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说：靠武力使天下屈服，不是圣人的道理，然而，真正懂得圣人道理的人，一定都是能柔能刚，能弱能强的人。只有能够刚强，才不至于太柔弱。炫耀六军固然是先王愿意做的，但也不能专门炫耀武力。
皇帝说：保甲义勇兵所需要的粮草，应当预先做好计划。
王安石说：用减裁募兵的费用供应保甲义勇兵，就可以了，保甲义勇兵所需费用，只是养兵费用的十分之一二。
皇帝说：京城周围的募兵和过去相比已经裁减不少，为了保证京城的安全，不能完全裁减掉吧？
（八）这个法先在京城周围各县实行，以后陆续推广到诸路。 (2)
王安石说：已经有了保甲代替他们服役，也就不需要再养募兵了。如今京城的募兵，跑的跑，亡的亡，一个季度就好几千人，只要不再招募填补，自然就减少了。既然厢兵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了，我希望能尽快训练民兵，民兵训练成了，募兵也就可以裁减了。如今的保甲法规定了武艺的八个等级，达到优秀就有奖励，人人都能自觉地练习，不必等到轮流执勤的时候再练。我希望通过数年的训练，他们的武艺不仅可以胜过义勇兵，一定还能胜过正规军。正规军的训练，靠法令约束，不同于保甲人人都有上进心。
以上就是最初实行保甲法时王安石在朝廷之上与众人辩论的表现。我不厌其烦地详细摘录这些对话，一是因为保甲法是王安石重要的精神寄托，应该大力传播；二是《宋史》所载王安石的政绩，总是十分简略，没有办法考见他立法的精髓、意义，只有《宋史·兵志》在记录此事的时候稍微详细了一些，更需要我们将它们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啊，我读到这里，不得不感叹荆公的见识远大，忧国之心极诚恳，做事的坚毅勇敢，都是旷古以来没有人和他匹敌的！对于一个国民来说，服兵役是我们对于国家的最大的义务，在天地之间是逃避不了的。所以，士农工商，都可以成为士兵，绝不能在士农工商之外，再人为制造一个所谓兵这个阶级的存在。如果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这样一个兵的阶级存在，那么，这个阶级一定是这个社会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些兵也没有可以用他们的地方。宋朝由于实行了募兵制，导致兵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阶级，它所带来的弊病，当年那些贤德之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难道一定要远到宋朝去寻找证据吗？就以当今的旗兵、绿营和防勇来说，其腐败程度，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的。王安石希望能够清除这种弊病的根源，才发现了专门利用乡兵民兵的办法，曾国藩、胡林翼、江中源、罗泽南治理湘军大有成效，用的也是这个办法，他的说法：农民都很朴实用力，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国家有了危难的时候，只有民兵是最靠得住的。我们读曾国藩的信函，其中这样的论述是很多的，不可计数。如果不是认真做事而且很有经验的人，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首先是按照礼义的标准奖励和供养他们，然后又用荣誉去鼓励他们，使得他们既免除后顾之忧，又具有荣誉感。曾国藩、罗泽南诸位贤人都靠这个来建功立业。日本人每天夸耀自己民族的大和魂，他们在战场上屡次取得意外的胜利，让世界各国瞠目结舌、备感惊奇的，也是凭借这个东西。
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间所谓士大夫何止千万，了解这个东西的能有几人？了解它并能把它付诸实践的，又有几人？王安石在当时所推行的各种新法中，只有在保甲法上倾注的心力最多，而他受到的诽谤、抱怨也最厉害。大概其他各种法律，主要还是以便利百姓为主，所以，批评他的人只有朝廷上那些意气用事的人，老百姓没有人应和。只有到了保甲法，因为和裁减军队相互为用，所以，招募的士兵怨声载道，这是其一。由于它的职责就像现代警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那些做了强盗和窝藏强盗的人，自然也不喜欢，这是其二。但这还不是它最受到指责的地方，作为一项法律，要让全国每个成年男子，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都要操劳习武练兵这件事，还要用纪律来约束他们，那些不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也有抱怨，这是其三。事实上，人之常情，都是好逸恶劳的，喜欢放纵自己，而不喜欢束缚。何况中国数千年来，人民习惯了放任自流，尤其到了宋朝中叶，就更加严重，法度荡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了投机取巧，怠惰偷安，已经成为一种本性，一旦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提出要求，劳其筋骨，并增加他的负担，老百姓就会觉得对自己很严厉，一定要有所表现。
所以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听到的和看到的，有砍断手指以逃避做保丁的，有父子抱在一起哭号的，这是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未必都是虚构的诬蔑之词。尽管如此，这些能够成为批评保甲法的理由吗？子产有“孰杀之歌”，孔子有“麛丧之谤”，任何一个政党在改革之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痛苦。由于这个原因就放弃改革，不再实行新法了吗？那天下也就没有能够革除的弊端了。王安石说过：自古以来做事，没有不靠权势来领导众人却能让上下一致的。
又说：如果只能顺应民意，听任其自由选择，又何必设立君主呢？这很像是法家主张专制的言论，但政治学的原理，其实就是这样。专制制度为人所厌恶，是它以个人利益危害国民，危害国家，如果所做的事情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那么，手握大权的执政者强制执行他的政策，有什么不好呢？要求国民必须尽到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国家必须做的，如果有人要抗拒，就是对于国家的叛逆行为。但即使对于这样的人，当时的王安石也没有简单惩罚一下了事，而是反复劝说，期待他们慢慢地觉悟，并用奖励劝勉的方式诱导他们。在这里，我看到了一颗充满仁慈的心，而非议他的人却以为他所实行的是“束淫之政”，这是一群有眼无珠的人所持的论调，真是不足以和他们讨论是非啊！
历史记载了训练保甲成为民兵的次序：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开始建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王中正、狄谘兼任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共二十二个县，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总共两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个人训练一种事艺，配备教头一人。禁军配备教头二百七十人，都教头三十人，使臣十人。弓有八斗、九斗、一石共三种，为三等；弩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共三种，也为三等；马上射箭有九斗、八斗两种为二等；有人才能力气极为特殊的为头等。训练的时候，每月发给俸钱三千贯，每天供应食物，官府还发放武器、战袍，并以银楪、酒醪作为犒赏。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大保长学成武艺后，便成立民团，教练阵法，以大保长为教头，在这里训练保丁。每个都保按照远近编为五个团，在本团都副保正的居住之地，选择空地进行教练。学成武艺的大保长十人一组轮流教练，五天轮换一周。保丁被分成五队，其中一队教练骑术，兼习马枪，两队教练弓箭，两队教练弩。在开封府界搞好了，再推广到三路即河北、河东、陕西这三路，每一路各派文武官员一名任提举，河北路是狄谘、刘定，陕西路是张山甫，河东路是黄廉、王崇拯，支取封椿、养赡、义勇、保甲的钱粮用于民团训练的经费。这一年，皇帝将亲自检阅开封府界保甲民团练成武艺的士兵，录用那些练就武艺的人，剩下的则赏赐他们金帛。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将五路义勇兵改为保甲。这一年，开封府界、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对保甲进行统计，都保共有三千二百六十六个，其中正副保长、壮丁共有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节省过去的养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每年增加训练民兵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而用于民团教练的赏钱，只有一百万多一点，这里就不多说了。
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据说，义勇兵、保甲和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这是保甲法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大概情况。
王安石治理保甲，成绩卓著。开始发挥其警察的功能，盗贼很快就被平息了。在这之前，开封周围有许多强盗，他们攻劫杀掠，每年大约就有二百起，到现在却一起都没有了。仅长野一个县，在开封附近捕获的盗贼，就有三十人，他们都是被保甲追捕无处藏身四处逃窜的人。然后又通过保甲训练民兵，训练刚开始时，议论纷纷，等到训练结束，武艺学成，超过正规军队。用于训练的经费，日常消费、奖励和赏赐的钱，都从封椿各库和禁军缺额所节省的经费中支出，没有用国家财政一分钱。负责农业的官员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监督检查都非常精细，县里官员如果有人强迫保甲置办军服，增加百姓负担，骚扰百姓，都要给予严厉处分，所以，人们没有敢不遵守法令的。而且，奖励十分优厚，那些在外做官和有实力的家庭，他们的子弟都欣然前来报名参与。由此看来，王安石和宋神宗经营十余年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被辜负啊。可是，宋神宗尸骨未寒，他们的良法美意，就完全被破坏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继承皇位，当时任陈州知府的司马光首先上疏要求停止实行保甲法，他写道：
自从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以来，利用民兵的办法已经不成了，戍守攻战，都靠招募的长于征战的士兵，民间哪有懂得打仗的人？我大宋建国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头发花白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一旦在田间务农的人都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在田野里奔跑驰骋，那些年高望重的老人都叹息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这件事从开始实行，调度就很混乱，挨家挨户地骚扰，一户都没有遗漏。朝廷又时常派遣前来督查的人，到处巡视检阅，每到一个地方就滥发赏钱，浪费的钱财，何止千百万。
这些钱财都是很残忍地从老百姓手里一分一尺收敛来的，一旦使用这些钱财的时候，却视如粪土一般。那些乡民百姓，只会觉得劳役很辛苦，不会因为给他奖赏就感恩戴德。农民既然是这样的辛劳，而国家的花费又是如此之大，这些民兵最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让他们捕捉盗贼护卫乡里，则用不了这么多人；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但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外族民众，平时就靠骑马射箭为生，攻伐作战是他们的风俗，从小到大，没有别的事情。中原的老百姓大多数从事农业，在田间劳作，虽然把兵器发给他们，教他们武艺，在练兵场上，按照阵法或进或退，看上去很整齐，很有章法，但如果派遣他们和敌军遭遇，击鼓的声势虽然很大，但鸣镝才开始交战，他们的溃败是可以预料的，这一点不用怀疑。
啊！司马光指责保甲法的那些理由，也不过如此了。我今天就试着和他讨论一下。他说百姓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已经有上百年了，所以，不能恢复民兵是形势所迫。但是，人为万物之首，最为尊贵，其原因就在于，人是善于学习的，就算是以前没有见过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如果国家用奖赏来鼓励他们学习，那么，没有不能训练成功的。何况百年之前的遗迹，并没有完全湮灭呀。如果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国家一切教育训练的事业，都可以不做了，为什么只有保甲呢？他还说，那些年高望重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了，见到身穿军服手拿武器的人，甚至叹息并认为是不祥之兆。这些话就更加可笑了。大臣应该为国家谋划百年大计，但是，他的政策却取决边远乡村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他对天下大事的看法也就可以知晓了。正是由于人民不认识兵器，不熟悉战争了，执政的官员才主张振奋其精神，并认为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宋神宗和王安石以亲力亲为的精神，要在严格规定的限期内，看到对普通百姓进行军事训练的成果。
（八）这个法先在京城周围各县实行，以后陆续推广到诸路。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