教学说的再思考。《死者年鉴》是西尔科篇幅最长、最复杂的小说，融合了大约七十个人物和美洲大陆五百年来的历史，堪称鸿篇巨制。西尔科假借一本知古通今又能预知未来的《玛雅年鉴》，将欧洲殖民者及其后代在美洲大陆的胡作非为与土著居民受尽压迫、决意收复家园的故事并置，描述了白人社会道德沦丧、罪恶肆虐、生灵涂炭的可怕景象，指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白人对土著居民的暴行，强调土著居民一直保持着道德和精神世界的高尚和纯真，他们必须夺回自己的家园，才能拯救病入膏肓的美洲大陆。小说的结尾有如《圣经》中的《启示录》：已经延续了五百年的死眼狗时代行将结束，火眼金刚鹦鹉时代开始之际，由席卷美洲大陆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一个光脚的霍皮普韦布洛先知塔乔和他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孪生兄弟埃尔菲奥——发起，各派反白人势力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召开整体疗法药师大会，他们中有环保恐怖主义分子、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受尽压迫的黑奴后代和流离失所的印第安人等等。他们听见五百年来被白人野蛮屠杀的幽魂在大声疾呼，要摆脱白人对美洲大陆的欺压和凌辱；千百万死难者的鲜血和苦痛唤醒了非洲和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神灵，他们联合起来，要通过各种途径向白人复仇，毁灭性的天灾便是手段之一。火眼金刚鹦鹉时代可能会持续五百年甚至五千年，但美洲土著居民及其盟友最终会夺回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并将使它重现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死者年鉴》延续了《典礼》对土著居民与白人关系的关注，同样为土著居民所应享受的公平和正义呐喊呼吁，同样探讨精神救赎与社会改良的可能性，但《死者年鉴》更具历史感和政治性，且因提出暴力革命的可行性而显得更为激进。尽管有些评论家和白人读者认为《死者年鉴》对白人和白人社会的负面描写过于夸张，但谁也无法不正视书中提出的印第安文化的消亡、环境的破坏、精神世界的失落等业已困扰美国社会的问题。
为了快些进入主题，我们将简略小说情节的细节陈述，集中讨论西尔科小说中拜物教话语的特定含义及其呈现方式，阐述作为自我与他者汇集地和多重文化政治凝结点的拜祭物是连接原始宗教的纽带、抵抗殖民文化的手段和殖民历史的见证。西尔科小说中的拜物教话语已经从原始宗教脱变为殖民冲突史的物质集散地，隐含着作者对历史遗失问题的关切，对物中被删除的历史记忆的关切，对商品拜物教学说的再思考。本章最后讨论印第安文学批评中普遍使用的批评概念、理论范式、学术归类法的普适性与兼容性以及在土著文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拜物教话语：遗散的历史碎片
《死者年鉴》是西尔科继《典礼》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1年，小说以古代玛雅年鉴为线索，寻踪美洲遗失的物质历史和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小说标题中的“年鉴”指传说中美洲大陆文明冲突以前的古籍法典手稿。西尔科把这部年鉴想像为一部继玛雅文明被欧洲人毁灭后的三部古代玛雅法典的续集。这部法典预言了戈泰斯人的到来和欧洲人最终从美洲大陆彻底消亡。史实中现存的另外三部古代年鉴法典分别存放在三个欧洲城市（巴黎、马德里、德雷斯顿）的图书馆里。西尔科所虚构的第四部年鉴则是从16世纪流传下来的古籍，上面记载着土著先辈们的评点和遗训，被世世代代的土著人保存至今。
小说标题中的年鉴也泛指在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殖民侵略以前的手稿、文字、古籍和典章。美国玛雅族历史学家英伽·克伦迪尼（Inga Clendinnen）认为，玛雅年鉴是通过整理遗散的历史碎片、回忆和记录而成的产物，这些古籍或典章记录了部落土著居民的历史、习俗、宇宙观、日历和天文星相。小说中的拜物教话语指的就是不同时期、不同部族的土著文字记载和物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土著拜物习俗。这些年鉴均出自从墨西哥尤卡坦（Yucatan）半岛到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一带讲玛雅语的土著人之手。据说，自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大陆之后共有四部法典流传后世，现在仍有人在翻译这些法典；此外，从15世纪末到大约1880年间，还有各种用拉丁文写就的玛雅古籍，如玛雅族圣经《波普经》（Popol Vuh）和《齐兰经》（Books of Chilam Balam），或称《方士秘录》，或称《雅戈尔预言书》。
这些遗逸的法典都是具有预言性和启示性的。此外，对欧洲殖民统治终将消亡的预言则来自另外一些流传在美洲大陆的古籍、法典和年鉴，其中包括脱特克族关于切萨克特王复政的传说，讲述蒙特左玛投降戈泰斯王，拜其为神明的故事；阿兹太克族中广为流传的阿兹忒兰王的故事，西尔科在小说中把阿兹忒兰王描写为预言土著人暴动的先知。西尔科的年鉴法典指涉文明冲突之后的《方士秘录》。《方士秘录》以欧洲殖民侵略以前的玛雅王的名字命名，玛雅王因预言了西班牙帝国将入侵美洲大陆而受人拥戴，这些后来的古籍均用玛雅文写成，构成史书中记载的哥伦布以前三部象形文字法典的相关文本。
西尔科在挖掘年鉴体裁的所具有的断裂效应方面的努力容纳了北美当代多种叙事类型，如小品、戏剧和情节剧，并在小说里掺进复调情节和夸张手法来表现文化主题，采用了美洲土著文化传统叙事与现代文学样式相结合来讲述一个复杂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包括一位与自己的部落离异了的拉古纳族人、在美国边界走私军火的不法商贩、贩毒者、房地产投机商、诲淫诲盗的政客和国际犯罪团伙的头子等。看上去，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为研究多元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宽阔的素材，但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却展示殖民冲突历史的文化后果。《死者年鉴》讲述两个平行故事，西班牙白人社会的衰败和当今图桑国领土上印第安人、黑人和墨西哥土著人的大联合，验证了土著文化的崛起并收复美洲大陆的预言。虽然小说预言未来，但却涉及众多当代历史事件，如海湾战争、桑多罗·卢米诺索、1997年齐亚帕斯种族暴乱、土著人自治问题、1992年安忒大游行、互联网、1979年在拉古纳普布罗部落铀矿发现巨石蟒事件等，所有这些都指涉当代快速多变的美洲社会。
西尔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死者年鉴》中的历史预言时说，这部1991年出版的小说似乎预言了1994年齐亚帕斯地区（Chiapas）的玛雅族暴乱。小说的部分背景发生在齐亚帕斯，指涉当地土著人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小说于1991出版时，齐亚帕斯地区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和土地贵族阶层野蛮剥削的问题，小说对此做了详尽的描写。小说中描写的印第安人在雷卡和吉塔领导下的北上示威游行恰好与小说出版后齐亚帕斯印第安人三次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相吻合，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92年土著人为争取土地平等分配和自治权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从帕伦克到墨西哥城的“安忒大游行”。《死者年鉴》的预言和对当代历史事件的指涉打破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为解读当代国际时事政治和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关于小说标题中的年鉴一词及其所引出的拜物教话语，还有两点需要解释。其一是词源问题。《牛津词典》将almanac追溯到13世纪艾比尼亚阿拉伯语变体almanakh，但没有更早的阿拉伯语词根：“关于mankh的解释最早出现在闪语。Manay指界定、确定，mana指衡量、时间和命运。希伯来语中的manah指分配、指派、确定；阿拉伯语manaha指呈现，minhat指礼品。”所有这些定义都与时间的记载有关，西尔科推断，土著法典是衍生品。关于该词的地理语言学词根也很模糊，最初保存年鉴典籍的玛雅人在许多世纪以前征服欧洲大陆时把这个词带入地中海。
其次，作为部落拜祭物的年鉴还与土著文化相联系。在印第安文化中，记载时间、季节和文字具有灵性，日、夜、月、年都是神灵，almanac就是神灵的声音，“真正的神灵是由宇宙中全部的时辰构成的，因为没有一个时代或时段大得可以称神。我们的祖先都知道宇宙万物流转不息，逝者如斯”。在印第安神话中，“年鉴”记载并见证一年中的时辰和日夜，每一个时辰和日子都有神灵的护佑，这些神灵在冥冥之中计数着岁月的流逝。《典礼》中的塔克/瓦卡预言说，“政治是没有用的。最后只剩下大地本身，他们都将化为尘土，回归大地。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日子、年岁和世纪都是在宇宙中运行的神灵，永恒轮回，夜的神灵和日的神灵保佑他的人民。”
上文所引的文字与《典礼》中为泰尤治愈伤病的土著医生贝托尼的拜物教话语如出一辙：“没有故事，我们就一无所有。唯一能够治愈我们精神创伤的良药就是好的仪式”。贝托尼的“药典”里有树皮、草根、枝叶、草本、黄历等。贝托尼告诉泰尤说，“这些物件中都包含着活生生的故事。我把这些古老的典籍收藏起来，上面写满了名字，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记住物的历史。”《死者年鉴》中的拜物教话语也是一个具有美学和伦理意义的典礼。既然故事存在于物质之中，年鉴的珍藏者见证历史，使部落的集体意识在故事得以延续：“年鉴是业已消失的经验的替代物，是记忆和想像的复合体。”部落酋长尤弥这样描述他所珍藏的法典年鉴：“一个生物的精神不会因死亡而消失；其精神只是改变了形态而已，它会脱离肉体而获得永生。”
文化人类学家维恩·德洛尼亚（Vine Deloria）在《红色的神》中指出：“印第安人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是基于这样一种对生命的信仰：人是自然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死了身体回归曾哺育万物众生的大地。他们把部落群体和家庭看作宇宙整体合一，死亡只是在永恒生命中的一个短暂的过度而已。”部落的人都知道，白人看重物质和称谓，但他们一旦赋予某物以名称后，他们就忘记了事物本身。前辈印第安人说，这是欧洲人最可怕的地方；欧洲人无视世界的存在。这些历尽沧桑的法典本身就是历史见证的文化符号，“布满污渍、斑痕、褶皱、甚至人体气味的古代法典上留下的痕迹记录着人、地点和事件，这是白人所不知道的”。小说中提到的第四部法典年鉴《古代札记》（Ancient Notebooks）中就记载着“欧洲人的消亡”的古老预言：白人的世界不会长久，印第安人只需要等待，白人所谓的“明确使命”（Manifest Destiny）终将自消自灭，这就是让·鲍德里亚（见下文）所描述的情景。
《死者年鉴》刻意让读者见证古籍年鉴中所预言的历史。在第四部年鉴《古代札记》的书页边缘处密密麻麻写满了过去札记作者的手书印记，遗留着食物、酒和人体分泌物的污渍、斑斑血迹以及年鉴最近一位收藏者的生活怪癖留下的痕迹。这些古代札记、典籍和民间传说构成了西尔科的历史视角：非官方的、********的叙述者对于历史书写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西尔科所在的印第安帕布罗部落（Pueblo）文化传统使她对历史中繁衍、离散的叙事给予特别的关注。
小说中的人物是按照各自对待神圣典籍和膜拜物的态度来呈现的，这些物品在传递过程中携带着殖民历史的印迹，西尔科通过追踪拜祭物的历史痕迹来揭示其中的文化政治。土著人的文本生产和商业化既是个人和文化身份的符码，也是印第安人的现代性的标志。小说通过双胞胎雷卡和吉塔与祖母亚米之间的家庭纠葛，戏剧化地展现了年鉴膜拜话语的历史学意义。雷卡一方面搜寻遗失多年的家谱，另一方面找回那业已遗失的、与部落物质文化相联系的历史记忆，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翻译部落里现存的古籍手稿，试图破译其中的密码，这两条线相互交织，牵系着人物的命运，也预示着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在小说结尾处已见端倪。
祖母亚米把她珍藏多年的手稿传给雷卡和吉塔，寄希望于部落传统的延续，但吉塔则后来卷入非法贩卖土著文物的团伙，成为商品的膜拜者。这两个印第安孪生后代对待膜拜物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拜物教，一个是土著文化、与族群经历和身份相联系的拜物教，一个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拜物教，反映出印第安部族的分化、对传统的离异和商业文化侵蚀等现代性问题，西尔科对这两种拜物教话语做了区分。
与西尔科的前两部小说相比，《死者年鉴》有以下几个特点：形式上趋于一种拉古纳部落叙事与大众媒介相结合的杂交文体；情节上从单一的拉古纳文化圈扩展到北美多个散居部落的大文化圈；《典礼》主要展现部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冲突，而《死者年鉴》没有主人公。西尔科采用多重人物及其拜物教所代表的不同价值观来营造基于部落文化的叙事与欧洲中心论历史叙述的对比视角。拜物教既是印第安物质文化的标志，同时，物也使印第安人生活在殖民者窥视之下，成为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们的研究对象，古董商、文物贩子、走私者追逐的商品，物的传递标志着对拜物教的歪曲和向商品拜物教的堕落。在西尔科的小说里，膜拜物因此已失去了其原始品性，而成为自我与他者的汇集地：拜祭物不再是被殖民主体的对立面，而是多重文化政治的凝结点。可见，拜物在西尔科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具有核心地位，作者采用拜物教叙述这种“被污染”的话语正是要精确再现殖民冲突的历史：一方面，说明印第安人文明冲突前的宇宙观、精神境界和话语形式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这种杂交的叙事文体更真实地反映了美洲大陆现实语境下土著文化遭受侵蚀的状况以及部落文化的异质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尔科小说中的部落拜物教呈现为一种杂交的话语形式，同时也提醒读者注意印第安文化身份的复杂性。
西方拜物教话语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拜物教究其实质是对实物的物质本性的崇拜，在于把人本身的特性移到物质本性上：“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历史地看，早在原始社会，人类由于对大自然缺乏了解，将树木、太阳、大象、石头和自身的生殖器等等都曾当作神灵来崇拜，以求获得庇护。16世纪葡萄牙人在环西非海岸的非洲做贸易时发现这里的土著人把小型祭拜品当成护身符，于是葡萄牙人用feitico来指护身符。从feitico在拉丁语中的对应词factitius来看，大致意思是“做或制作”，即用符号来模仿。这说明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护身符不光是自然界中的植物或动物，还包括人工制造的物体。非洲土著人赋予它们以人的灵魂和性情，对其顶礼膜拜或施巫蛊，在意念中达到与它们合而为一。可见，这些feitico在土著人心目中具有极大魔力，于是产生了相通的“物神”概念，英语的fetish便是由此而来的。英语fetish一词的词源通常可以追溯到非洲黄金海岸一带发源的洋泾浜文化杂交的臆造词语，后来这个概念又移作他用，范围逐步扩大。可见，拜物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宗教意义上使用的；二是指宗教意义之外的其他用法，如马克思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三大拜物教，即像原始宗教中的物神崇拜那样对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物或现象。本章所论及的西尔科小说中的拜物教话语也具有双重含义：土著话语（拜物教）和西方话语（商品拜物教），前者与以原始宗教为特征的印第安人膜拜习俗相联系，后者指以商品经济为主要发展模式的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拜物教及其变体。
拜物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作为概念的历史也有二三百年，只是到了马克思的时候，才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和分析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虚假意识形态，即“商品拜物教”。值得注意的是，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说拜物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换句话说，“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是种和属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篇第1章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的标题上使用了表示所属关系的限定词“的”，即“商品的拜物教”。在《死者年鉴》中，商品拜物教是殖民文化的负效应，这与马克思的原意是一致的。
拜物教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在美国早期人类学理论中就已初露端倪。19世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F·H·库什（Frank Hamilton Cushing）用拜物教一词指称美洲苏尼人的文化习俗，在他提交给刚刚成立的“美国人种学会”的“1879年—1882年间苏尼帕布洛部落研究报告”和专著《苏尼人的拜物教》（Zuni Fetishes，1882）中，库什把苏尼部落习俗直接翻译成英语fetish。不过，这个译法是误译，或者说是一种习惯表达法，因为他所说的拜物教一词不是指“偏离常轨”的社会价值，或一个包容相互冲突的社会价值观的话语，而是指苏尼族文化中超自然的观念。库什的误译不过是语言学家艾波特（Emily Apter）所说的“语意错位”现象（semantic disjunction）：“fetish”一词在经历了不同语言、文类和文化之间的转换后，意义已变得相当模糊，歧义和可释性也增大，“正是这种创造性的误译过程赋予拜物一词多种含义，成为一个文学交流的共同语汇和一种词语表征，并充当了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从艾波特以降的理论家主要追溯欧洲人关于拜物一词变迁和演化历史，特别是欧洲与非洲的文明冲突史以及其后的欧洲人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对拜物教的阐述。
但是，库什在美洲大陆语境下使用拜物一词也造成了相当多的文化歧义：库什关于把拜物教视为统一文化系统之相关要素的主张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文化人类学主流理论大相径庭。通常，他们对土著文化把人的主体意识合并为崇“物”的倾向（西方哲学传统中物我对应关系），意在揭示这些原著民文化的落后和原始特征。在人类学考察中，“拜物教”一词标志着美洲大陆社群的文明程度和等级，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尔文主义盛行时尤为如此，土著文化中消除主-客体区别的现象有时被视为原始心理缺陷：土著人无法进行符号思维。因此，符号思维（symbolism），与拜物教相反，就成了衡量“文明”宗教的尺度。
例如，“宠物论”（Animism）就是19世纪人类学的流行词语，是人类学家E·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发明的，后来被H·B·亚历山大（Hartley Burr Alexander）用来泛指“把生命注入非生命的宇宙”的美国土著习俗。
泰勒对库什影响很大，包括库什的语言都与泰勒如出一辙：库什把“主体与客体的混淆”视为苏尼拜物教的结构性特征，但库什并没有以此作为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度，而是阐述高度发达的土著文化本身的内在统一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与通常把非洲拜物教视为其文化非理性的标志的欧洲学者不同，库什所代表的美国人类学派把拜物教视为理性的表征；另一方面，库什为土著文化混淆物我关系所做的辩护其实源于极度个性化的研究方法，主张西方人类学家应当从原住民的视角出发，并把土著文化视角作为其方法论的组成部分。
我们从当代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克利弗德（James Clifford）那里看到库什的影响。克利弗德把通过获得文化物品来改变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行为阐释为一种特殊的拜物教：“在较为亲密的层面上，不是把物体当作文化符号或艺术再现，而是要回归事物本身，那些业已失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崇拜物，不是作为离经叛道或异质文化的标志，而是作为我们自身的崇拜物。这种人性化的方法会使我们回归事物的本质。”克利弗德寻找一种更为积极的古物收藏形式，把古物收藏视为自我构建和文化修复行为：拉近物我的距离，感受物的精神和亲和力，使自我在单一文化环境下独立存在。
克利弗德把拜物教阐释为自我与文化他者关系的提法预示着一种特殊的拜物教话语的出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透明的邪恶》（The Transparency of Evil）一书中，对原始部落和现代科技文化中的拜物教作了如下解说，指出土著部落文化对西方文化所构成的潜在的威胁：
我们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去论证土著文化传统的合理性，或为其做人权方面的辩护，因为他们的文化复仇行为可以通过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复仇体现在土著文化对西方统治的颠覆。白人染上了土著文化的病毒、印第安的痼疾和土著民的疾病；我们扼杀了他们，现在这病毒已经侵入我们的肌体，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被殖民者的复仇绝不是体现在印第安人或其他土著人为收回自己的土地、争取自治主权方面所做的努力，而是体现在白人被迫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缺陷和多元性上。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些我们曾经认为已经死亡或被埋葬了的一切，那些我们窃以为曾被不可逆转的人类历史进步的车轮所抛弃的一切，并没有死去或消失；相反，它们很可能会反攻倒算——当然不是披着复古或怀旧的外衣（如我们用博物馆来处理历史陈迹的方法）——而是呈现为突如其来的暴力和无法抵御的扩散力，无论从怎样的意义上讲，它都在冲击我们自命不凡其实却异常脆弱的文化体系的心脏。这种复仇不需要从正面发起进攻，而是从内部动摇并震撼我们的防御系统，这就是他者的命运。
鲍德里亚所谓超越博物馆的物化、非怀旧式的文化回归点出了《死者年鉴》的政治主题。从以上的历史回顾看，美洲大陆的拜物教话语产生于文明冲突所造成的焦虑，它为西尔科剖析殖民历史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因为拜物教话语记载着欧洲中心论对原著文化的历史观察和文化人类学家在处理异质文化时视角的诸种变化，西尔科没有把拜物教作为单纯的原始部落的膜拜形式，而是作为一种衡量文化差异的尺度，隐含着土著部落视角与欧洲人视角共存并为文化政治所渗透的历史观。
拜物教与异质文化
鲍德里亚关于印第安人的反抗与土地无关的提法是西尔科不能苟同的；在《死者年鉴》中，回归土地的主题和对历史的诉求构成了土著反抗白人统治的主旋律。但是，他把拜祭物提升到异质文化层面，揭示其对主导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却是相当深刻的，与西尔科所见略同。拜祭物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异质文化的象征：“最终，所有关于他者的意象都归结为物的意象”，而在鲍德里亚此前的著述中，如1981年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按照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逻辑，拜物教则是被摒弃的对象：“拜物教粘连于符号所指物，是被抽去了内容和历史所指的符号，只剩下差异的标记，体现整个差异系统。”
在《死者年鉴》中，有灵性、会分泌和流血的拜祭物是（后）殖民话语的重要符码。书中提到一个巨大的来历不明的蛋白玛瑙石，它在土著人暴动中起着预言作用，这个用绳索、羽毛和可可叶子装饰的蛋白玛瑙石具有苏尼拜物的特征，对印第安人领袖塔克来说，它预示着印第安人对复仇的渴望。这些偶像物所分泌排泄出的汗渍、尿液和血液如人的肌体一样承载历史，是对既有知识体系的侵蚀；有灵性的拜祭物似乎知道自己的历史，具有神力，但这并非西方拜物教话语中的物神崇拜，也非商品拜物教。应当说，西尔科小说的拜物教话语隐含着对鲍德里亚所谓历史遗失问题的关切，对物中被删除的历史记忆的关切，以及对商品拜物教学说的再思考。
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学说主要基于资本运作原理与原始宗教的类比关系：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马克思揭示人类劳动和人类经验在产品上留下的印记，描述了社会构建所掩盖的劳动，但西尔科更关心这种掩盖的根源。西尔科显然认为，在如何对待土著文化精神问题上，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类比能否作为文化批评的工具是值得商榷的，而部落拜物教则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政治话语。西尔科没有把部落宗教拜物教作为单一实体来界定，而是揭示其潜在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品性，不同于马克思对资本运作过程与部落拜物教所做的类比。作为致力于为美国印第安人争取土地和权利的美国印第安作家，西尔科要为自己引证马克思和欧洲学者的行为做出解说。如此看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学说就成为《死者年鉴》中一个参照点。
小说中的安吉利塔是个印第安政治活动家，为印第安人民的权利奔走周旋，在谈到马克思对原始部落文化价值观所做的阐释时，安吉利塔指出：
马克思其实明白原始部落文化的真谛：制造者会把精神的一部分投入到产品之中，生命的火花或精神被注入这些普通的物品。可见，犹太人马克思和荒漠上的原始部落都懂得，个体离开其他人就无法生存。
马克思也是部落人和讲故事的人，致力于劳苦大众的解放。难怪欧洲人恨之入骨。马克思像部落的头人那样去调查英国工厂工人的生活境况，搜集政府的关于工人生活的文件，然后为劳苦大众们编制了一个美妙绝伦的故事。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个体的印记注定要被社会符号（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掩盖或抹杀。安吉利塔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物携带经验和历史的学说，另一方面，还论证了部落偶像膜拜还携带着些微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这是偶像符号上抹不掉的痕迹，作为文化复制品，它仍然承载着历史。部落拜祭物并非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论著《拜物教与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被抽去了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空洞符号；在安吉利塔看来，拜祭物中有无尽的故事和传说，承载着部落的集体记忆，通过叙述和仪式，使人回归历史。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西尔科本人对待拜物教的双重标准，拒绝把部落偶像膜拜与商品拜物教等而同之。我们不妨把前一部小说《典礼》与《死者年鉴》做一比较。在《典礼》中，商品拜物教被描写成资本的工具和邪恶的根源，与部落膜拜仪式水火不相容。主人公泰尤是拉古纳族帕卜洛混血印第安人（Laguna Pueblo），第二次世界大战退役还乡，回到拉古纳部落。战争经历使他心力交瘁，血缘问题也使他倍受屈辱。最后，纳瓦褐族医生贝托尼启发泰尤回归纳瓦褐族和拉古纳族神话传统，去寻找精神慰藉。西尔科借贝托尼阐述了重新解读历史、回归印第安传统的主张。其中，商品拜物教被描写成白人文化的痼疾：
他们看不到生命
他们目中所见
只是东西
世界在他们眼中
是死的东西。
回归自然、天人合一这种仪式化的疗法不仅治愈了泰尤的疾病，恢复了肌体的免疫力，还使他认识到科技对自然、战争对人类、物质对精神的破坏力。他站在铀铁矿里，诅咒美国政府的核武器生产和帝国主义的毁灭行径：“罗斯·阿拉摩斯位于距他东北方向一百多英里处，高高的电网和杰梅兹峡谷阻断了凶猛狮子的退路，这里是无止无休的灾难的源头，万物的临界点：生命和土地都被毁于一旦。”
小说中提到一个巨大的来历不明的蛋白玛瑙石。这个物神偶像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后来在土著人在美洲争取土地的计划里起着预言性的作用。蛋白玛瑙石具有苏尼拜物的特征：它被包裹着，用绳索、羽毛和可可叶子装饰的玛瑙石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物什。对塔克（小说的男主人公、印第安人领袖）来说，它是灵感的化身，他在其中窥见了预言的意象。
这个偶像物似乎饱受黑夜汗水的浸泡。一天早上，塔克发现在床边有一小涡尿水。塔克从那以后就不敢再触摸这个包裹。他以为警方杀了两个携带这包裹的秘鲁人，蛋白石玛瑙因此被触怒，渴望复仇。
其他与部落文化相联系的拜祭物（虽然并不具有部落宗教色彩）也有“渴望复仇”的人的能力；在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拜祭物都具有了灵性，拜物教观念在暗中聚蓄着力量，四处繁衍扩散。这个蛋白玛瑙石开始分泌出血液。塔克的雇主美纳多，图克斯塔尔的混血印第安人，想放弃自己的梅斯蒂左部落文化传统，投奔欧洲文化权力圈，后来成为一个南美革命组织的通缉追杀者。美纳多开始陶醉于防弹衣，防弹衣的技术性能和设计成为他借以区分和隔离自己的印第安部落传统与西方科技和文明之间的标志。最后，美纳多让塔克和一位来自南美的内线用手枪向他的防弹衣开枪射击。结果防弹衣失效，他被击毙。塔克发现在蛋白石玛瑙的底部有一丝血迹，于是联想到高科技也会在偶像膜拜物发生作用，这通常在土著文化中只有神圣物才会发生。正是这种神圣物与非神圣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在受到部落信仰观念影响的同时，其传承关系显露出强烈文化政治张力，代表了《死者年鉴》的拜物教的政治内涵。
小说中真正具有部落文化意义的纯正的神圣部落偶像物，如在“石头偶像”一章里所描绘的“小祖父”拉古纳石刻雕像，虽然没有被刻意呈现为拜物偶像，但也是整个拜物教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偶像最初被盗，后来又被收入少数民族博物馆的馆藏陈列品中，这些神圣物的历史也成为当地部落信仰的见证。祖父偶像被盗的故事情节与当代巨石蟒的出现相联系。巨石蟒是在早些时候1949年开掘的铀矿里突然出现的。巨石蟒成为革命暴乱的先兆。小说里巨石蟒昂首面向南方。与祖父神像的神圣偶像相反，巨石蟒不是纯粹的神圣物。虽然复获神圣物通常与复获过去的历史及文化传统相联系，但巨石蟒的意象则是不折不扣的非神圣化的偶像，预示着未来的变化。
同样，雷卡在搜寻丧失多年的亲人的故事，也与寻找遗失的物体和物质文化的记忆相联系。他的心理历程中一直在寻找那些亲人被杀害和失踪的线索，这线索交织在他不断地把部落族裔文化的古代手稿翻译解码，破译其中的秘密（“坟地”一章）。这两个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小说里充满了物质碎片、遗失的财物和过去失而复得的财宝。其中，物质文化所呈现出的拜物教话语关联着个体人物的命运：阿里奇亚的故事，蓝宝石成为阿里奇亚情感生活奄奄一息的象征，她被遗弃在美国与墨西哥交界的沙漠上。失去孩子的西赛在******里发现了替代品，吸毒成瘾。这些人与物的错综复杂的关联构成了小说的主题，预示着印第安部落内部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在小说结尾处已经初见端倪，通过具有文化内涵的拜物偶像的流通传递，交织着人物的命运。
在《典礼》中，物（科技）不仅是凌驾于自然的邪恶化身，还是殖民文化的象征，在《年鉴》里，拜祭物是承载部落历史记忆的物质形态；《典礼》中的商品拜物教是被批判的对象，《年鉴》把拜物教当作一种文化策略，体现土著文化对历史和身份的诉求。西尔科在《年鉴》里强行注入部落拜物教话语，迫使读者注意商品拜物教与土著膜拜传统的差异，同时还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精神与劳动产品之关系的学说做了折衷化处理，在商品拜物教学说能否作为批评工具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阐明拜物教并非印第安人的文化复古主义或对非异化主体的美好憧憬，而是折射着殖民文化主体的异质性特征，并置疑主客体两元对立的西方学术传统。
拜物教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是体现部落身份的重要形式，但其中隐含的精神与物质的融合又不同于机械自然主义文化观。美国印第安文学常常被误解为一种理想化的、向前科技时代社会的回归，西尔科把部落拜物教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合而观之的努力其实是还原印第安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只不过西尔科扩展了自然的定义，把科技产品和多元文化因素纳入自然的概念范畴，正视部落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提醒读者注意现代化进程中部落物质文化所具有的多元形态和不可逆转性。
《死者年鉴》预想一次包括印第安人、黑人、少数族裔政治团体、无家可归者和囚犯在内的土著部落大联合，组织者克林顿信奉海地巫笃教（Haitian Voudoun）和丹巴拉教（非洲及南美土著拜物教的混合体），作为非裔和切诺基部落的混血后裔，在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寻找文化归宿。克林顿保存了一柄钢刀，并为之设立圣坛祭奠，赋予它以超然的神力，因为“家族对刀的传统膜拜其实承袭了古老非洲的宗教信仰”。这柄刀的意义非同寻常，蕴含着有色种族共同的宗教历史：
从欧洲人把非洲奴隶贩运到美洲取代加勒比印第安奴隶时起，非洲的奴隶就一直在逃避奴役的枷锁，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当地残存在古老城堡内的土著部落幸存者结集在一起。在密林深处、崇山峻岭中，非洲奴隶们神奇地发现：许多非洲神祇的根不仅在非洲大陆，还在美洲大陆：巨蟒、兄弟之神、玉米神母等。于是，奇迹发生了：伟大的非洲和美洲部落文化携手并肩，汇聚着众生的精神。
克林顿没有把刀想像成奥古之神，也不认为部落人误把神坛上拜祭的巨蟒混同为美洲的神圣丹巴拉。在这柄刀和巨蟒里原本就有着神的精神；神在世间万物之中显现。
克林顿在拜祭物（战刀）中找到了残存的种族和部族文化经历的历史见证。他追寻着部落的物质历史，在部落信仰和膜拜仪式中发现了一种博大的“先祖精神”。克林顿考证，许多被贩运到海地的非洲奴隶都来自西非。这与文化史家约瑟夫·肯贝尔的考证相吻合：“这些颠沛流离的人民被强行从非洲故土劫掠到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加勒比。在那里，西班牙几乎对土著印第安人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和掠夺。”海地是一个由许多被奴役的族裔和种族构成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文化史家玛雅·德伦说，巫笃教是一种杂交文化的宗教，交织着多种族、族裔和部落文化的精神，因此它可以为克林顿领导的反殖民统治计划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巫笃教是西非人巨大潜能的见证，他们有能力构建一个融合非洲、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基督徒的整体文化精神，实行文化自救。”
小说中关于部落大联合的设想与海地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相吻合。从15世纪末西班牙侵占海地到1677年法国建立殖民地，海地人民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反抗殖民统治，此间，印第安种族濒临灭绝。根据德伦的研究，逃逸的非洲奴隶们在深山老林与残存的阿拉卡勘部落相遇，在随后的年代里，阿拉卡勘部落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与非洲部落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相结合，对1790—1804年间非洲奴隶反叛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最终导致海地共和国的成立，成为继美利坚之后西半球第二个独立的民主国家：
结果是印第安文化拯救了海地的非洲文化，因为印第安人为暴动的黑人奴隶提供了象征着民族解放的反抗神祇，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武士神祇不同于提倡天人合一的非洲部落宗教，为暴动的奴隶们注入了强悍的武士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印第安人借助黑人之手向白人复仇。
西尔科通过巫术与逆向思维，意在匡正把欧洲作为主体、土著人为他者的殖民意识。阿诺德·克鲁帕特把《死者年鉴》视为“反帝国主义的有力证据”。1992年齐亚帕斯印第安人为要求土地平等分配和自治权举行“安忒大游行”。这场声势浩大游行从齐亚帕斯向南，从帕伦克到墨西哥城，也是对美利坚自东向西拓疆历史的修正。让南下成为传统美国大一统历史叙述“明确使命”的替代词。
《死者年鉴》中的拜物教话语反映了多元文化语境下土著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拜祭物同时是连接原始宗教的纽带、抵抗殖民文化的手段和殖民历史的见证。我们之所以分析西尔科小说中的拜物教话语，是因为它已经从原始宗教蜕变为殖民冲突史的物质集散地。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矛盾逐渐激化，进入政治、社会和历史的中心地带。《死者年鉴》里的拜物教凝结并见证族裔、种族、文化和部落的历史，也为解读美国印第安人文化身份和现代性提供了别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