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秦穆公有一次问伯乐：“你是天下第一等的相马名家，有没有可以继承你的子弟？”伯乐微笑着说：“我的子弟都很平庸，只能从马的筋骨辨别一般的马。但是天下良马的相法却是似有若无，令人无法捉摸。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有鉴赏马的特殊才能，超过我很多。他的个性淡泊，常常替人做工或是自己砍柴为生，但是他特别喜欢相马。如蒙应允，我倒很乐意为您引荐这个人。”
穆公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请伯乐把九方皋带来。
穆公接见九方皋后，就命令他出去寻找天下的良马。过了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见穆公，穆公问他说：“先生找到的是什么颜色的马啊？”
九方皋愣了一下，才说：“嗯！是匹黄色的雌马吧。”
穆公带着侍卫去看了看，结果马厩中站的不是黄色的雌马，而是黑色的雄马！穆公觉得非常失望，马上把伯乐叫来问：“你推荐的九方皋甚至连马的色泽、雌雄都分不清楚，哪里有什么本事去识天下良马呢？”
“其实您批评九方皋不认识马的地方，正是他识马的才能啊！他所看到的是一匹马内在的美好才能，而不是外在的形态。他的相马法是超越马的躯壳，直接认识本质的高妙境界啊！”伯乐说道。
果然，九方皋带回来的马，经过审试后，证实是匹超越群马的天下良马！
看问题要抓住本质，不要被一些表象所迷惑。相马是这样，难道看人不也是这样吗？
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当时，匈奴王郢支单于认为跟汉朝相距遥远，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便羞辱汉朝使节，杀害汉朝大臣，与康居王国结盟，攻击乌孙王国，为害西域。陈汤为人勇敢，能深思熟虑，富有计策谋略，渴望建立奇功。他向自己的上司甘延寿说：“边境各族畏惧匈奴，如果我朝听之之任之，不出几年时间，西域各部都会被匈奴吞并。如果我们征发屯田的军队，并率领乌孙王国的军队，足以把他消灭，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甘延寿认为，这事应该先向朝廷请示。陈汤说：“圣上知道这事以后，一定召集公卿商议。可是这种大事，不是那些平庸的官僚所能了解的，让那些文官议事，什么事也干不成！”但甘延寿不肯听他的话，让他很郁闷。
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便决定自己干！他假传圣旨，征发各城邦国家的军队和屯田部队。甘延寿想加阻止，被陈汤按剑斥退，只好顺从。陈汤两次上奏自我弹劾，并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陈汤勇敢而有智谋，彻底消灭了郅支单于的势力，将郅支单于的人头送到长安。陈汤威震西域，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另一支匈奴呼韩邪单于因此进一步接近汉朝。
陈汤以极小的代价做出了如此大的业绩。但是陈汤的缺点亦显而易见，他假传圣旨，擅自调发军队；他还乘机掳掠了敌人的许多金银财富据为已有，带入关时，被守关人员发现扣留，陈汤被关进了监狱。陈汤该立功还是该定罪？这可让朝廷犯了难。官员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陈汤立下的是天下奇功，应予升官封爵。而执政的宰相特别厌恶陈汤擅自行动，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罪当伏诛。
最后汉元帝折中了一下，总算肯定了他们两人的功劳，封两人为侯，食邑三百户。赏赐与功劳相比，是小了点，但毕竟是一种肯定。
作为领导者，看人要看优点，如果下属有一点过错就严加追究，那后果只能是下属循规蹈矩，责任心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团队只能是一个平庸的、缺乏活力的团队。
宋人吴奎说过：“赏罚难并行。”或赏或罚，既赏而又罚，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是非的表现。只能赏大功，不能同时又罚小过。这样，才能鼓励下属想尽一切办法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子产用人
要想使一个人在其位置上做出最大的贡献，一定要先清楚此人的性格、能办等各个方面，如此，才能人尽其才。这是每一位领导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
用人，先要知人，知人越详，任用也就越恰当。知人就要了解人，了解人的长处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其长，避其短，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这个道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出于公心，如此，才不怕别人说长道短，才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人尽其才。
春秋时期的子产在用人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态度与精神。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很有才干，精通政事，善于治理国家，因此被委任管理国家大事。
有一次，子产因有一件国事需要伯石去办，在交给他任务之前，子产先给了他一座城邑作为领地。另一个官员太叔对子产说：“事情是国家的事情，国家是大家的国家。大家都为国家办事，为什么单单送给伯石东西？”
子产说：“人和人不一样，像伯石这样的人，让他没有个人欲望是困难的。满足他的欲望而让他成功地办成所办的事情，这不也是国家的成功吗？城邑有什么值得吝惜的，难道它还会被搬走不成？”
后来，伯石害怕众人议论，要交回封地，但子产还是坚持把城邑给了他。
不久，郑国的公卿伯去逝，郑王让太史命令伯石做公卿。伯石假意推辞，说自己无能无德，不堪重任。太史无奈，只得退出。太史走后，伯石又派人去请求太史重新发布他的命令，等到太史发布命令后，伯石又假意推辞，就这样一连反复三次，伯石才接受任命。这就给人一个假像，似乎伯石很谦虚，三次任命才接受。子产对伯石的虚伪很反感，所以在自己当政期间，始终让他处于次于自己的地位，不过分倚重。
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水清了，缺少鱼类赖以生存的微生物和养分，鱼就无法在这样的水中存活；一个人对下属要求过于严苛，不允许他有一点毛病，一点缺点，他也就没有下属可使用了。子产用人，允许他有私欲，并适当地满足他的私欲。因为他知道，人而无欲，难为其人。但子产决不容许贪得无厌，不容许虚伪，像伯石接受公卿任命的过程，不但求位，还要求名，实属贪得无厌，以假意辞让掩饰其对公卿位的欲求，求其虚伪？子产对他的压制真是太应该了。水至清则无鱼，但水至浑则鱼亡；人至察则无徒，但人不察则徒乱。
如何把握清与不清、察与不察之间准确的度，确实是一门用人的学问。因此，要想使一个人在其位置上做出最大的贡献，一定要先清楚此人的性格、能力等各个方面，如此，才能人尽其才。这是每一位领导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
使功不如使过
“使功不如使过”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用人之道。对有过者，宽容之，信任之，使用之，就可使之以一种感激之情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功补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一般用人者，都希望手下之人有功，不容其有过。然而善于用人者，却能利用手下人的过错，化消极为积极，充分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唐高祖李渊便是如此。
李靖青年时就颇有文才武略，他常对亲近的人说：“大丈夫若生逢其时，遇到明主，必当建功立业，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号称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军事，都连声称赞，抚摸着他的后背说：“能和我在一起谈论孙子、吴起兵法的，只有这个人啊！”
李靖初仕隋，任长安县功曹，后任驾部员外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都与他很好。杨素曾经抚摸着自己的坐椅说：“你终究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大业末年（618年），李靖任马邑君丞。适逢唐高祖李渊在塞外攻击突厥，李靖访察高祖的行动，知道高祖有夺取天下大志，便要向隋炀帝密告李渊预谋造反的事。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到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因道路阻塞而停滞。高祖攻破京城长安，擒获了李靖，要将他斩首，李靖高喊道：“您起义兵，本来是为天下人除暴乱，想成就大事业，却因为个人恩怨而要斩杀壮士吗？”高祖认为他的言辞雄壮，李世民又坚持为他说情，于是高祖就虎恕了他。不久，李世民将李靖召入幕府。
武德二年（619年），李靖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因立下大功授开府之职。当时，萧铣占据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高祖派李靖前去安抚他。李靖率轻骑兵抵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遇到南方少数民族首领所率领的数万义军驻扎在山谷，庐江王李瑗率军前去讨伐，屡次被义军击败。李靖为李瑗设计攻击义军，多次取胜。李靖率军到达硖州（一作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被萧铣领兵阻遏，长久不能前进。高祖因为李靖在中途长时间滞留而大怒，暗中命令硖州都督许绍将李靖斩首。许绍爱惜李靖的才能，为他请命，于是李靖才得以免除死罪。适逢开州（治所在今四川开县）义军首领冉肇则造反，率领义军进攻夔州（治所在四川奉节县东），赵郡王李孝恭与义军交战失利。李靖率领八万精兵，突袭义军营寨，然后又在地势险要之处设下埋伏，义军果然中计，交战中，李靖将义军首领冉肇则斩首，俘获义军5000余人。高祖闻讯，非常高兴，对众朝臣说：“我听说，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然发挥了他的重要作用。”于是，高祖降旨慰劳李靖说：“你竭诚尽力，功劳极其显著。我远在都城，已看到你的至诚之心，特予赞扬、奖赏，请勿担忧不得富贵。”又亲笔给李靖写书信道：“我对你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我早就忘了。”
李靖接到嘉奖诏书及高祖的亲笔信之后，深受感动，更加竭忠尽智报效国家，以谢高祖知遇之恩。
“使功不如使过”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用人之道。对有过者，宽容之，信任之，使用之，就可使之以一种感激之情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功补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当然，信任使用有过者，是过而能改的君子，对于那些文过饰非的小人，万万不可行此道！
唐太宗慧眼识马周
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办事又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马周，茌平（今山东茌平县东南）人。自幼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年过而立，尚未取妻。但刻苦好学，精通书史，志气谋略，样样过人。他曾应聘做过博州的助教，后因酒后失言而受责，愤而出走，西游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食客。
时值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令百官上书批评时政。中郎将常何因出身行武，带兵打仗堪称英杰，而论经书则一窍不通。为落实太宗旨意，他只好下商马周，请其代笔。马周凭其雄才大略，连夜挥毫，竟代常何言论二十余事。次日，当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件件言简意赅，有根有据，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图，真是又惊又喜。但他突然意识到：常何是位武将，读书甚少，是写不出这剖析入理、文从字顺的奏章的。于是，便问常何：“此等见识议论，非卿所及，卿从何得来？”常何急忙从实禀报。太宗大喜，忙宣马周上殿。太宗向马周提了几个问题，马周都对答如流，句句令太宗满意。太宗断定他是位人才，就令他在门下省供职。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太宗想明确规定长孙无忌等14位功臣的职位可以世袭。马周即上书阻谏说，“尚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收回成命。不久，太宗想去离长安数百里远的九成宫避暑。马周得知后又上书阻谏，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太宗看后，深以为是，于是罢行。
久而久之，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办事又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武则天相人有术
武则天识人有术，既重视内官，又不忽视外官，使中央与地方能形成一股正气，对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自己的统治，都起到重要作用。
武则天对权臣的任用上很慎重，对地方官的选择任用也十分重视，她深知地方官乃民之父母，事关她统治的基础。
唐长安四年（704年）三月，宰相李峤、唐休璟向武则天说：“都是因为我们做宰相的没把政事办好，才使战争没能止息，百姓生活困苦，国库也很空虚，还有一些官吏贪赃枉法，致使陛下常临朝兴，为国事担忧，我们心里也很惭愧，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也曾在一起议论过，以为当今头等大事，是富国安民，为此，必须选择和任用好的地方官。可是，臣见朝廷议事多重内官，轻外职，每次任用地方官，谁都不愿前往就任。近来所任外官，多是有罪被贬之人，现在风俗不纯，都是因为外官不得力。希望陛下在朝内百官之中，认真挑选有能力的人，前往大州任长官，以便把地方的吏治搞好，实现国富民安的大计。臣等请求停止内侍，带头去外地任职。”
李峤、唐休璟都是武则天信任的宰相，他们的话引起了武则天的深思。她突然记起当年太宗皇帝把刺史、县令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细看的情景，越发感到选择地方官的重要。但她却不忍将这两个身居要职的官员派到外地去。
武则天正在犹豫，凤阁舍人韦嗣立主动请求前往。这韦嗣立是宰相韦思谦之子，幼年好学，颇有文才，中进士。他先是做双流县令，在蜀地的地方官中较为突出。继而入京为内官，此时为凤阁舍人。
武则天觉得韦嗣立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又见他主动请求去地方，很满意，遂令韦嗣立到汴州去任刺史。
裴怀古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官。长寿年间（692—694年），姚州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发生反叛，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去招抚。裴怀古到了姚州，宣布法纪，申明赏罚，对参加反叛的人区别对待，结果每天都有许多被胁迫反叛的人前来归附。裴怀古只把叛首押回洛阳，其余一概不问，准其还乡，当地百姓感激涕零，立碑以颂功德。
长安三年（703年），始安僚族欧阳倩率众数万攻打州县，朝廷命裴怀古任桂州都督，前去镇抚。裴怀古在前往桂州的路上，派人给欧阳倩送去书信，申明利害，规劝降服，使欧阳倩终于率众归降，并说，他们是受地方官欺压，无法生活才不得不起事的。裴怀古见其话出自真心，亲自前去抚慰。反叛者交出所掠财物，表示愿意悔过自新。从此，岭南得以平定。
一天，武则天把担任起草诏书工作的崔神庆叫到面前说：“并州是我的故乡，北方的要地，驻有重兵，需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前去做长史。我反复考虑，没有人能胜过你，我决定派你前去。”说罢，又拿出一张并州的地图，同崔神庆一起看，商量治理并州的大政方针，还亲自为崔神庆选择动身的日子。崔神庆到并州后，一个富豪假造诏书，说要取缔旧币，改用新钱，使市场上粮价飞涨。百姓们很是不安。崔神庆立即上奏武则天，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国计民生，因此才发现诏书是假的。武则天感到崔神庆有胆有识，下令予以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