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主人究竟是谁？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哲学家培根，或者有其他人选，众说不一。或许，这些作品就是莎士比亚自己写的，这些疑点只是后人的猜测。不管怎么样，莎士比亚作品的精彩是有目共睹的。
牛顿黑匣子里的秘密
牛顿的名字一直是科学的代名词，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曾经疯狂地研究过长生不老药和废金属向黄金转化的方法。他还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那个牛顿吗？
牛顿是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神学爱好者，晚年曾着力研究神学。1727年3月20日，伟大的艾萨克·牛顿逝世。同其他很多杰出的英国人一样，他被埋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人们为此欣喜：人类历史上曾出现如此辉煌的荣耀。”从18世纪起，牛顿开始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家时代首屈一指的最伟大的人，牛顿的名字一直是科学的代名词。
但是，牛顿的真实面貌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切都源于一个神秘的箱子——牛顿的“黑匣子”。这个大箱子里，保存着许多证据，这些证据能够告诉后人，曾经占据和完全吸引着牛顿那颗热情和智慧的心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在离开剑桥的时候销毁它们，而是把它们保存在那个箱子里。黑匣子深深震惊着任何一双18或19世纪，甚至是我们现代人探索的眼睛，那里面保存着数以百万字的他未发表过的著作。这些是牛顿在整个一生中艰难地隐藏着的秘密。
在牛顿死后，有人试图了解这个尘封的秘密。毕肖普·霍斯利奉命检查过这个箱子，并希望出版箱子里的那浩如烟海的作品，可是他看了箱子中的内容后，惊慌失措地把箱子盖盖上了，并没有公布任何的秘密。100年后，戴维·布鲁斯特再次查看了那个箱子，但他通过小心地摘录和几个严肃的小谎言便把“黑匣子”里的真相完全掩盖了，人们仍然不知道黑匣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然而，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秘密，“黑匣子”里的秘密最后终于还是被解开了。人们被“黑匣子”里的东西惊得目瞪口呆，那些证据表明，牛顿当时潜心研究的不是人们一直猜测的科学探究，而是长生不老药和废金属向黄金转化的方法。秘密著作的另一大部分是他推想和求索的宇宙的秘密真相——所罗门神殿的力量、圣经启示录、丹尼尔之书和关于教会历史的数百页论述。盒子中那100万字以上的鸿篇巨制，对我们的现实和科学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原来，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于写以神学为题材的著作。当他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他说“上帝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这时的牛顿，已经逐渐脱离了理性科学的轨道，走向了神学的领域。
1650年左右，那个年代的文献还表明了牛顿对炼金术的痴迷。以出版商库珀为中心的人在尔后的20年里复兴了对15世纪英格兰炼金术的兴趣。而且在剑桥图书馆中也有着相当数目的这样的手稿表明牛顿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试图解读传统留下来的疑团，并留下了至少10万字的实验记录和手稿。
在很早期的生活中，牛顿就在三一学院里抛弃了正统的信仰。他完全反对古代权威的解释，而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应该是后来伪造的。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必须从三一学院的生活中拔出脚来，否则它会很快让牛顿走向精神和健康的衰落。在朋友的劝说和自己的努力下，牛顿终于抛弃了他的那些魔法研究，开始了理性的科学研究。当他的生活转折点到来之后，他才把他的魔术之书放回盒子。
看过“黑匣子”中的证据后，所有人都会认为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一个魔法家中的最后一个。牛顿的性格是复杂的、多疑的、隐蔽的，并且还有着深深的神经过敏，所以他整个一生都疏远女性，终生未娶。
波德莱尔是颓废派诗人吗
恶，何以成花？羸弱、无效、过失、性冷、阳痿、不育幻化而成的诗句，何以得踞文学高贵堂皇的殿堂？然而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就是凭借自己的独特写作风格写出了世界诗歌史上的力作——《恶之花》。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他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于巴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是个军人，对他实行典型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引发了波德莱特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段不愉快的成长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于是，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
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他尝试以诗来探测存在的本义与生命的真谛。他曾说：“给我粪土，我变它为黄金。”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充分展现了这样的魔力。在这两本诗集中，作者面对颓废时代交织着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大战栗的悲惨人生，描述了一个诗人深陷于孤独、忧郁、贫困、绝望、痛苦之中，却又渴望追求健康、光明、理想，但终究难以摆脱沉沦、颓废、失败的命运的精神轨迹。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上升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交织成一条贯穿于波德莱尔全部诗作的主线。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那种“生活在邪恶中，而热爱着善良”的艺术家凛然不可侵犯的决心和品格。
《恶之花》一问世，波德莱尔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就引起了世界文坛的轰动。一方面，人们对于波德莱尔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表示赞赏：以雨果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给予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以极高的评价。历史学家奥古斯坦·蒂埃里称波德莱尔为“现代的但丁”。雅库包维奇则说：“这位法国诗人的一切忧郁怀疑态度，一切毒辣的厌恶人类的心理，恰恰都是出自他对光明的向往，出自对美与和谐的极度爱好。”雨果更为推崇地说：“波德莱尔绘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凄光于艺术的天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栗。”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一代年青的后来者，则尊奉波德莱尔为他们的先师。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对《恶之花》的问世极为惊恐，他们以诲淫诲盗和亵渎神灵的罪名，判处波德莱尔300法郎的罚金，并查封他的诗集。
自《恶之花》问世，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俄国，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极力贬斥波德莱尔，他认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创造了那样一种新的形式，使用了截至目前还没有被人用过的色情细节——而上层阶级的批评家和观众竟把他们吹捧为大作家。”但俄国另一位大文豪高尔基对波德莱尔赞赏有加，他认为波德莱尔是“正直的”、“具有寻求真理和正义愿望的”、“自己心中有着永恒的理想，不愿意在偶像面前低头”的艺术家。
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1979年版的《辞海》条目中称波德莱尔是一个“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反映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的诗人。而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却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个“态度严肃，眼光深远的艺术家”。著名学者柳鸣九也评价说：“波德莱尔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总是产生于希望破灭之时，而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对自己的社会和阶级充满了反感和憎恶，并试图进行某种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是孤独的、消极的、病态的，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事实上，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至今也没停止。但不可否认，波德莱尔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给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神奇的卡拉扬”是纳粹战犯吗
卡拉扬的人生之所以传奇，一方面源于他在音乐指挥方面的过人天赋和杰出贡献，一方面源于人们关于他是否是纳粹战犯的争论。那他到底是不是纳粹战犯呢？
1989年7月16日，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病逝，终年81岁。他终究没能活到1991年，以便参加他的同乡——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逝世200周年的庆祝活动。卡拉扬逝世后，世界乐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领域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并举办了相当隆重的纪念活动。
卡拉扬的传奇人生不仅是因为他神乎其神的音乐指挥，还因为他在二战时的纳粹党员身份。许多人认为，正是因为卡拉扬有着超乎寻常的音乐贡献，才使得他最终逃脱了被视为纳粹战犯的审判。
赫伯特·冯·卡拉扬于1908年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自童年时起卡拉扬就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他5岁时便公开演奏，俨然是一位钢琴家。他的父亲是医生兼业余音乐家，如同莫扎特父亲一样，渴望儿子早日成名，极力鼓励儿子从事音乐。然而，卡拉扬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岁时，卡拉扬在拿破仑曾涉足过的一个小城——乌尔姆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然而，5年后，他被解职，一无所有，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的“发现自己眼前没有任何合同，也没有地方过夜，饿着肚子，剩下的只有在乌尔姆市演出时的美好回忆”。但回忆不能填饱肚子，他走遍全国谋生，但连试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于是，卡拉扬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像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无名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9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1935年初，27岁的卡拉扬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
而拉贝在离开亚琛音乐总监职位后，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不久，戈培尔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于是，作为亚琛音乐总监的卡拉扬成为了纳粹的拉拢对象。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卡拉扬为了保住在亚琛的这份工作，不再重演失业的悲惨遭遇，他不得不向纳粹低头，加入了纳粹党。
也正因为卡拉扬这段纳粹党员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人要求将卡拉扬列入纳粹战犯受审。在二战结束后，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组织官员们呼吁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托斯卡尼尼参加这一重大节日，但托斯卡尼尼的回答是：“我不去，我决不与为希特勒服务过的孚尔特温格勒、卡拉扬之流混在一起！”可见那时把卡拉扬定为纳粹战犯的观点是有一定市场的。卡拉扬也确实因为有加入纳粹党的污点而成了首批被带到临时法庭而准备接受审判的犯人。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卡拉扬不是纳粹战犯，他只不过是政治牢笼中的一只囚鸟而已，并非出自自己的意愿加入纳粹党。当时在纳粹强权及狂热的沙文主义气氛下，如果对抗这一强权便如同以卵击石，卡拉扬在那里服务也是自然的选择。即便他有为取得各种职位的私心和机会主义式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卡拉扬加入纳粹党的日期上，这决定了卡拉扬入党的主观倾向：到底是自愿加入纳粹还是被迫加入纳粹？卡拉扬自称他是1934年迫于纳粹压力入党的。而保罗·莫尔在195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投机者》中写道：“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1934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1933年4月8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1—607525。”
最终，政府考虑到卡拉扬在音乐上的杰出贡献而对其纳粹历史不予追究。卡拉扬也得以在后来的人生中继续他辉煌的音乐指挥生涯。到1988年4月5日，当他在全世界文艺界的祝寿中度过80岁的生日时，他已被全世界舆论界赞誉为“20世纪的奇迹”、“艺术界的巨头”，以及“指挥界的帝王”。
无论如何，卡拉扬是20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在二战期间，至少人们能从卡拉扬的音乐中听到一丝精神安慰，“音乐代表着他们唯一保留着的被撕成碎片的尊严”。在他辉煌的音乐贡献面前，至于卡拉扬是否是纳粹战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