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这一年的十月，朝廷召王安石回到京师，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转过年来的春天，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借向皇帝述职，综论天下大事，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这个言事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后世那些有志于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大约没有人不曾读过王安石这篇万言书的。如今我避讳习俗的看法，把他这篇万言书全部引录在这里，并作一点简单的注疏和解释，以备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参考。
我才德浅薄，蒙受皇帝的恩典，当上了一路的提点官，现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在外工作的情况，向皇上作一汇报。我有点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称职，竟敢根据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敬请皇上详加考虑，选择其中比较适当的加以实施，这是我的最大荣幸。
我私下里观察，皇上有恭敬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处理政务，没有一天松懈过，对歌舞、美色、游猎、玩物一类嗜好，一点也没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百姓，爱惜物力的主张，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还能秉公选拔有声望的人才来辅佐朝廷，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人的中伤就怀疑他们。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而已。按说应该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则不能不担心外族的侵扰，国家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会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的弊病就在于不了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如今，朝廷立法很严，政令齐备，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为什么我还认为没有法令制度呢？因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国君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没有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按照孟子的说法，比较今天的现状，问题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先王的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恢复先王时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不过，我所说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们的理念罢了。二帝三王其间相差大约千年有余，从治到乱，从乱到治，其中的兴盛和衰乱，都经历过，人们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有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也并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理念，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罢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则我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就不至于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举国哗然，而实际上已经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针了。
梁按：当今这个时代谈论政治的人，一定要说依法治国。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舍去法制还能够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儒家学者讳言这一点，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现成法度来美化自己。他们所说的祖宗成法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承袭前代的旧制度罢了。而这个前代又承袭更前代的旧制度，数千年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因陋就简，每况愈下。那些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人，不过是就现有的法律、制度，作一点考察，使其名实相符罢了。更好一点的，也只是弥补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个提倡变法的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协调，一定要改弦更张，才能继续演奏啊。既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会发现，他的所谓改革只是改正朔和变换衣服的颜色。这些细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够变法革新的人，而且，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这里，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更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作为。能将制定法律、制度作为自己的职责毅然承担起来的人，大概都是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但他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他对于国家的性质，大概也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的统治而设立，那么，从数千年皇权统治的经验来看，其实已经很完备了，它不必改弦更张也能维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说了，秦汉以后，能够真正了解国家的性质，并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只有一个王安石啊。他对国家的担忧是非常真诚的，对于国家的停滞不前，不能进步，国民的贫穷孱弱，疲惫困顿，真是痛心疾首，反复探讨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黄河源头的人一定要到达星宿海一样。
所以他敢用这样一句话来下断语：问题就在于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是啊，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也许，有些论者以为，王安石既然称颂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个把传统理想化的保守派，对当代的事物并不了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说过吗，所谓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们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非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从本质上说，所谓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则而已。王安石的变法，事实上，并不想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造成举国哗然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竟然出现了，这不是王安石的过错。
尽管如此，根据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俭朴的美德，也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对待人民的仁慈和对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了解先王的理念，那么，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却又认为，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在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国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观察过在朝廷任职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说明有人才被冷落埋没在下面，却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我又到民间去寻找，却也没见到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如今在职位上的这些人很少是人才，这从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办的，哪些是可以缓办的，而且，能够把境内的民众管理好，办好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没有才能，做事敷衍随便，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
其中能够讲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人大概整个辖区之内也找不到一个。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尽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员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实，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总是借机以售其奸，为个人捞取好处，骚扰百姓。所以我要说，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间也不见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匮乏，那么，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国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当中也有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但是，九州这么广大，四海这么辽阔，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是一定办不到的。孟子说：“只有法律还不行，它自己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他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可见，当今之世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中选拔，执政的官员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再看看时机是否成熟，选择那些老百姓最感觉痛苦的地方，来改革更新国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
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捕捉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
《诗经·大雅·棫朴》篇里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曾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人才没有不是君主造就而成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在这里引申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把他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培养成人才。
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曾国藩的这番言论，如果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怎么样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安慰自己。如果说道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