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读物不可思议的财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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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谁说皇帝不缺钱:汉灵帝的“生意经”

话说在中国封建王朝,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意思就是说,被尊为“天子”的皇帝在理论上是拥有世间一切的。只要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天下所有的珍宝他也可随意支配。因此只要是正常情况下,身为皇帝者,完全不应该为缺钱犯愁,更不必绞尽脑汁去想方设法赚钱,否则就太有失身份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有这样一位令人不可思议的皇帝。他不但自费在后宫建造了一条“商业街”,亲身体会了一把“下海”的感觉,还通过出售官职的方式大肆敛财。毫无疑问,让这样一位经济天才去当皇帝,实在是屈才了。

不可思议指数:★★★★☆

1. 皇帝的“父母”是太监

公元168年,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登上了东汉王朝皇帝的宝座,他就是著名的汉灵帝刘宏(156~189)。

对于刘宏而言,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完全是一个意外的幸运。他原本只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儿子、汉章帝的玄孙,如果没有重大意外,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小侯爷,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然而幸福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公元167年,将东汉王朝折腾了多年的汉桓帝死去。巧合的是,由于这位皇帝没有儿子,他的皇后窦皇后及其父亲窦武,决定在皇族中选一个继承人。最终他们看中了刘宏,因为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桓帝的亲堂侄。更重要的是,刘宏年纪小,当时还是个只有12岁的孩子。由于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因此掌控朝政者都愿意选立年幼的皇帝,而刘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上皇位的。

知识链接:汉桓帝

刘志,东汉第十位皇帝(132-167年,146-167年在位)。146年,外戚梁冀毒死9岁的汉质帝,立15岁的刘志即位。刘志从小就对梁氏不满,他即位后,就想方设法地诛灭梁氏。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5人一举歼灭了梁氏,5人同日被封侯,称之为“五侯”。汉桓帝统治后期,一批太学生看到朝政败坏,便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结果他下令逮捕请愿太学生200余人,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太学生,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史称“党锢之祸”。

刚刚登上皇位时,身为小孩的汉灵帝基本就是个摆设,执政的依然是窦太后及其家族。不过就在这年九月,不甘心大权旁落的宦官集团发动宫廷政变,先挟持了汉灵帝和窦太后,然后又杀掉外戚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从而掌控了朝廷大权。刚刚即位就遇到这般血雨腥风,汉灵帝一下就被吓懵了。在见识了宦官的威力后,他从此心甘情愿地将大权交到宦官手中。他周围的张让、赵忠等十名宦官,都曾担任中常侍,封为列侯,号称“十常侍”。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按惯例是设4人,灵帝时却骤增至12人。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显贵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又宣布:“宦者可以为令。”这就意味着身处禁中的宦官们,可以合法和直接地参与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政府管理机构之中。一旦他们掌握了朝政,其统治之黑暗就可想而知了。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了,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最后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黄巾起义。

2.“经济天才”的创意

不要以为受到宦官的压制,我们这位小皇帝就无所事事了。实际上,汉灵帝是一位非常有创意的皇帝,尤其是在做买卖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他有幸“穿越”到21世纪,一定是一把赚钱好手。也许是看够了宦官、外戚和所谓的“党人”之间的争斗,汉灵帝索性把一切都交给那些“爹妈”打理,自己乐得清闲,一心想着敛财玩乐。

汉灵帝既然把朝政交给了堪比“爹妈”的宦官十常侍,他自己就不再为这些事情烦心。但他此时还是一个少年,正是贪玩爱动的时候,也不会在后宫里天天睡觉,总要给自己找一些消遣的方式。说起来这位皇帝还很有经济头脑,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买卖。

皇帝对做买卖感兴趣,也与他的出身有关。他本是一个小小亭侯的儿子,属于落魄的皇族,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当于民间一个小地主。不过他虽然做了皇帝,却不忘本,依然保持着乡下小地主的作风。皇帝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但在灵帝眼里,这些都太虚了,觉得这钱要攥在自己手里才行。这就引出了他那句著名的格言:“百鱼在渊,不如一鱼在网”。于是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还美其名曰“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写奏章委婉地劝他作为天子,当以天下为重,不要为贪几个小钱惹得百姓不安。灵帝还没看完就大怒不已,把奏章扔在地上,对他的“爹”张让大骂吕强可恨。“爹”自然顺着他,也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从此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照收不误。

汉灵帝大收“导行费”,给自己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便在西园设置了一个小金库把这些钱存了起来。公元181年,东汉都城洛阳后宫也出现了一片商业街,和城市里的市场一样,店铺林立,游客如织,热闹非凡。所不同的这是经过汉灵帝的命令,用宫中的珠宝、绸缎以及各种什物充实起来的商店,买卖商品的,都是宫中的宫女。汉灵帝本人也穿上商人的衣服,大摇大摆地到酒馆里去饮酒,与那些所谓的顾客杂然并坐,嬉笑乱语。在酒馆过了瘾,汉灵帝就佯装醉了酒,摇摇晃晃到各家商店去购买东西,与店员们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情急之下,就将店员赶出,自己取而代之。这时,汉灵帝一改醉态,精神饱满,笑容可掬地在店铺里叫卖。那些宫女明拿暗偷店铺里的货物,并互相钩心斗角。汉灵帝熟视无睹,并且以此为乐。

汉灵帝认为这种玩法还不够开心,又在四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7寸,后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实际上是对当官的一种侮辱,而且当时有些官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简直像恶狗一样凶残,我们不知道汉灵帝这样做究竟有何用意。随后汉灵帝又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城的白姓知道了,争相仿效,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涨,与马的价格相同。当时,驴是用来运输重物,为寻常百姓使用,帝王君子耻于使用。汉灵帝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惊世骇俗,被正人君子视为不祥的征兆。

可笑的是,汉灵帝虽然很有商业头脑,但到底还是没有改变他小地主的本色:手里有钱当然好,但还是要有房有地才算踏实。于是,他搜刮来的大量钱财,除了开办“商业街”,还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进行地产投资。他还蛮有忧患意识,觉得有了这些家产,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能回去作个土财主。不过他搜刮来的钱财实在太多,买田置地之外,还有不少剩余。聪明的汉灵帝当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的道理,就把这些钱财寄放在深受他宠幸的宦官家中,为了保险,还没有只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个几千万。

皇帝的买卖越做越大,光靠区区“导行费”就不够了。于是汉灵帝开动他的经济头脑,想出各种各样搜刮的办法。他贴心的“爹妈”张让、赵忠也给他献计献策,叫他以修宫殿、铸铜人为名,加收田税,每亩多出十钱,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其中大赚了一笔。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

3.皇家“官帽批发公司”

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劳心费力地想这些敛钱之方,虽然有效,但也还是太过麻烦。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他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那就是官位。这个绝招还是他的母亲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涨到了极点。灵帝的四处搜刮,买田置地就曾经得到过她的大力支持。现在看到宝贝儿子又一次为弄钱而发愁,与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赋已经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进了汉灵帝的私囊,再找生财之路可不那么容易了。这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报告给了儿子。汉灵帝听了母亲一席话,也是立刻喜上眉梢——这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资源,不免后悔自己这几年白白浪费了手中的大好资源。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公开卖官。

东汉的卖官生意原本开创于邓太后执掌朝政时,不过人家那时候只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偶尔为之,其目的也确是为了充实国库,即所谓“佐国之急用”而已。而汉灵帝则是明码标价,公开卖官。他最初定下的价格是: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依此类推,即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而对于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知识链接:邓太后

即邓绥(81~121),东汉和帝皇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和帝死后,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近二十年,其兄居要职,掌握大权。执政期间,崇尚宽简,不事奢华,兼用外戚、宦官。当她121年去世后,安帝与宦官李闰合谋,诛灭邓氏。

比如有两位叫段颎、张温的大臣,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随着买卖越做越顺手,价格也有所调整: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因各县贫富不等而价格不一;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

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中平二年(185年)三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五百万钱买了个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宫廷为他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那天,灵帝也亲临殿前。看着崔烈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忍不住以惋惜的口气对随从亲信说:哎呀,我真应该再吝惜一下,这个职位原本可以卖到1000万的,结果500万就给卖了,太便宜崔烈了!(史书中的原文为“悔不少靳,可至千万!”)——其贪婪的嘴脸暴露无遗。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后来,灵帝又规定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一时陷入困境。威力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位皇帝又以少见的气魄流氓了一把,居然打着朝廷的名义强迫被他看中的人做官,否则就是敢抗旨不遵。当然,虽然有政府的照顾,买官钱还是要掏的。司马直是当时著名的清官,皇帝因而特别照顾,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作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很不情愿,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却得不到批准,无奈只好勉强答应。可就在上任的路上,实在想不通的司马直给皇帝上了一份抨击时弊的折子后,愤而服毒自杀。

汉灵帝公开卖官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年),所得钱款都流入了灵帝自己的腰包。所谓“上行下效”,当皇帝的都如此贪财,那些用钱买来的官当然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弄得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没过多久,东汉王朝就迅速走向灭亡了。这也许是汉灵帝当初始料未及的,或者他根本就没把什么江山社稷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