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故事中，刘邦君臣和冒顿夫人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也不处于同一困境之下，但是陈平却巧妙地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促使单于夫人作出了让冒顿单于退兵的选择。看来，敌方阵营中也存在着对我方有利的因素，就看你是否能抓住了。
一、智猪博弈
博弈论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博弈模型，叫做“智猪博弈”。这个模型来自一个故事：笼子里面有大小两只猪，笼子很长，在笼子的一边有一个按钮，另一边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按下按钮之后就会有十份猪食进入食槽，但是按下按钮之后跑到食槽边上消耗的体力则需要吃两份猪食才能补充回来。问题在于，按钮和食槽在笼子的两端，按下按钮的猪从按钮跑到食槽的时候，食物已被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吃得差不多了。
可以看出，谁去按下出饲料的按钮，谁就会为其他人造福，自己却没有很大的收益。这样久而久之，谁来充当那只费力不讨好的猪就变成一个博弈，而坐享其成的那只“智猪”如何才能做成，也是一个学问。
在这个博弈中，期望值是一个关键。如果各方的期望相同，则会出现僵持的局面；如果一方的期望值低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也容易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大可做那只坐享其成的“智猪”。
周与齐的“智猪博弈”
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在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弱，齐、晋、楚等诸侯越来越强大，周王室无力领导诸侯，但它毕竟是天子，诸侯毕竟是臣属，诸侯还是承认它的中央权威的。周王室就相当于那头“小猪”，它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威，与齐、楚、晋等强大的诸侯保持一种共存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就相当于一只“大猪”。他在位时，齐国国力鼎盛，兵强马壮，很有称霸的野心，而周边的各诸侯国又不断地遭到外族的入侵，急需一个强国来帮助他们，周王室是无法指望的，齐国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了。
这只“大猪”很想按按钮，但他却没有合法的资格，那怎么办？那只能打着周天竟是传统上的“天下共主”，如果公开抛弃他，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必然遭到各国诸侯的共同反对，不如表面上打起“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攘夷”是因为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面前，一些较弱小的诸侯国难以自卫，需要大国出面联合各诸侯国共同进行抵抗。其实，这和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四处扩张霸权是一回事。
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尊王攘夷”是齐桓公成功的对外政策，也是他争霸的有力手段。通过以上的政策和策略，齐桓公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又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在随后进行的“葵丘会盟”中，周天子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因为这就等于是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而使齐国的称霸行为名正言顺了。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也是他霸业的顶点。
周虽然运用了博弈论中的智猪定律，但智猪定律中的智猪都是假定了的理性的猪，不会弱肉强食，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那却是谁拥有了按按钮的权力，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实惠和话语权了，大猪完全有可能对小猪进行威胁和嘶咬，甚至杀死小猪。所以周选择智猪定律只不过是弱者的无奈之举，其实如周一样弱小的诸侯都只能运用智猪定律，在选择它的同时也就沦为了霸主们称霸的工具和附庸了。祭祀太庙的祭肉本是周王室的专有权力，周鼎就更是周朝存在的标志，但就连这一点作为“天下共主”的仪式上的王权标志，也不得不跟霸主们一起分享了。霸主们都打着“尊王”的旗号，但干的却是“践王”的行为。
李渊除李密
李渊就是那只智猪，他知道李密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但苦于没有下手的理由。如果李渊先下手，会使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他让李密先按按钮。李密也太自不量力了点，本来已经寄人篱下，没有多少资本了，安身保命可也，偏要反唐，落得身死下场，为天下笑，这也怪不得别人。
魏公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投奔了唐高祖李渊。他对部下说：“我曾拥兵百万，今日归唐，主上肯定会重用的。”可是，李密归唐后，李渊只是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封他为邢国公，都是些虚职，与他的期望相去很远，使他大失所望。
朝中很多大臣对李密表示轻视，一些掌权的人还向他索贿，也使他内心烦躁不满。自视甚高的李密怎么忍受这种境遇？他的理想是当王，可是在人手底下，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铁杆追随者王伯当和他谈及归唐后的感觉时，也颇有同感。他对李密说：“天下之事仍在魏公的掌握之中。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而河南兵马屈指可数。魏公不可以长久待在这里。”
王伯当的话正中李密之意。李密便想出了一个离开长安的计策。这天，李密向李渊献策说：“山东的兵马都是臣的旧部，请让臣去招抚他们，以讨伐东都的王世充。”
李渊立即批准了李密的请求。许多大臣劝李渊说：“李密这人狡猾而好反复，陛下派他去山东，犹如放虎归山一样。他肯定会割据一方，不会回来了。”
李渊笑着回答道：“李密即使叛离，也不值得我们可惜。他和王世充水火不容，他们两方争斗，我们正好可以坐收其利。”
李密请求让过去的宠臣贾闰甫和他同行，李渊不仅一口答应，还任命王伯当做李密的副手。临行时，李渊设宴送行，他和李密等人传喝一杯酒，李渊说：“我们同饮这杯酒，表明我们同一条心。有人不让你们去山东，朕真心待你们，相信你们不会辜负朕的一番心意。”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李渊让李密带领手下的一半人马出关。长史张宝德也在出征人员的名单中。他察觉了李密的反意，怕李密逃亡会连累自己，便秘密上书李渊，说李密一定会反叛。李渊收到张宝德的奏章，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后悔让李密出关。但他又怕惊动李密，便马上派使者传他的命令，让李密的部下慢慢行进，李密单骑回朝受命。
李密对手下的贾闰甫说：“主上曾说有人不让我去山东，看来这话起了作用了。我如果回去，肯定被杀。与其被杀掉，不如进攻桃林县，夺取那里的粮草和兵马，再向北渡过黄河。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黎阳，和徐世勣会合，大事肯定成功。”
贾闰甫说：“主上待明公甚厚，明公既然已经归顺大唐，为什么又生异心呢？退一步说，即或我们攻下桃林，又能成什么气候呢？依我看，明公应该返回长安，表明本来就毫无异心，流言自然就不起作用了。如果还想去山东的话，不妨从长计议，再找机会。”
李密听贾闰甫的话不顺耳，生气地说：“朝廷不给我割地封王，我难以忍受。主上据关中，山东就是我的。上天所赐，怎能不取，反而拱手让人？贾公一直是我的心腹，现在怎么不和我一条心了呢？”
贾闰甫流着眼泪回答道：“明公杀了司徒翟让，山东人都认为明公忘恩负义，谁还愿意把军队交给明公呢？我若非蒙受明公的厚恩，怎么肯如此直言不讳呢？只要明公安然无恙，我死而无憾！”
李密听了怒气冲天，举刀就砍向贾闰甫。王伯当等人苦苦劝谏，李密才住了手。贾闰甫侥幸不死，就逃到熊州去了。王伯当也劝李密作罢，李密仍然不听。王伯当于是说：“义士的志向是不会因为存亡而改变的，明公一定要起兵反唐，我将和明公同生共死，不过恐怕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已。”
于是，李密杀了朝廷的使者。第二天清晨，夺取了桃林县城。
李渊知道后，派军队进击李密。在熊耳山，李密遭到伏击，他和王伯当在混战中都被杀死。
李密是个野心家，他本来是跟随杨玄感反隋的，后来兵败投奔了翟让的瓦岗军，为取得瓦岗军的领导权，他设计杀了翟让，大权独揽，拥兵百万。与洛阳的王世充作战失利后，李密带了两万多人归顺李渊，他手下的徐世勋、魏征等人都可以甘当人臣，安心地为唐朝做事，可他不甘心，因为他自视甚高，觉得自己有王者气象。而且，他相信图谶，当时民间风传李家将坐天下，他相信这个谶语指的是他，而不是李渊。
归顺唐朝以后，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适应角色的转变。可是，他的权力欲太强，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合时宜地企图“另立中央”，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李密归唐之后感觉不得志，又企图出来单干，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时机不合适，大唐当时平定天下的趋势已很明显，天下将定，李密此时另立山头的时机已失。再者，李密杀了翟让之后，让很多人冷了心，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占天时，不占人和，怎么能成事呢？
李渊就是那只智猪，他知道李密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但苦于没有下手的理由。如果自己李渊先下手，会使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他让李密先按按钮。李密也太自不量力了点，本来已经寄人篱下，没有多少资本了，安身保命可也，偏要反唐，落得身死下场，为天下笑，这也怪不得别人。
李泌以逸待劳
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是一种弱者战胜强者的有效方法，也体现了智猪博弈的精髓。在博弈中，小猪最好的策略就是等待，因为小猪如果主动出击，去按按钮，只会得不偿失；等大猪按按钮，小猪捉住机会分一杯羹，实际上就是以逸待劳，这在合作性博弈中无疑是应该双赢的均衡。
在“安史之乱”中，安史叛军兵强马壮，先后攻陷长安、洛阳两京，唐军处于弱势。此时唐玄宗逃亡入蜀，太子李亨趁机于灵武即皇帝位，白衣山人李泌成为帝王之师。
大唐的国力经此一乱而一落千丈，非但两京失陷，半壁江山沦入敌国，而且人心惶惶，君臣惊慌失措，灵武的小朝廷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流亡政府而已。
所幸，安禄山立国不久，龙椅未坐暖，儿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为大唐恢复提供了大好契机。
李泌献平乱对策，曰：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千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阴，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这一策略的精髓是，唐军要尽全力占领今山西一带，则叛军主力盘踞的范阳（北京）、洛阳、长安三地，正好位于以山西为圆心的一条弧线上！唐军可以以山西为圆心，袭击三地，让叛军疲于奔命。
李泌的策略得到了贯彻。至德二年，郭子仪率主力兵马攻下了河东；固守太原的李光弼配合默契，一举歼灭围困太原之敌七万。南呼北应，两个主将因而控制了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战略要地。
范阳、洛阳与长安都是敌人非守不可的地方，当初占据时可谓大胜，如今却是三大包袱。这道半圆形的弧形曲线，自从郭子仪、李光弼两支队伍控制山西的地盘之后，便变成了一道要命的线！
从此，官军从山西奔袭敌军三大要地的任何一点，走的只是半径，而营救的敌军则要跑半个圆圈。要命的是，官军暂时还不急于决战，太原的李光弼只是作势要攻范阳，洛阳之敌非得千里奔援不可；郭子仪的河东军只需向河阳移动数十里，范阳、长安之敌也非千里奔援不可！因为河阳是伪都洛阳的北面门户。
在李泌的授意下，郭、李二将时而作势佯攻范阳，时而佯攻洛阳，时而佯攻长安，结果，叛军沿着这道数千里长的弧线不住地往返奔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样，再强的队伍也非拖疲、拖垮、拖散不可！事实证明了这点。
朱元璋为何“缓称王”
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根本的原则分歧。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在智猪博弈中，小猪的优势策略就是坐等大猪去按按钮，然后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小猪在这个博弈中具有后动优势，大猪按不按按钮，小猪的损失都不如大猪的多。大猪不按，双方都没有吃的；大猪按按钮，小猪可以多吃。这样的后动优势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就属于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也是智猪博弈的生动再现。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的义军是其中的一支。朱在进攻婺源的时候，曾久战不下，后来得到名士朱升的指点，大胜。朱元璋对朱升格外倚重，就向他请教安邦定国的大计。他对朱升说：“现今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学当救国，敢问先生以何来安定天下？”朱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心中豁然大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
为什么这短短的九个字竟能使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如此折服呢？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九个字。“高筑墙”，看似保守，其实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成功地防住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二，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而不到急需之日是不会轻易来攻城的，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城里养精蓄锐，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对手。“广积粮”，在战乱年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能够守城，古人早就说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这仗就无法打下去了，这城也就无法守下去；第二，能战，有了粮草，军心就会稳定，将士也就能够安心打仗了，士气和军队的实力就会大为提升，特别是当对手的粮草不足时，这就是不战而胜最有效的根本；第三，能够及时扩充自己的势力，招收更多的将士，这样自己实力也就会随着战争的推进而逐步提高。“缓称王”，这是制敌的妙着，看似是承认自己的弱小，或者是在向其他反元势力和割据势力示弱，但这种示弱却为自己赢得了多种好处。
首先，“缓称王”能够让对手轻视自己而使他们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在真正进行对阵的时候就使对手无法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自己却能够看清对手的实力，从而更有利于寻找克敌制胜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