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陈友谅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能够结束，因为光从兵力对比来看，他的军队是朱元璋守城军队的十倍，所以很是轻视朱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
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谋战胜了陈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经是陈友谅的故友，朱元璋让康茂才致书陈友谅，愿意做陈友谅的内应。陈友谅不知是计，应约到江东桥，连呼“老康”，见没有答应的人，陈友谅才明白中计了，立即与他的弟弟陈友仁率舟千余只向龙湾逃奔。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四起，内外合击，陈友谅的军队大败溃逃，恰在这时又正值退潮，陈友谅军队的船搁浅不能动了，这样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被俘的就达到二万多人。陈友谅的大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都投降了朱元璋，所造的名叫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这些名称的巨舰有一百多艘以及其他战船数百艘都被朱元璋的军队所获得。与此同时，朱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陈友谅，陈友谅兵败后逃奔汁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这一次陈友谅就是犯了轻视朱元璋的低级错误而轻信了康茂才，从而被朱元璋打得大败。
紧接着，朱元璋又除掉了另外一个强敌——盘踞在吴越一带的张士诚。至此，南中国尽入囊中。
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根本的原则分歧。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缓称王”可以转移对手的攻击目标，让各个割据势力相互争斗，而不把朱元璋作为主要对手来打。
在元末的群雄中，朱元璋并不算强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等农民军无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他，但他善于审时度势，依靠这九字方针，特别是“缓称王”的高招，寻找时机，向元势力薄弱的地区发展。这样，朱元璋的队伍不仅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生产，缩小并减少了元政府的注意力，取得了壮大队伍的实效。在以后的几年间，尽管他的势力已扩展到足以称王，自成一体的地步，但他仍然打着小明王韩林儿的旗号培植自己的势力，甚至在小明王遭到了张士诚围攻时，还亲率大军北上救援，这着一石二鸟，既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的掌心，又取得了小明王其他部下的支持，他的势力更加庞大了。所以当他向南荡平群雄，向北打败元军后，便轻而易举地借口接小明王从滁州来南京议事之名，在中途凿沉小明王的船，除掉了小明王。这时已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阻挡朱元璋改朝换代的步伐了。
1368年，朱元璋终于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是，在朱元璋的军队还不是足够强大的时候，朱元璋是尽量避免与元朝的军队直接对阵的。这在智猪的博弈中就是小猪的选择，因为我的力量比较弱小，我当然不是元朝的对手，我自然是跟在强手的后面，或者坚守后方了。如果力量强大的大猪不去打元朝，那么元朝反过来也会最先去打他们，因为他们对元朝的威胁最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他们去攻打元朝是优势策略。但当他们相互之间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朱元璋这头智猪却又成了坐山观虎斗的猎人，也是鹬蚌相争中的渔翁，占尽了后动的优势。因此，当他发动攻击时，不管是对割据势力还是对元朝都是致命的。
再次，随时可以倚重一方打击另外一方。在与陈友谅的斗争中，他就与明玉珍修好，并打着韩林儿的旗号四面围攻陈友谅。
总之，在博弈中既有先动优势策略，也有后动优势策略。至于在具体的博弈中究竟是选择先动还是后动，都是由博弈参与者的各方具体情形所决定的。
二、赌徒逻辑
任何一个赌徒都希望一本万利，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从概率上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还是有人愿意去尝试，这正是赌徒的本性。在赌徒的逻辑里面，只要几率不是零，就可以去放手一搏。在历史上，很多野心家进行的政治投机，也是一场风险大、收益高的赌博。
郑庄公让弟弟“先赢钱”
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赌博发家的大户，就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因小失大。不妨“以退为进”，先让对手尝到甜头，在他得意时便容易露出破绽，此时再进攻不迟。
春秋时期的郑庄公这个人比较阴。他的弟弟共叔段为非作歹，还想争王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弟弟继续坏下去，等到他弟弟闹得人神共愤的时候，他才出兵一举铲除。
事情是这样的。郑庄公的母亲姜氏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庄公，老二叫共叔段。生庄公时，姜氏难产受到了一些惊吓，所以取名寤生，并对其产生了讨厌之感，而对共叔段，姜氏则特别偏爱，几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世子，武公都没有同意。
武公死后，长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姜氏见扶植共叔段的计划失败，便替共叔段请求庄公将制邑作为段的封地。制邑在河南荥阳东北，北临黄河，地势险要，著名的虎牢关就在此处。庄公怕共叔段据险以后难以清除，没有同意。姜氏又要求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不好再推辞，只好答应。
郑大夫祭足知道后，立即面见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它的周围超过300丈的，就对国家有害。按照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现在封共叔在京邑，不合法度。这样下去恐怕您将控制不住他。”庄公答道：“母亲喜欢这样，我怎么让她不高兴呢”祭足又说：“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些想办法处置，不要使她滋长蔓延，蔓延了就很难解决，就像蔓草不能除得干净一样。”庄公沉吟了一会，说：“多行不义者，必自毙。你姑且等待着吧！”
其实，郑庄公心里早已有了对付共叔段的方略。庄公感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共叔段又有母后的支持，要除掉共叔段还较困难，不如先让他尽力表演，等到其罪恶昭著后，再进行讨伐，一举除之。
共叔段到了京邑后，将城进一步扩大，还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逐渐据为己有。公子吕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对庄公说：“国家不能使人民有两属的情况，您要怎么办？请早下决心。要把国家传给太叔，那么就让我奉事他为君；如果不传给他，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二心。”庄公回答说：“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除他，他自己将要遭祸的。”
此后，共叔段又将他的地盘向东北扩展到与卫国接壤的廪延。此时子封又来见庄公，说：“应该除掉叔段了，让他再扩大土地，就要得到民心了。”庄公都说：“他多行不义，人民不会拥护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但一定会崩溃的。”
共叔段见庄公屡屡退让，以为庄公怕他，便更加有恃无恐。他聚集民众，修缮城郭，收集粮草，修整装备武器，编组战车，并与母亲姜氏约定日期作为内应，企图偷袭郑国，篡国夺权。
庄公对共叔段的一举一动早已看在眼里，并有防备。当他得知共叔段与姜氏约定的行动日期后，就命大将子封率领二百乘兵车提前进攻京邑，历数共叔段叛君罪行。京邑的人民也起来响应，反攻共叔段，叔段弃城而逃，先逃到鄢，后又逃到共邑。庄公引兵攻打共邑，共叔段畏罪自杀。他们的母亲姜氏也因无颜见庄公而离开宫廷，出居颍地。
郑庄公运用“将欲擒之，先予纵之”的谋略，很轻松地除掉了王位竞争对手。他考虑到共叔段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如果一开始就对共叔段大加讨伐，别人会说他不讲亲情，在道义上他会失分。所以他先让共叔段坏下去，让大家都看清楚了，才顺理成章的出兵。
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赌博发家的大户，就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因小失大。不妨“以退为进”，先让对手尝到甜头，在他得意时便容易露出破绽，此时再进攻不迟。
冯谖为孟尝君到处押宝
孟尝君在齐国政治失意，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到处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影响，结果几个国家都相继要求孟尝君出任他们的宰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孟尝君自己的回旋余地就十分大，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对自己发展最为有利的地方。
在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投机者们往往不会死守一个布局不变，他们信奉的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越是局势混乱没有头绪的时候，这些投机者就越是喜欢到处下注，利用自己的敏锐感觉随时去培养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的个股。
这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战国时代齐国孟尝君的“狡兔三窟”策略了。
孟尝君命门客冯谖去薛地收债，并告诉他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可以顺便买些回来。”冯谖领命而去，把欠债人都找来，当场烧毁债券，当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对孟尝君感恩戴德。
冯谖回来复命，孟尝君大怒。冯谖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惟独缺‘义’，我替您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为相多年，专擅齐国之政，身边又聚集了众多谋臣、勇士和鸡鸣狗盗之徒，一时权倾齐国，名高其主，炙手可热。这自然要招致齐王疑忌。秦、楚等国见游士争相投奔孟尝君，担心齐国得士多助，更趋强盛，危害别国，便乘机散布流言，诽谤离间君臣关系，孟尝君终于失宠于齐王，被免去相位。
当初孟尝君得志时，养士三千，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及至罢相，食客如鸟兽散，致使门庭冷落，亲朋绝迹。幸亏还有冯谖等人伴随，得以辗转回到封邑薛。幸亏依赖冯谖先前曾代孟尝君焚券弃息，取得薛地百姓竭诚拥戴，落难公子总算留有一方立足之地。至此，他倍加钦佩冯谖远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冯谖却说：“狡兔有三窟，仅能幸免于死。如今主君只有一窟，还不可高枕无忧，尚需再营两窟。请君借臣二乘高车，我不仅能使齐王重新起用您，而且还能使您封邑更加扩大。”孟尝君喜不自胜，一切听从于他的安排。
冯谖扬鞭纵马，急驰而西。不久，到了秦国都城，面见秦昭王，进言道：“眼下，天下游士争入秦国者，无不希图秦强而齐弱；而游士争相投齐国者，无不希图齐强而秦弱。何至于此？是因秦、齐为雌雄之国，势不两立。雄者可得天下，雌者难保身家……”
雄心勃勃的秦昭王还没听完，便急不可耐地插嘴问道：“怎样可使秦国为雄而不为雌？”这一问正中冯谖心意，他接答道：“天下人之所以看重齐国，在于齐国有孟尝君为相。如今他因遭谗毁而被罢职，其心必怨而欲背齐国。假如他入秦，则齐国政事、军情及人心动向尽归秦国掌握之中。如此，秦国岂止为雄国，还可称霸天下！你应速派使臣迎接孟尝君，不可坐失良机。一旦齐国省悟，再起用相，则谁为雌雄尚不可知。”
秦王大喜，立即派遣十乘车辆，载着百镒黄金，东入齐国。
冯谖见秦王中计，便借口前去通报孟尝君，抢先赶回齐国，再来对齐王设置诱局。他说道：“臣私下听说秦王厚礼来迎薛公。一旦薛公人秦，则天下归心于秦，齐国临淄、即墨恐怕保不住。王何不在秦使到来之前，恢复薛公相位，加大他的封邑。薛公感恩，必然接受，秦国虽然强大，岂可迎请别国之相？如此，才可断了秦国之谋，绝其霸强念头。”
这时，秦使已经来到齐国。齐王原先曾把田文疑为妨碍主子的害群劣马，如今经秦国哄抬声价，竟把田文视作保国安民的千里良驹，于是，一方面赶忙拜田文为相，另方面加封田文封邑一千户，并答应把田齐先王宗庙建在薛邑，秦使看到齐王的这些举动，还以为是迟到一步，错失机会，只好打道回府，孟尝君田文有了个大大封邑，足供衣食奉养；又复握相国权柄，尽可发号施令；再有先王宗庙倚作政治靠山，真可谓兼得神人共助，身价陡然上升，地位重如泰山。至此，冯谖对孟尝君说：“三窟已经营就，主君可以高枕无忧了！”
孟尝君在齐国政治失意，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到处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影响，结果几个国家都相继要求孟尝君出任他们的宰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孟尝君自己的回旋余地十分大，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对自己发展最为有利的地方。
这种到处下注押宝的情况，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出现得更为频繁。这是因为在天下大乱时，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权威，才使得各种强权势力更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成就一番事业。
李世民的“当机立断”
现实中，利益之争往往也是生死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在事关博弈成败的关键时刻，谁有魄力摆出决战的姿态，谁就有可能获胜。
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一举大败秦军，成为千古佳话，这就是一场典型的豪赌：成功率很低，但收益值很高。
现实中，利益之争往往也是生死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在事关博弈成败的关键时刻，谁有魄力摆出决战的姿态，谁就有可能获胜。有时，为了胜利，难免采用残酷手段，并无仁义可言，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唐初的“玄武门事变”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实质。
隋末的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攻人长安，建立了大唐。在这场斗争中，他的几个儿子是他的得力助手。长子李建成深沉冷静、仁厚宽博，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勇毅果决、识度过人，尤其善于捕捉时机，全力搏击，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性格暴躁，但也很勇猛，被封为齐王（三子玄霸早死）。太原起兵后，李渊自为全军主帅，建成、世民分率左、右军，元吉留守太原，保证后方的安全和军需供应，一切都直接控制在李家父子手中。对这三个儿子，李渊是非常得意的。
但三个儿子中，还数李世民最有才干。他从小爱习武，不喜读书，胸有大志。在太原时，他二十不足，见隋朝倾危，便暗中散财交结才俊之士，有重定天下之心。在策划起兵的过程中，李渊深藏不露，李世民总是积极催促，显露出野心勃勃的个性。李氏据长安后，全国仍处在各支军事力量并峙割据的状态，称王称帝者甚多，谁能取得最后成功，还未成定局。从武德元年到武德七年（618—624），经过七年的战争，先后六大战役，唐王朝才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东征西讨，荡平群雄，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即使说唐朝的天下一大半是他打下来的，也不过分。但应该说明，这里面也有特殊的原因。按照历朝的习惯，太子作为皇权的继承人，向来是不轻易出征的，其主要责任，是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稳定中央的权力结构。所以，也很难说如果由李建成担任军事统帅，其结果会怎么样。因为在太原起兵后打到长安的军事行动中，他也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