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在“阿波罗”16号飞船第5次载人登月飞行中，克拉夫特又一次表现出高超的指挥才能。4月20日，克拉夫特安详地坐在控制台前，密切注视着“阿波罗”16号飞船登月舱与指令舱分离后的飞行状态。突然，指令舱中的航天员马丁利发现，供航天员返回地球用的发动机备用保险控制系统出了毛病，马丁利的报告使在地面指挥的克拉夫特警觉起来。如果发动机备用保险控制系统失灵，让航天员呆在月球轨道上无异于等死，如果两个控制系统全部失灵，那么航天员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利用登月舱的动力系统返回地球，显然这将意味着放弃一次登月飞行。然而，克拉夫特没有这样想。他指示工程技术人员收集有关发动机的资料，经过两个小时的研究分析，断定备用保险控制系统仍然能够完成它的任务。于是指示“阿波罗”16号继续登月，结果令人揪心的第5次载人登月飞行终于取得了成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作出准确判断，解决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克拉夫特来说好像是司空见惯的了。
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完成，克拉夫特的指挥立下了汗马功劳。
伊萨耶夫
伊萨耶夫出生于1918年10月24日。在他大学毕业实习期间，就主动地投入工作。在一次偶然机会，伊萨耶夫遇到了著名的航空设计师维克多·博尔霍维季诺夫，并被推荐到他的设计局工作。伊萨耶夫在设计局期间，参加6—A远程轰炸机和高速轰炸机的设计以及“H”型实验飞机的设计制造。他在设计中首次提出的飞行员弹射椅等构想，后来得到了普遍推广。
后来，伊萨耶夫参加制造当时惟一的SH—1型喷气式歼击机的工作。这一机型的设计在卫国战争开始第一天被正式批准。40天后就推出了样机，并在机场进行了没有发动机的滑翔试验。1942年5月，第一架BH—1型歼击机飞上蓝天，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伊萨耶夫从1944年开始担任试验设计局的总设计师。他经常在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策，奉现出惊人的才华，同时还具有为实现自己理想不断奋斗的顽强精神。伊萨耶夫在设计局的最初成就之一，是研制出了P—1火箭发动机。他根据大量的数据，超越了过去的模式，体现出技术上的独创性，例如他创造了新的启动系统，大大提高了发动机的可靠性。他成功地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如依靠闭锁式喷射器，使发动机停转后火苗立即被切断，燃烧室内不再留下具有爆炸危险的硝酸和煤油的混合物。
战后，伊萨耶夫对德国的V—2火箭作了深入了解，认为当时苏联的火箭设计远优于德国的类似系统。他写道：“我们试验设计局的设计师们看了德国火箭技术的模式，我们不走仿照这些模式的路子。那是些沉重的设备，庞大的涡轮机组我们不喜欢这些战利品。”他在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中提出了许多后来得到普遍推广的卓越思想。1946年，他最先采用单组喷射器棋盘状排列的平面喷嘴，使得燃料能充分燃烧。1950年，根据伊萨耶夫的建议，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气缸盖上采用了抗冲击隔板，这样在多数情况下消除了燃烧室内的高频压力变化。1950年至1952年，在伊萨耶夫的领导下，制成了利用有大量剩余燃料或氧化剂的二元火箭燃料的气体发生器。1957年，伊萨耶夫采用了不可拆卸式发动机部件组合，制成了完全焊接式液体火箭发动机。
经过长期实践，伊萨耶夫和他的设计师们能够解决许多复杂的技术难题。以前，没有人知道发动机在失重和高真空条件下将如何启动，而伊萨耶夫能让制动发动机装置不问断地工作，这就解决了宇宙飞船从轨道返回地面的问题。
在航天发动机制造方面，伊萨耶夫有一整套独创的体系。他研制的发动机被用来校正自动行星际站的月球、火星和金星飞行的轨道。他的设计局制造了能保证飞抵月球的火箭返回地球的发动机，为“联盟”号飞船设计的接近和校正装置在实现人类历史上“联盟”号和“阿波罗”号首次太空联合飞行的计划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伊萨耶夫卒于1971年6月25日。他提出的设计思想奠定了研制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基础。由于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他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和国家勋章。
米申
米申，1917年1月18日生于莫斯科州的奥列霍沃祖耶沃。1944年自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学院毕业。1957年由于他协助科罗廖夫组织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有功，被授予列宁勋章。
1961年5月25日，美国总统鉴于苏联在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处于领先地位，发誓“必须在10年内将人送上月球，并保证其安全返回”。苏联为迎接挑战，命令航天总设计师科罗廖夫提出具体建议，力争赶在美国之前实现登月计划。1965年，科罗廖夫统一协调全部工作，采用切洛勉设计的“质子”号运载火箭和科罗廖夫设计的TK—1，载人飞船来实现登月计划。不久，由于科罗廖夫去世，米申接管了登月计划。他全力以赴实施登月计划，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力图推进计划的进度。
1966年1月31日，在科罗廖夫刚去世不久，“月球”9号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表面实现了软着陆，同年3月“月球”10号又顺利进入月球轨道。此时，苏联声称要作载人月球飞行，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空间优势形象，许多航天员都跃跃欲试，想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1967年，为了急于向“五一”节献礼，于4月24日匆忙发射“联盟”1号载人飞船，计划在太空对两艘载人飞船进行对接试验，为登月作准备。但飞船一上天就出现故障，于是决定“联盟”2号飞船中止载人上天飞行，“联盟”1号飞船提前返回，但不幸的是在着陆前发生空难，航天员科马罗夫由于主降落伞来不及打开而坠地牺牲。这无疑对米申的登月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
米申认识到，必须做好每一次试验，不能操之过急，一步登天。接着，“联盟”3号载人飞行成功，“联盟”4号和“联盟”5号两艘飞船在轨道上完成对接，接下来是航天员别里亚耶夫要乘“联盟”号进行环月飞行。而1968年12月21日美国的“阿波罗”8号飞船载3名航天员完成了绕月飞行。苏联领导人要求科学家必须抢在美国人之前实现登月壮举。这样米申就只能越过环月飞行的阶段直接进行登月飞行。他明白，美国为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而此时苏联才刚刚制造出H1登月火箭，而且尚未经过试验。但为了遵照苏联领导人的命令，他只好启动登月计划，进行H1运载火箭的试验发射。1969年2月21日在拜科努尔发射场上，一枚长104米的H1火箭被推上空中，但70秒后发生爆炸而坠毁。苏联不甘心失败，同年7月3日进行第二次发射试验，H1火箭甚至还未离开发射台就爆炸了。欲速不达，苏联想在美国之前登上月球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这一严重事故并没有压垮米申，他仍要实现苏联登月的梦想。1972年他提出了新的载人登月方案。这个方案就是研制H1—113M运载火箭—宇宙飞行器综合体。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用两枚H1火箭把载人月球飞船和制动火箭舱送人近地轨道，然后由各自所携带的助推火箭推动进入月球轨道，最后在月球轨道上实施对接。制动火箭舱的任务是使月球飞船从近月轨道减速和下降。在距离月球表面一定高度时，载人月球飞船与制动舱分离，飞船通过发动机和着陆支架在月球上实施软着陆。离开月球前，飞船先抛掉着陆装置，借飞船亡的发动机启动起飞，进入月球轨道后再返回地球。在这个方案中，除了继续发展H1运载火箭外，还要研制一些新部件，如制动火箭舱用的4台液氢液氧发动机组成的高能火箭级。
但让米申感到失望的是，在美国完成“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苏联的H1运载火箭在1971年6月21日和1972年11月23日两次试验发射又相继失败。苏联领导人对他的登月方案失去信心，并把注意力转到了已成功发射的“礼炮”号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上，于是这个H1—113M登月方案因得不到经费的支持而流产了。
米申十分怀念给科罗廖夫当副手的日子。在米申眼里，科罗廖夫是一个坚定的、有独立思想的、目光远大的人。如果科罗廖夫还活着，他的登月计划恐怕不会落空。米申回忆说：“如果科罗廖夫能活得更长久，我们将在航天探索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不仅在于科罗廖夫的能力、坚定和权威，而重要的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会走自己的路并找到答案。后来，我们开始看美国人的，他们的成就使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小而迅速的成功之上。从这当中，我们经受了磨炼，只取得了宣传优势。”1989年米申在接受《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时，他除了对过去的岁月进行追思外，还直率地对苏联航天事业成为政治宣传所体现出来的政策不连续性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米申说：“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太空探索计划，但是很遗憾，我们曾接受很多孤立的指示，这些指示只追求政治目的或企图提高我们的威信。在赫鲁晓夫领导时，这样的事就开始了。这些指示催促我们不断地向前冒进。”
米申在回忆登月汁划失败时不无伤感地说：“为它们奉献了毕生年华的人们都掉下了悲伤的眼泪。”他被解职后到莫斯科航空学院任教，在航天教育和研究方面不懈耕耘，培养了新一代航天专家，把他未完成的工作推向了一个更高水平。
屠守锷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职员家庭。他上中学时就怀着“工12业救国”的理想用功读书，学业名列前茅。抗战爆发后，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目睹日寇飞机横行无忌、轰炸无辜的暴行，便萌发了学习飞机制造，亲手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以抗击敌机侵略的强烈愿望，于是从机械系转入到新开设的航空系，改学新的航空专业课程。1941年夏，屠守锷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获航空正程硕土学位。
抗战胜利后，屠守锷带着新的希望，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辞去了在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谋得的工程师职位，毅然远涉重洋回国。然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使屠守锷兴办航空实业之梦破产，他便把报国之志倾注到培养航空人才上，遂到西南联大任教，专门开设航空课程。1947年，他在清华大学接触共产党人，吸取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末，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屠守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自觉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北平解放后，屠守锷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担任过副教务长、系主任和院长助理，为新中国的航空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培养了第一代航空专业人才。
1957年2月，由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屠守锷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便紧紧地与航天联系在一起。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服从组织的分配，从头学起，为国防事业出把力。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是为个人的某个目标，而是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去干祖国需要的事业。”
屠守锷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主持火箭结构强度与火箭总体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开始摸索实践，创造条件边学边干，向一项崭新的工作进军。1957年9月，他作为聂荣臻元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赴莫斯科参加谈判，促进了苏联提供火箭技术的援助，中国开始了第一枚P—2导弹的仿制工作。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止技术援助，给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带来严重困难。在这种境况下，屠守锷铿锵有力地说：“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在他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很快闯过了仿制关，并转入了自行设计的发展阶段。
1961年，屠守锷被任命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不久又兼任总体设计部主任，作为钱学森院长的助手，全面负责导弹研制的技术抓总，着手导弹改型设计和技术攻关，先后主持了多种型号的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广大科技人员无不痛心疾首，一时之间失望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屠守锷临危受命，担负了分析查找失败原因的任务。他协助林爽总设计师，指导设计人员开展全面的研究，进行各种环境的模拟分析，做了上百次分系统和总体试验，经过大量的数据处理，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查明了原因，采取了措施，对导弹设计进行改进，终于突破了技术难关。1964年6月29日，这种自行设计的导弹再次发射获得成功，后来这种命名为“东风”2号的中近程导弹连续发射8次试验都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