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做，举国讳言打仗，执冰以嬉，对于歌舞升平来说是很好了，但此后北方外族长驱直入，百座城池都望风披靡，我却不知道它祥在哪里呢。他还说，保甲法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调度很混乱，每家每户都受到骚扰。任何事情在开始实行的时候，由于缺少经验，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举措也会有失当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但要看它是否值得去做。如果值得做，即使遇到一些困难，发生一些问题，也应该坚持下去，不能戛然而止。何况司马光说这番话的时候，距离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开始实行保甲法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官吏已经熟悉了他的工作，而且，法令也已经有了成效，这时，却要翻出老账，可以说是公平吗？况且，过去因为百姓不熟悉军事才要兴办这样的民团进行教练，也许骚扰了百姓；而今天要把百姓已经熟悉的生活完全改变，难道不是另一种骚扰吗？以暴易暴，尚且是不可取的，何况以暴易仁呢？他还说，用于奖励和赏赐的钱财，浪费了国家财政，好像是这样吧。但为什么不想一想，保甲的经费，其实来自封椿各库和禁军缺额所节省的军费，并没有动用国家财政一分钱。
他也不看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统计数字，由于改行保甲的原因，每年节省军费一百六十余万，而保甲和犒赏所需只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比较，还能节省不少于三十万贯钱！实际上，为了保持国家的实力，这些钱有时是不能省的。如今世界各国，不惜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来发展海军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它在前面已经节省很多了。司马光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要迷惑皇帝罢了。至于他最后的论调，以为中国人，虽然以军事技能加以训练，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这样说，即使判定他犯有侮辱国民之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外国人就永远适合充当征服者，而中国人就永远适合充当被征服者。既然中国人经过训练仍然不适合征战，而那些招募来的士兵，难道不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吗？以前的这些募兵是不能抵御外族来犯的，这种情况，五尺童子都能了解，难道司马光竟不知道吗？如今只是指责保甲制度不能应付战争，却不提出那种办法可以应付战争，推测司马光的用意，是不是认为，以臣妾的身份对待北方外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谁敢于挑战这个事实呀？唉，当时那些贤德之人对于新法为什么不满，他们的理由大约也就是这些了。从保甲法这一件事来看，其他的就可以类推了。
自从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废除保甲法之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虽然有人提议恢复，但终于没有实行。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蔡京这个反复小人，借口恢复神宗时实行的新法，再次提倡实行保甲法，但从精神到形式，都不是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了。高安陈汝锜说得好，他说：“宋朝是个因武力衰败而导致国力贫弱的国家，武将的权力在酒席宴上被解除，地方的兵力就衰落了。守卫天子的禁军，承担了戍守边境，征讨异族的任务，京城的守备也就衰弱了。招募游手好闲的人，给他们刺上字，以充当士卒，既妨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又因为供养他们而使得百姓陷入困顿，其驻地防御也因此显得很薄弱。所以，金兵一出手，就攻陷了朔州和代州，接着又围困太原，拿下了燕和蓟，直捣汴梁开封，于是才有了南朝即宋朝无人之叹。而太后手诏，也有人们不懂军事的遗憾。
如果保甲法不被废除，民兵按时进行训练，用兵谋略越来越熟悉，家家都配备了兵器，而且人人都能同仇敌忾，纵然是胡马向南方嘶鸣，又何至于金兵能像自由自在的旅行者那样行进了数千里，竟然没有一城一垒触犯它的锋芒！又何至于纷纷召集军队，心情沉痛地下一个勤王的诏书！所以我认为，王安石实行保甲法，训练民兵，已经预料到他日会有一场靖康之难啊。而靖康之难之所以像河决鱼烂一样，就是因为保甲法被破坏，只顶着它的名义，却抛弃了它的实质，国家财政的支出越来越多，而国家的锐气却越来越少，就像驱使着有病的妇女和弱小的孩子，赤手空拳去和豺狼搏斗，能不马上被利爪和锐齿撕碎吗？想到这些，还会有人诅咒和谩骂王安石吗？”啊，这些话可以说是深得我心啊！保甲法已经废除，募兵的制度也已破坏，宋朝即使不想南渡，能够做得到吗？然而使宋朝陷入灾难的，是王安石呢，还是司马光呢？
第四，保马法
保马法就是官府把马送给百姓，由百姓代替官府养马。并且奖励百姓自己养马，等到有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则由官府按照马的价值收购。马是作战的重要力量，军事家是不能忽略它的，所以，历代都把马政作为国家的大政之一，即使当今之世各国也是这样做的。宋代时马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在这之前特意设置了群牧监，常以中枢机构的大臣担任领导，以表示重视这项工作。然而，官府养马弊病很多，耗费的资金巨大，而且达不到繁衍生息的效果。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于是有了保马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皇帝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愿意养马的人，仍然以陕西一带市场上卖的马选送给养马人。六年（公元1073年），又下诏司农寺制定养马法，于是，曾布等人递上了他们制定的条例，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限养一匹，家里富裕有能力的，愿意养两匹马，也听其自便，都由监牧挑选并提供马匹给他们，或者由官府出价让他们购买，但不要强迫。开封府界不要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要超过五千匹。除了追逐盗贼之外，禁止骑马超过三百里。在开封府界，养马人免除征收粮草二百五十束，还要另外给他钱。在五路，养马人每年免除折抵应该缴纳的税金。三等以上的人家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的人家，十户为一社，以此应付病死的赔偿。保户马匹死亡，养马人独自赔偿；社户马匹死亡，社里的养马人赔偿一半。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不允许私自扣留。保马法一共十四条，先从开封府界实行，五路委托监司、经略司和州县推广。
王安石所开创的各种新法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保马法了。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来决定，要求百姓饲养，有了损失还要让他们赔偿，这样做是为政不得要领。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的为政，很多批评王安石的人争相指出这项法令对百姓有害，从一般常理来看，他们说得并没有错，尽管当时王安石要实行这项法令自有他的道理。大概王安石最看重的，还是训练民兵，即保甲法的实行。但训练民兵不可以没有马匹，官府不提供就没的可用，官府想要提供却没有马，所以，把马贷给百姓，让他们饲养，主要还是靠保甲法来维持。然而即使为了此事来谋划，也应该有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保马法，是在他最不应该干涉的地方进行干涉，这是千虑中的一失啊。如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筹划马政的办法其实是很多的，但这无关大局，就不多说了。
第五，军器监法
兵器不精良，犹如将士卒送给敌人。兵器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宋朝自仁宗以来，已经习惯了天下太平，兵器都已经腐朽得不能再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崇政殿说书王雱（王安石之子）上疏说：
汉宣帝号称贤明的中兴之主，史书上说，宣帝时的能工巧匠，要比元帝和成帝时候都更精良，这说明，虽然是政府某个部门的事，却也关系到朝廷的大政方针。如今，我们面临着对外防御边境的祸患，对内防范各地的盗贼两大任务，而全国每年征收上来的弓弩、甲胄进入兵器库的，就有上千万件，其中竟没有一件锋利、结实、便利、实用的。我曾经到一些州府的兵器作坊去看过，制造兵器的工匠极为缺乏，竟到街上临时抓人来顶替，他们制造的兵器，只能说是形似而已。兵器库的官吏，也只是点清数量，收藏入库，是否能用就不管了。所以，保存的兵器虽多，大多数却都是不合格的产品。
平时做事如此，到了战争中想要取得胜利，把外族的军队挡在边境之外，国内也能平息盗贼，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想用放松军备来显示天下太平无事，但金、木、丝、麻、筋、胶、角、羽等材料，可都是老百姓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没有任何理由让工匠毁坏它们，太可惜了。不如改变一下做法，集中几个州府的作坊，到一个地方，就像如今监督钱币的铸造一样，选择懂得制造工艺的官员，使他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且招募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作为技师，朝廷之内设置管理工艺制造的官员总揽这项工作，检查产品是好是坏，分别给予奖励和惩罚，这样做，人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用特意责罚就能做得很好了。
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年，便设置了军器监，总管内外兵器制造的工作，设置判官一人、同判一人。最初，这项工作由三司直接负责，至此改由军器监一总负责。凡是对制造兵器很内行的人，都可以到军器监来介绍经验，于是，官吏和民众中有很多人，都到军器监来贡献制造兵器的标准格式。
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他是学问、才能都有超过一般人的地方，可惜很早就去世了，没有机会展示。后来有人不遗余力地诋毁他，就是《宋史》对于这件事的记载，也以为他是在迎合皇上的意思，妄图改变过去的制度。旧制度既然已经如此的破败，就是你不想改变它，也做不到呀。我们看他说的这番话，与当今东西各国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大约这些国家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没有不先改善其武器装备的。而既要改善武器装备，就一定要设置专门的官员来做这件事。如果像宋朝以前的制度那样，委托各州县的官吏按照惯例上缴，即使想要让它不腐朽，差不多还能凑合用，也是不可能的，还能进行改良有所创新吗？军器监的设立，即使在今日之中国，也是当务之急呀，而执政者仍然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点。但王雱在千年之前就说出了这一番话，他的见识不是很远大吗？按照《宋史·兵志》的记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所发明的新式兵器不一而足，工作效率也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到了元祐年（公元1086年）的时候，全部改弦更张，所有新法完全废除，还是要求各路作坊继续按惯例上缴，这真是王雱说过的，把工人聚在一起毁坏天地间的有用之材啊！宋朝作为宋朝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不想南渡，能做得到吗？
综合上述来看王安石的军事政治改革，大体上都是有道理的，与今日世界各国的军事政治比较接近，而他想要把募兵制改为民兵制，更是治理国家的深远谋略。今日中国仍然不能实行这种办法，但如果不能断然实行这种办法，就很难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他的保甲法，完全仿照古人的做法，不仅使全民皆兵，还想使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全民皆兵，没有问题；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这在古代小国寡民的情况下，或许还是可行的，却很难在秦以后的泱泱大国中实行这种办法。为什么呢？古代的部落，把战争当作国家的第一件大事，而经济不过是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罢了。但在世界日益进步走向文明的时候，发展经济就成了国家的第一件大事，而战争不过是保护经济发展的工具罢了。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虽然也说在农闲的时候习武，但是，妨碍生产的事情还真是不少。
新法没能尽善尽美，这是一个方面。而且，古代的小国寡民，如果不是所有登记在册的人都成为兵，是很难抵御外来侵略的。后世中华大地成为一家，国民的人数从几千万增长到数亿，假使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一来国家用不了这么多兵，二来就是把全国的财富都集中起来，也养不起这么多兵啊。新法有不完善之处，这是第二个方面。所以，唐朝的府兵所以变成了骑，除了管理国家的人无能，恐怕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吧？然而，王安石的全民皆兵，就不能实行了吗？也不是这样。今天世界各国有常备军、预备兵、后备兵，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义务，然而，他们尽其义务，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完成之后，则继续做他的农民，除非有了大的变故，否则，是不会征调他们的。
这是各国都在实行的成法，即使将来有圣人问世，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有人说：然而以王安石的学识，难道这都看不出来吗？回答说：王安石大概已经看到了。又有人说：既然见到了，为什么没有实行呢？回答：这应该看一看他所生活的时代。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国家已经有了招募来的士兵一百余万，这就相当于各国的常备军吧？按照王安石的计划，是想全部废除他们而让民兵取而代之。不过，唐朝中叶以来数百年的积弊，改革也不能太快，这里需要逐渐地、有步骤地进行。于是，一方面减少募兵，同时，另一方面，用民兵补充它的缺额。这样就有了所谓上番的兵，上番的民兵，就是在尽常备军这个义务；那些退番的民兵，就是服预备役后备兵的义务。谁说王安石只是看到而没有实行呢？假如没有反对党的阻挠，而且王安石在他的位子上做得更久一点，安知今天世界各国通行的军制，不是我国在千年以前就创造出来，作为世界模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