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时，评论家们习惯于引证司各特·莫马戴1969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黎明之屋》作为土著美国文学创作的经典叙事，并把其后发生的“土著美国文艺复兴”视为20世纪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盛事之一。这本无可厚非，但莫马戴文学成就的性质如何评价仍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莫马戴的成功及其文学声誉的鹊起引起人们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关注，也引发了原本对该领域冷漠无知的公众和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这是一段熟知的历史。然而，这种情形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莫马戴的作品究竟以怎样的主题、文字和风格迎合了主流文学趣味并最终进入了文学的正典的，却很少有人论及。《黎明之屋》将独特的文学思想、齐亚瓦族（Kiowa）的口述传统和主流美学的价值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以蕴含着深刻人文主义气息的文字和风格成为土著文学实践的经典，这一时期土著文艺复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正统学术界对土著美国文本内在价值的首肯。从此以后，主流文学界开始对1968年之后的土著作品慷慨接纳，并对美国土著文学的异质性充满溢美之词，这也使得土著作品的图书销量大增，同时也改变了美国大学英文系的课程设置。
毋庸置疑，土著文艺复兴确立了土著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无可争辩的地位，这一点从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大部头美国文学选集中可见一斑。但是，当土著作家撬开了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正典之门的时候，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界的许多人却开始反思土著美国文学文本的性质与功用问题。批评家如阿诺德·克鲁帕特就质疑以土著美国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框架的持续有效性。克鲁帕特指出，如果土著美国文学在思想上并非如人原来所想的那样整齐划一，因而存在着“寻根怀旧情结”与“后土著主义”之间令人不安的张力，那么，所谓“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土著声音的统一体观念就未免有曲解现实之嫌。同样，阿兰·威利则强调“文艺复兴”的多元性本身，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印第安小说中中产阶级主人公的出现标志着印第安小说关注点的转移，从描写部落群体的族群经历转向描写那些主要生活在白人中间但丧失或减弱与部落联系的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问题。从威利和克鲁帕特两人的言论看，评论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土著文艺复兴”所具有共识性的评价已经发生松动。如果把两人的评述放在当代土著美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来看，那么土著文艺复兴作为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和文化传统的回归这一壮举和成就也必然要放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评估，包括更广泛的渊源、先驱和思潮，展现土著美国文学创作更为丰富多彩的图景。
克雷格·沃马克也对“土著文艺复兴”的功用问题提出异议，对文艺复兴具体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表示关注，特别是关于“文学”与“非文学”样式的区分的合理性本身。沃马克指出：
不错，新兴的文学的确有着诸多正面的作用，但是，难道小说的边界就是最终否定土著人在非虚构世界中的地位么？难道我们可以将部落主权、宗教自由、条约权利、土地诉求、语言归属、部落教育以及其他影响着部落日常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问题置之不顾么？为什么土著人在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没有经历同样的复兴？土著文艺复兴的虚构作品有没有如实地反映土著社会的现实呢？土著文艺复兴，除了其正面价值之外，在虚构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中呈现土著人民，是否助长了消失的美国人之概念呢？这些的确是令人不安的问题。
还有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即，促成土著文艺复兴的文化偏好是否也强化了困扰土著人民多少个世纪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呢？小说中那些随心所欲的艺术再现是否取代了严酷的现实呢？是否因为只要土著人谈论文化、避而不谈政治就可以获得差异的声音呢？为此，沃马克提倡一种具有克里克部落民族主义特色的文学批评。民族主义或部落主义方法会关注某个具体部落的文学传统、阅读实践、部落人民的趣味喜好、部落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之，这要求将主权观念拓展到包括风格、样式等在内的文学问题，这些因素特别容易受到主流文学传统和市场压力的影响。
与沃马克一样，伊丽莎白·库克琳也采取主权主义立场，不过这一立场把世界主义（带有贬义的）与某些当代土著作家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美国印第安小说家：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和第一民族主权》一文中，库克琳批评某些当代土著文本放弃了部落具体的视角。在这些争议、商榷和再评价中，一个共识是，需要对作为一种审美传统和社会实践的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和功用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随着土著美国文艺复兴的历史持续受到研究，也随着人们对其他形式的土著文学传统的认识的扩大，对克鲁帕特、威利、沃马克和库克琳这些批评家的再评价很可能会成为重新评价美国土著文学成就的关键。
在政治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上，在莫马戴出版《黎明之屋》时隔四十年之后，另一位美国印第安小说家戴维·特洛尔（David Treuer，奥杰布瓦（Ojibwe）部落印第安人）也对土著美国文学创作的文学性提出了同样的诉求，但他却与莫马戴当年的文学追求截然不同。如果说莫马戴关于土著美国文学的高度赞誉建立在其普适性的人文价值观之上，那么与之相反，特洛尔的创作更强调形式主义—美学诉求。特洛尔在《土著美国小说指南》一书的“作者序”中指出：
有必要在把书籍解读为文化与把书籍解读为具有文化的暗示功能之间做出明确的界分。同样，应当（哪怕暂时地）摒弃所谓纯正性和身份认同之类的问题，从而重新定位我们的阐释重心：不再按照其创作的本源来阅读印第安小说，而是按照其目的地来思考它。也就是说，把注意力放在阐释一极，而不是生产一极。假如我们不得不去读土著美国小说的话，我们寻找的不是文化，而是风格。
在上述表述中，特洛尔显然是针对流行的阅读习惯而来的，人们通常习惯于把土著美国文学文本当做文化的隐喻来解读。特洛尔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定位”，“土著美国小说研究应当是对其风格形式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土著美国小说的解读应当对作品本身，专注于审美愉悦，从而使文学阐释能够保留文本的完整性”。显然，特洛尔的批评性语言与莫马戴的文学阐述迥然有别。这种表述的语言措辞不过是陈旧的形式主义文学分析模式的翻版，虽然特洛尔意识到这种形式主义的翻版可能意味着使批评家和作家们三十年的辛勤劳作无功而返，但他认为，为了使真正的文学探索中免于无谓的政治纠缠（纯真性和身份认同问题）冒这个险还是很值得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莫马戴与特洛尔的文学取向上分道扬镳：莫马戴试图确立土著美国文化文本在文学上的合法性，而特洛尔则要清除土著美国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主义要素。
莫马戴和特洛尔两人的文学努力代表着两种复杂的、相互冲突的文学价值观，展现了文学的美学、形式和风格要素如何影响着“土著美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正典的合法性依据的嬗变。同时，他们两代人之间的不同的文学理念和追求还说明当代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实践中美学要素的核心地位。土著美国文学实践、文学的主流机构对文学的定义与文学表现的形式和手段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构成了最近的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土著美国作家在过去四十多年来富于创造性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类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些都是与文学创作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尽管莫马戴强调文学的道德功用，特洛尔强调文学的美学效果，美学和形式问题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意义。莫马戴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诉求和特洛尔对形式主义美学的承诺都具有政治色彩。历史地看，尽管在土著美国文学研究内部围绕文学性的争论并非学界的首要关注，但这些争论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存在，它与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功用和价值等问题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围绕土著文学的政治性和美学功用方面最为激烈的争论莫过于“西尔科—厄德里齐之争”。这场争论是由西尔科对厄德里齐1986年的长篇小说《甜菜皇后》一书的批评引发的。西尔科主要针对厄德里齐本人的形式美学和叙事语言以及该作品的政治议题的缺失。西尔科的书评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这场争论毕竟发生在土著美国文学界两位最为知名的作家之间，但这种争论绝非文人相轻之类的争吵，而是涉及当代土著美国文学创作中美学与政治之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许多层面，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间的争论对探讨这一问题有着诸多启示。在文学史层面，这场争论印证了1968年以来土著美国文学批评中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在政治美学层面，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式和风格等美学问题的政治属性，文学的形式与风格的意识形态功用渗透在土著美国文学文本的讨论之中。在详细讨论这场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土著美国文艺复兴的评价做一简要回顾，这样做将有助于澄清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争对于近来土著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政治转向及其作为美学与政治之关系研究案例的长久学术价值。
西尔科—厄德里齐之争再评价
土著文艺复兴过程中早期的一些批评争论对于讨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有着重要启示，暴露出土著文艺复兴过程中土著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内部的问题。在这些论争中，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间的论战是最典型的一例。这场论战源于西尔科对厄德里齐1986年的长篇小说《甜菜皇后》一书的批评。西尔科的负面评价主要依据两点：一，厄德里齐的写作具有自我指向（自闭倾向），反映了个体的孤独和异化，而不是社会整体的问题。二，厄德里齐笔下的北达科他州“并不具有代表性，小说中个体自身的心理因素导致了冲突和张力，与种族主义或贫穷落后毫不相干”。因此，西尔科指责《甜菜皇后》政治上暧昧。西尔科的评论发表以来，只有一位评论家（苏珊·P·卡斯蒂罗Susan Perez Castillo）撰文专门探讨了这场争论，而其他学者（主要是厄德里齐的评论者）只是偶尔或间接地提到这个书评，通常都是对西尔科的批评不屑一顾，而对厄德里齐的政治美学大加赞赏。虽然这场争论对土著文学创作和批评本身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学界对这场争论的持续兴趣却引人深思。这场虽表面上看上去不动声色但暗地里剑拔弩张的批评论战究竟如何缘起的确引人深思。关于当今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功用和价值，特别是围绕土著文学形式与风格的价值评判问题，这场争论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它是否有助于说明克鲁帕特和威利所关注的、此前一直被忽略的土著文艺复兴内部的思想变化？还有，它是否证实了沃马克和库克琳的论断，即，“土著文艺复兴”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土著作品再现社会现实和土著人民的政治理想的“有效性”？对于以上问题，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间的这场争论的意义和影响仍然有着极大的探讨空间。正因如此，对于土著美国文学的政治美学，特别是关于风格和样式的价值评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以下将围绕这场论证的学术和政治背景来分析厄德里齐后来的长篇小说《羚羊妻子》（The Antelope Wife，1998）。从批评视角和方法看，对于“土著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和相对近期的作品的分析是不同的，这可以从克鲁帕特、威利、沃马克和库克琳的批评著述中可见一斑，但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文学风格的政治性问题。厄德里齐的两部小说《甜菜皇后》和《羚羊妻子》表明，文学语言和美学样式的确是讨论土著美国文学政治美学的最佳场所。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争的焦点。西尔科对《甜菜皇后》的批评首先集中于厄德里齐对语言的运用，用西尔科的话来说，厄德里齐采用的是一种“诗化散文”，认为小说中的文字“炫目浮华，空洞无物”，“雕琢造作，华而不实”。据此，西尔科将厄德里齐的《甜菜皇后》与“学术性的、后现代的所谓实验性影响”相联系。西尔科正是根据这些西方主流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痕迹，认为厄德里齐的小说“语言放荡不羁”，建构一种自我指涉的美学，反映了“那些与其他人除了语言和语法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个体的孤独和异化”。西尔科的措辞是有目的的，暗示厄德里齐在《甜菜皇后》中受到了主流小说创作的不良影响，玩弄文字游戏，渲染叙述技巧和圈套，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这种叙述方法与土著生活和部落传统是不相符的。“这种自我指涉式的写作与部落口述故事和现代小说所要展现的部落共同的族群经历相去十万八千里。”西尔科对这种叙述风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此风格化的后现代散文何以能够再现语言文字之外的现实世界呢？”
西尔科触及了美学与政治之关系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西尔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西尔科对厄德里齐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西尔科的批评针对厄德里齐文本中的三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内容和题材指涉层面，厄德里齐过于专注“心灵的复杂性”，探索人物的梦境、幻觉、幻想以及潜意识的深层结构。西尔科认为这种写法削弱了作品切入现实的力度。其次，这些心理因素在西尔科看来是通过一种“诗化散文”来展现的，语言软弱无力。最后，恰恰由于厄德里齐沉溺于她所擅长的这种心理描写，厄德里齐再现历史和社会现实方面表现得视野狭窄、力不从心。用西尔科那句异常尖刻的措辞来表述，“她（厄德里齐）笔下的北达科他州，个体的心理，而不是种族主义或贫困问题，构成了全部冲突和张力的根源。”这些瑕疵还表现在文化政治层面。西尔科认为，厄德里齐的人物大多深陷在封闭的精神世界的泥沼之中自哀自怨，不能自拔，同样，小说所指涉的外部世界——20世纪中叶的北达科他州——同样是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此外，小说缺乏关于保留区现实生活的呈现、对人物的社会关系流于轻描淡写以及对种族关系问题漠不关心，这些都引发了西尔科对这部作品整体政治意图的质疑。
在美学意识形态层面，西尔科指责厄德里齐的政治立场暧昧。虽然西尔科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个措辞，但她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厄德里齐的创作有着明显的迎合主流文学趣味的倾向。在风格上，语言游戏、自我指向和繁复的叙事圈套体现了作者执着于那些扑朔迷离、繁复多变的形式实验，而忽略了政治和历史关切，作者“用华丽虚浮的语言外壳，包装了浑浊不清的思想意识”。此外，厄德里齐刻意营造一种叙事的超然和距离感，从而与人物孤绝无助的内心世界相呼应。人的矛盾被呈现为源于心灵的阵痛，而不是源自种族压迫或殖民暴力给人造成的创伤。厄德里齐笔下的人物孤绝无助、深陷在两难的生存境地之中。正是厄德里齐对独立的个体意识的关注导致西尔科批评厄德里齐的风格与部落口述传统所承载的共同的族群经历相去甚远。西尔科言外之意是，无论是政治上、美学上还是思想上，厄德里齐的《甜菜皇后》都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西尔科并没有将这一点扩展开，但她的诘问却道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一部缺乏部落族群经历再现的土著文本在文化、政治或美学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时至今日，虽然西尔科的评论文章发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但西尔科对厄德里齐的激烈批评仍然有着持续的影响。最初论及这场论争的批评家苏珊·P·卡斯蒂罗将西尔科的评论视为“尖酸刻薄的批评”，特别提及西尔科对后现代小说及其与现实之关系的批评，并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评价与土著美国文学的文本阐释之间确立了关联性。卡斯蒂罗总体上赞成后现代主义和厄德里齐小说中的形式试验，因此对西尔科的评论加以反驳，认为西尔科的评论反映了“一种狭隘的族裔观念和对所指性的一种本质化的、逻各斯中心论的理解”。它建立在一种静态的、非历史的印第安性和关于再现的土著政治理想之上。如此看来，本质主义的倾向使得西尔科对小说中族裔的不确定性表示怀疑，这种僵化的政治美学理念使西尔科对厄德里齐的政治承诺视而不见。厄德里齐的政治承诺是以“含蓄、低调的方式来处理的”，而西尔科所坚持的本质主义身份政治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使她对《甜菜皇后》和所有其他“后现代”土著美国文学作品都做出了错误的评判。此后的大多数论者也都是从这个角度为厄德里齐的小说试验进行辩护的。
路易斯·欧文斯在1992年出版的那部有着广泛影响的美国印第安小说研究著作《他者的命运：美国印第安小说研究》（Other Desitinies：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中也指出：
印第安身份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关切，文化冲突也没有被明确地呈现出来：既没有明确地揭示种族主义，也没有关于印第安文化身份的丧失而导致的切肤之痛。《甜菜皇后》中所有的人物——无论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不加区分地被置于同一种境地。但是，奇怪的是，西尔科在抨击这部作品（《甜菜皇后》）没有突出展现美国本土对印第安人的邪恶的种族主义问题时，似乎还对所有具有印第安人身份或混血印第安人身份的作家约法三章，要他们都必须横眉怒目、刀光剑影、言辞激烈，这种约束根本没有给印第安人经历、生活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留下任何余地和空间。这恐怕也不是西尔科在她自己后期创作中的所作所为。
在1999年出版的文集《厄德里齐的齐佩瓦族背景》中，罗伯特·A·莫里斯（Robert A。Morace）有两篇文章明确谈及西尔科与厄德里齐的争论。在谈到《甜菜皇后》中的狂欢主题时，莫里斯也与卡斯蒂罗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同一部文集中，编者艾伦·乔坤（Allan Chaukin）从另一个角度论及厄德里齐1993年对《爱药》一书的修订。乔坤指出，厄德里齐之所以扩展了这部1984年的获奖作品，其实是为了更巧妙地展露其政治美学。乔坤的评述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他不仅再次提及所谓“含蓄”的政治艺术，而且还暗示厄德里齐的修改本身反映出她本人对其小说中的政治问题的敏感性。只要我们仔细审读1993年版《爱药》中所做的大量修改和增补就不难看出，1993年版的《爱药》比1984年的旧版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意识。厄德里齐强调，“任何一个关于人的故事都是政治的故事”。作家不一定要在小说里开诚布公地阐述政治见解来表明其政治立场，因为这种公开表达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比起那种说教式的抗议小说来，含蓄但艺术性强的作品更能够打动人心，更有感染力。艺术先于政治，政治必须隐含在艺术之中，这就是厄德里齐修改《爱药》的初衷。但是，对于那些坚持政治高于艺术的印第安作家和批评家而言，厄德里齐的创作显然缺乏战斗力和应有的政治承诺。
另一方面，虽然西尔科堪称土著文学界的元老，但在批评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支持西尔科的强大群体。不过，在支持西尔科的人中也确有着重量级的学者和评论家。例如，伊丽莎白·库克琳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要把西尔科的评论视为一种攻击，而是“一个真诚地去理解究竟是什么因素取代了作为文学中的文化力量的民族问题的讨论”。还有，路易斯·欧文斯在《混血的声音》一书中对他此前的批评立场和言论有所修正。欧文斯指出，“虽然我在1992年的《他者的命运》那部书里，我强调厄德里齐对摧毁土著人民和社群的内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描写，与西尔科有分歧，但西尔科的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里的所谓“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指的是什么，欧文斯在后来的《混血的声音》中对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的《印第安杀手》的评论中做了清晰的阐述：
显然，在阿莱克西的小说中，有时候暴露出西尔科在厄德里齐最优秀的作品中发现的那种浮华造作，强化那些白人读者渴望看到的关于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更为糟糕的是，非印第安读者在阅读阿莱克西的作品后会有一种感觉——就像西尔科对厄德里齐小说的评价一样——无论作者怎样义愤填膺，但归根结底，印第安人的命运好像只能怪印第安人自己。
欧文斯的这段评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本人对这场争论中左右摇摆的态度反映出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第二，他以这场论争为佐证来对其他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一做法本身也很说明问题，说明这场争论对土著美国文学批评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三，他在两本著作中批评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一种合理的朝向，即趋向于一种更为严谨的政治美学。
虽然关于这场争论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它的确提起人们注意土著美国文学的政治维度。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许多厄德里齐的支持者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西尔科的论点，即旗帜鲜明的政治趋向是土著创作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些批评西尔科的论者，如卡斯特罗和欧文斯（1992年），他们指责西尔科对土著作家约法三章的本质主义者立场。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土著文学创作的政治性命题本身提出过任何质疑。事实上，在今天，学界关于土著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政治写作已经达成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与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争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尽管学界关于土著文学的政治性已经达成共识，但这种政治性的存在形态和方式，即文学文本如何表现这种政治性，即政治与文学风格的关系，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文所描述的学界的分歧包括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其中包括卡斯蒂罗会这样的后现代评论家和库克琳这样的民族主义学者。从这场争论的背景看，厄德里齐的小说一直是、现在仍然是集合了政治和美学之张力的经典案例。厄德里齐的小说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从这方面看，厄德里齐1998年的《羚羊妻子》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小说对历史的复杂化处理方式：作者有意采取了一种远距离的对奥吉布族印第安人生活的处理方式，仿佛隔岸观火、雾里看花，而不是真真切切的关于殖民主义之前和之后的奥吉布族人生活的历史叙述。对厄德里齐小说的评论并非要证明西尔科与厄德里齐孰是孰非，而是意在指出，文学形式和风格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这一点是我们在考察当代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和功用问题时必须注意的。
《羚羊妻子》的政治美学
厄德里齐的1998年的长篇小说《羚羊妻子》出版时，对厄德里齐的读者来说，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但又有些陌生的感觉。所谓陌生是因为这部小说中的场景不再是此前厄德里齐在其麦琪玛弥陀系列小说（Marthimanito Series）中所虚构的神话般的齐佩瓦（Chippewa）印第安部落背景。此外，《羚羊妻子》还引入了新的人物。所谓似曾相识，是因为这部小说融入了厄德里齐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作品中常惯的主题：印第安部落的家庭、爱情、死亡、历史、延续性和失落等。不过，在《羚羊妻子》中，厄德里齐又回归了在其此前的小说（《痕迹》）中的主要关注但没有展开的历史主题，具体说是对19世纪后半叶美国殖民政策对奥吉布族（Ojibwe，齐佩瓦族印第安人的一支）印第安部落的影响和后果所做的历史性再现。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哲学思考构成了厄德里齐小说的主要特征，这对于1998年的厄德里齐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如何解释厄德里齐在《羚羊妻子》中回归历史的趋向？可以说，重归历史题材意味着回归政治，如厄德里齐在《痕迹》中所做的那样。如乔坤对厄德里齐1993年关于《爱药》所做的修改那样，重新回归历史题材标志着作者本人对评论界关于其小说的政治暧昧性的一次回应，可以说，这种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过。但与《痕迹》不同，《羚羊妻子》并没有运用历史题材来阐明西尔科、库克琳和其他评论家所期待的那种激烈的（或者说锋芒毕露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正如劳拉·福尔兰（Laura Furlan）所指出的，在《羚羊妻子》中，厄德里齐旨在“发现和探索历史的诸多层面，以展示所谓‘部落性’和‘世界性’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宏观上看，《羚羊妻子》的确采用了历史题材来表达一种存在主义的人文关怀，既有对土著部落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的细节描写，同时又有永恒人性普适性价值和意义的戏剧性的深度考量，正是这种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普遍的结合渗透了厄德里齐小说的政治美学。小说中模糊的部落历史的呈现和相当风格化的中产阶级文学审美趣味引人思考厄德里齐小说中的美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新一轮思考和讨论，争论的焦点仍可追溯到此前在“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争”所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延伸到美国土著文学研究中关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旷日持久的论争。
在讨论厄德里齐在《羚羊妻子》中对历史的回归及其政治性之前，有必要对小说的主要情节做一介绍，因为这些情节可以说明厄德里齐在小说中对历史的处理策略。《羚羊妻子》中有四条情节线路。第一个情节是关于克劳斯·沙瓦诺（Klaus Shawano）和甜心卡里克（Sweetheart Calico）
（羚羊妻子）的故事。卡里克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传说中的羚羊部落印第安人的先祖。这个情节主要描写痴迷的沙瓦诺把卡里克从蒙塔纳强行诱拐到米阿布勒斯家中的前因后果。该情节的冲突源于两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对卡里克来说，城市里孤独寂寞的生活，特别是大都市的消费习惯和商业化让她无法适应；而对克劳斯来说，无法遏止的寂寞、惆怅和无聊导致酗酒无度，四处流浪。克劳斯放浪形骸的生活，迫使卡里克向克劳斯的亲友求助，使她在这座冷漠的城市更加孤独寂寞，虽然最后两人都回到了西部草原但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小说的第二个情节线路比较复杂，涉及小说中所有人物并与另外几个情节线路相互交织。其中包括罗森·罗伊（Rozin Roy）和理查德·比尔斯（Richard Whiteheart Beads）两个家族的悲欢离合，复杂的婚姻、家庭和情感纠葛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要动因：罗森和弗兰克·沙瓦诺之间的情感纠葛、理查德毁灭性的嫉妒、迪马（理查德和罗森的女儿之一）的惨死以及最后理查德的自杀。这些事件将小说中的两大家族（罗伊家族和沙瓦诺家族）成员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并把罗伊·W·比尔斯（Roy Whiteheart Beads）的故事与克劳斯·S·卡里克（Klaus Sweetheart Calico）的故事相互交织。小说情节的扑朔迷离，人物的命运变化多舛、世事的不可预测，所有这些烘托出印第安人历史命运的主题。正如小说中的隐喻所示，殖民主义受害者们“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四处散落，然后又以新秩序和新的丝线被穿连起来”。或许，在厄德里齐看来，这些所谓“新秩序”（new patterns）向当代土著人昭示了新的未来，特别是城市作为重新进行文化整合和自我修复的空间，为重新书写土著美国人的生活篇章提供了新的机遇。
《羚羊妻子》的另外两条线路为前两个情节提供叙事的框架。其中之一涉及小说开头的19世纪末殖民历史背景，构成了小说宏观的历史背景。斯克兰顿·罗伊（Scranton Roy）是个教友派教徒，被心上人抛弃后，加入了美国骑兵，奉命随军前去镇压明尼苏达州的土著人起义，但却错误地袭击了奥吉布族村落，杀害了一位老妇人。随后，他救下了捆绑在狗背上的一个印第安婴儿，并收养了这个孩子。从此，开始了罗伊家族与奥吉布族印第安家族沙瓦诺和比尔斯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在小说结尾，老年的斯克兰顿仍然在为他年轻时杀死的那位印第安老太太备受良心的谴责。他立志找到这位老人的家人，以补偿自己的罪过。总体上看，上述几条情节线路都被置于斯克兰顿·罗伊的殖民历史叙述框架之下。作者通过繁复的情节、多舛的命运、如烟的往事，展现了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几代印第安家庭的悲欢离合和印第安部落的悲惨命运。在小说最后，不知名的叙述者沉思道：
不知这些如烟往事，新仇旧恨、痛苦和背叛是否有着某种明确的格局？究竟为何？难道我们不过是在讲述某个非秩序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把我们连在了一起？究竟是谁在编织这幅美丽的绣花图案？你是谁，我又是谁？我们是编织者，还是只是被编织进这片土地图案中的一片彩色玻璃？这些问题的确令人困惑不已。我们翘首眺望，试图看到世界的另一边，却只能窥见丝线上下一颗珠子和那只穿珠子的女人的手，日复一日，地平线上忽闪而过的那根针。
从小说的结尾看，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部专注于连接齐佩瓦部落家庭今昔命运的小说，为什么要在最后放弃小说的历史关切而采取关于不确定性的哲学沉思和本体论追问来结束呢？作为一部致力于重新确立齐佩瓦族人支离破碎的历史文化和及其连续性的小说，为什么要沉溺于这种非历史化的关于生存问题的抽象沉思呢？作者为什么要以形而上的追索来取代对于社会和历史的细节及其意义的探讨呢？
这些是厄德里齐小说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例如，劳拉·福尔兰（Laura Furlan）认为《羚羊妻子》是一部描写城市流散主题的小说，以寓言的形式再现奥吉布族印第安人的历史离散和探寻文化身份的历程，但小说中所描写的交织在纷繁复杂的“明尼苏达州多元文化大潮”中的印第安人的命运已经不再清晰可辨。福尔兰认为，厄德里齐对生活在现代大都市和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奥吉布人生存境况的描写缺乏质感，显得凌乱模糊。与之相反，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le）认为“厄德里齐在《羚羊妻子》中勾勒的多元文化图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土著美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它在这片生机盎然、不可征服的土地上绵延不息，保持着超然的神圣”。与福尔兰不同，利特尔把小说中历史的不确定性视为厄德里齐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厄德里齐暗示，人类自身的局限使我们无法认清那些左右着我们生活的神话、秩序和命运的轮廓……厄德里齐之所以强调神秘性、不确定性、多义性和多元文化或跨文化情景，是因为要精确地表达奥吉布乃至土著美国文化在瞬息万变、危机四伏的文化环境中去谋求生存的艰难境况，这种叙事策略对表现小说的这一主题是恰如其分的。
可见，福尔兰的社会历史学方法意在挖掘现代都市中奥吉布人的生活侧面，而利特尔则侧重强调小说中关于不确定性的哲学冥思和主题意义。福尔兰和利特尔的两种相反的解读恰恰印证了《羚羊妻子》在处理土著历史再现中反映出的文化政治与小说美学之间的张力。虽然两位批评家都注意到小说对奥吉布族印第安人在现代大都市和多元文化环境中生活境况和个人命运问题，但两人对“文化的交叉与融合”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历史再现的问题
在《羚羊妻子》中，历史再现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小说的两条情节主线力图再现当代城市混血奥吉布印第安家庭的生活经历和历史境遇，这些社会历史问题在小说中的确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其实，在厄德里齐所有的作品中，历史都有着重要地位，部落、个人和家庭的历史与群体或部族的大历史相互纠缠，相互映照。这种历史叙述视角使厄德里齐的小说具有敏锐的政治性，这在《羚羊妻子》中也不例外。不过，由于作者过于沉溺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历史被抽象的玄思冥想所淹没或淡化。叙事语言的模糊性、繁复的叙述圈套、不确定的情节结构和自我指涉性很强的叙述框架，凸显了小说的元叙事符号，导致小说偏离了殖民历史批判主题，使原本鲜明、具体、有力的历史指涉性大打折扣。此外，虽然在小说叙述中19世纪末的殖民冲突历史与经历过这场冲突的印第安人后裔的当代故事并置在一起，但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没有充分展开，作者似乎无意将情节追溯到特定历史事件或时期来揭示历史的前因后果，揭示当代印第安人命运的历史根源。奥吉布族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及其性质仅仅停留在寓言层面，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与《痕迹》相比，《羚羊妻子》显然不是一部具有深刻寓言性的历史小说。关于其中的差别，路易斯·欧文斯所言极是：
《痕迹》描写的是厄德里齐前几部小说（《爱药》和《甜菜皇后》）中颠沛流离的印第安人所经受的灾难或困惑，呈现家庭、部落和社区之间复杂但却很脆弱的关系。《爱药》侧重描写那些穷困潦倒、孤独寂寞、濒临崩溃的边缘的个体的命运，而《痕迹》则通过纳纳普什的自述，见证联邦政府和部落官僚为控制掠夺保留区土地而采取的阴谋手段。
在欧文斯看来，《痕迹》与厄德里齐其他作品的小说美学和政治策略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建立在小说的社会和历史指涉性层面。在欧文斯看来，《痕迹》是一部典型的厄德里齐式的历史小说，有着具体的历史关切和社会内涵，关注20世纪初安尼施奈比族印第安草原部落（Plains Anishinaabe）在经历了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土地分配制度后的悲惨命运。换句话说，欧文斯对《痕迹》中的历史关切大加赞誉的同时，也批评厄德里齐其他作品中历史的缺席，因为在这些小说缺乏明确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模糊的、没有明确的地域”），但是，因为这些作品之间有着关联性，《痕迹》似乎为其他作品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政治框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虽然也经受了《痕迹》中的人物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穷愁潦倒”，但从时间上看，这些悲剧却起因于一部早期作品，而后来的作品中并没有对这些历史成因做交代或铺垫，而且这些作品本身也没有明确的历史指涉。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熟悉厄德里齐麦琪玛尼托印第安系列小说（Machimanito）的读者来说，历史的缺失似乎并不是问题，因为这些作品，如《痕迹》、《爱药》、《宾格宫殿》和《燃烧的恋情》，虽然独立成篇，但都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创作框架之中的组成部分。对这些读者而言，《痕迹》的历史背景可以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一个必要的历史框架，渲染或营造小说的历史氛围。从宏观角度看，把《痕迹》视为厄德里齐的全部小说的总体框架是较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当然，《痕迹》是厄德里齐的第三部小说（尽管这是她着手的第一部作品），如果从厄德里齐小说出版的先后顺序看，《爱药》和《甜菜皇后》中历史背景和殖民语境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们不禁要问，在以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为历史时段的小说（《爱药》和《甜菜皇后》所覆盖的历史时期）里，厄德里齐为什么没有对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做出详尽的交代？欧文斯指出，虽然这两部作品触及了许多社会和历史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反殖民话语（如《爱药》中对“历史错位和种族压迫”给土著居民造成的负面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描写），但《痕迹》具有“公开的政治性”，相比之下，其他作品的政治性并不明显。
可见，小说美学与历史指涉性的关系的确是厄德里齐小说批评的关键。评论家马文·麦格拉纳（Marvin Magalaner）认为，厄德里齐小说中，小说美学与历史话语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在《爱药》中，历史指涉性让位于故事本身，政治让位于美学：
路易丝·厄德里齐在《爱药》中无意构筑一幅宽阔的历史和社会图景，或呈现种族关系的复杂历史。读者尽管可以假定这些要素的存在，但作者的意图显然不在于此。厄德里齐的主要关切在于，喀什普和拉马丁两个家族及其成员之间的感情纠葛，刻画两个齐佩瓦族印第安家庭的命运中所体现的人类生存境况……对作者而言，人物所象征的理念或原则远没有人物本身重要。
麦格拉纳对《爱药》的评论也适用于《羚羊妻子》。如其所说，《爱药》是以家史为主要架构的。如果说家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那么这种形式本身也体现了厄德里齐小说的政治性。在《痕迹》中，家族历史成为那一时期部落历史、社会和文化状况的表征。弗劳尔体现了纯粹的部落传统主义，纳纳普什代表着传统与同化的混合体，露露则象征着传统与现代性语境下的部落未来。在《痕迹》中，家族的命运与部落的历史同步，成为社会历史的缩影。但在《爱药》或《羚羊妻子》中，情况就不同了，历史与家史的关系停留在家族谱系层面，并没有得到扩展。
由于厄德里齐对家族谱系的持续关注，评论家们往往把厄德里齐的小说与福克纳和托尼·莫里森的作品相比较，但这些比较研究都有很大局限。例如，在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小说的政治性是通过文学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小说中1840年至1963年间美国黑人的历史是通过追溯主人公米克曼家族谱系来展现的。谱系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浓缩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在莫里森异常风格化的历史叙述中，历史通过谱系展现出来。《所罗门之歌》所呈现的家族谱系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美国黑人的政治上尚不明朗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形式。换句话说，莫里森的小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大规模的黑人政治运动没有形成的原因。
相比之下，厄德里齐的小说要复杂得多。厄德里齐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小说再现了自土地分配政策时期以来大草原奥吉布族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但厄德里齐小说是在历史叙述中来呈现印第安人家族命运变迁的，其中，历史不过是家族谱系的一种特殊隐喻而已。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凯利·罗伊这个人物身上。罗伊试图寻找自己与家族历史的联系，这种身份探索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回归家族与部落文化获得的自我认同。就凯利而言，获得自我认同的障碍就是身份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它主要来自于她的两个孪生姐妹的祖母，玛丽和索斯。二人与同一个白人、凯利的祖父奥古斯都·罗伊二世发生了性关系，但她们都不愿意透露（凯利的生母）罗森的真实身份。可以说，罗森拒绝给她的两个孪生女儿起印第安名字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她主动背离了齐佩瓦部落的传统：“错误的决定。我打破了延续性，可受到惩罚的却是她们俩。本该维持这个联系，受到保护，本该保留那可以护佑她们的部落的名字。”但直到小说最后罗森和凯利才得知，她们的祖母索斯已经为两个女孩子起了名字。因此，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在小说里，厄德里齐试图通过家族的命运来展现人类生存的境况和途径，通过这段孪生姐妹的坎坷命运，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
厄德里齐以家族谱系的形式来展现历史的叙事手法意在表明，种族和文化间的杂糅是齐佩瓦部落历史和文化的突出特征，但这种寓言式叙述在小说中并没有一以贯之。小说中昙花一现、蜻蜓点水式的历史陈述与冗长累赘、抽象空洞的哲学冥思极不协调，后者显然喧宾夺主，削弱了历史话语的力度和所指。小说的历史层面触及了个人和家族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增加了小说的深度和殖民冲突背景：“祖父的内疚和一个老妇人的鬼魂开始了一段命运；爱情令我们无法挣脱；凯利始终觉得她自己就是某种遗传的怪胎；家族的故事，跨越了种族和时代的界限，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延续。”在这些描写中，历史被演绎成为家族的伪历史话语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冥思。这种普世性的存在主义的人文关怀和普遍人性的思考意在超越文化和种族的边界，不限于土著生活的再现，而且，这种超越是通过一种美学化的手段和样式来实现的。在厄德里齐的作品中，通过人性化的审美情趣和高雅文学的不确定性的叙事来在个别中发现普遍永恒价值的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已成为厄德里齐小说创作明显的个性化特征。正如在多次作者访谈中谈到的那样，厄德里齐十分注意处理美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一次作者访谈中，厄德里齐谈道，“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都应该有着政治和社会承诺，但在艺术中，情况则不同。所谓政治化的艺术其实是很枯燥无味的。”在《羚羊妻子》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厄德里齐作品中明显的两元要素：艺术与生活、历史与政治。厄德里齐和她已故的丈夫迈克尔·多雷斯（Michael Dorris）在谈到他们创作的政治性时说，“如果艺术成为首要关注时，其中的政治才能更加有力。艺术为先。否则，没有人愿意读这样的政治说教”。虽然这一观点并不耸人听闻，但放在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史语境下，却引人深思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和功用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艺术优先”的原则实际上肯定了世界主义的原则及其在当代土著美国文学中所处的位置。厄德里齐公开声称对“世界主义”美学原则的偏好使得她本人在《羚羊妻子》中回归历史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也说明像路易斯·欧文斯这样的批评家何以在“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争”中出尔反尔、左右摇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论仍然在土著美国文学批评领域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还有，《羚羊妻子》之所以成为一部重要作品引人青睐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这部作品展示了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张力，这种张力不过是文学界努力解释或协调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冲突的一部分。克鲁帕特和威利关于当今土著文学文本的多样化特征的评价和重新评估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与功用的呼吁是有道理的。同样，也难怪，沃马克和特洛尔关于某些阅读习惯对土著美国作家应当写什么以及如何去写这样的问题对土著作家约法三章的做法表示担忧也是情理之中的。因此，“西尔科与厄德里齐之争”绝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或土著文学批评内部的争斗，它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当代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不仅因为它引发了土著美国文学研究中“美学与政治”之关系旷日持久的深刻讨论，而且还把批评的视线引向文学样式和风格所具有的无可回避的政治性。虽然与莫马戴的《黎明之屋》已时隔久远，但文学样式和风格的政治性依旧是土著美国文学研究中最富于争议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