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日常生活都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千百年来，宗教就与旅游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僧人、道士的传教云游，民众的朝佛进香，都属于宗教旅游的范畴。而宗教，无论是物化的文化遗存，还是教义带给人们的心灵感受和宗教情感，都是旅游文化丰富的内涵。直到今天，无论是香火鼎盛的庙宇，还是宗教功能完全淡化了的宗教古迹，都是广大普通游客和虔诚教徒心中的名胜。关键的原因就是在悠久的历史中，其文化内涵在人们心中夯下了厚实的感情基础。这是一种宗教情结，更是一种文化情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在历史上相对宽松的宗教环境下，各种宗教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各种宗教也在一定的环境中融合、交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旅游文化。囿于篇幅，只能对其中最普遍的、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教旅游文化进行介绍。
一、佛教旅游文化
与佛教有关的旅游文化，我们称之为佛教旅游文化。它具有观赏型、宗教朝觐型等综合旅游文化特点。
佛教于中国来说本是完全的舶来品。它远涉流沙来到中原，不但扎下了根，而且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与传统文化不同，它在向众生宣示信仰的过程中，不仅靠言传身教，而且注重借助一定的外在条件，如讲经布道的场所、特定的佛教造型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而这一切的经典之作，连同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在中国旅游史、中国旅游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古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其生卒年代是公元前565～公元前485年，大体与孔子同时。作为刹帝利种姓、迦毗罗卫国的太子，悉达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本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但当他经过所谓“出四门”，接触到社会现实时，他看见了社会的阴暗面，严酷、惨不忍睹的现实刺激了他年轻又脆弱的心。于是，他毅然出走，经过6年的流浪漂泊、访师求道、修苦行，正当毫无希望、心灵无法解脱之际，突然在一棵毕钵罗树下觉悟，菩提成“佛”。他因之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或佛陀。后经鹿野苑“初转法轮”，又经过45年遍游恒河的传道，终于在他去世前建立了佛教教团。
佛教形成后，发展迅速。因为它反对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得到了刹帝利和富有犬舍的支持，同时，它不拜偶像，传教用语通俗，又不排斥低级瓦尔那入教，从而赢得了社会广大阶层的好感与认同。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原始教义“四谛”、“八正道”，主要是关注社会伦理，说苦、解苦，拨动了广大的下层民众的心弦，也为上层阶级苦闷的心灵指出了解脱之路。早期佛教的僧团生活十分简朴，既无偶像可拜，又无庙宇，主要靠托钵化缘为生，从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重。统治阶级也乐于利用它来维系人心。
佛教是个比较开放的宗教，佛陀去世后100年，佛教开始发生分裂（有说分成18派的，也有说分为20派的），同时向外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的向外扩展是借着阿育王（约公元前300～公元前232年）的力量进行的。阿育王一生身经百战，杀戮生灵无数，但他在完成扩张后，开始皈依佛教，佛教因之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借助强大的政治力量和阿育王的宝剑所指，佛教走进了中亚和南亚诸国。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却大不一样。它是被单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输入的。一般认为，佛教首先是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具体年代已经难以稽考。传统说法则采用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东汉明帝梦金人而遣使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其实，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后汉书·楚王英传》也记载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可见，佛教自西汉到东汉初已经沿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东汉明帝派使者从大月氏抄来佛经《四十二章经》，并迎来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译藏，只不过是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引入佛教，拉开了佛教在中国深入传播的历史序幕。
佛教能在中国传播发展，可说是宗教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差异。首先是语言不同，文字差别大；其次是传统伦理观念不同，佛教僧迦同家庭的关系淡薄，而中国则重视家庭和孝道；第三是思想不同，佛教看重五道轮回，关心彼岸世界，而中国传统哲学则重视政治，重视现实和入世，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但是，佛教终于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挤入中国文化又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其关键就是它能入乡随俗，较自觉地完成了其自身的中国化过程。
（1）宗教理论与教义的中国化
佛教初的汉地，只是在王室皇族、贵族地主等上层社会中传播，而且一开始就依附于当地信仰，被人们视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并没有很特殊的不同，因之才得以拉开传播的序幕。
最早来到中国的佛教传道者并不是印度人，而是从介于古印度与汉地之间的西域来的“二传手”。他们带来的宗教理论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阿弥陀佛”信仰（弥陀净土信仰）。大乘认为，佛无所不在，东西南北四方到处都有佛，各占据一方“净土”来教化众生。其中有阿弥陀佛、阿閦佛、弥勒佛、药师佛，最受赞颂的是阿弥陀佛。人们认为只要日夜想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他所管辖的西方极乐净土，这在中国文化面前首次展现出一个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死后世界。但这个西方极乐净土在当时的宣传者口中似乎与黄老方术的神仙去处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进入的门槛还特别低，只要你出家做沙门就行。如果觉得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那么只要乐善好施也行。如果贫穷得连施舍的能力都没有，那么只要口中念颂阿弥陀佛之名也就足够了。这种简单易行的理论与教义从一开始就注意与中国文化结合，从而得到了汉地广泛的群众基础，以至于到三国时期，洛阳出家的沙门，除了剪了头发外，其余所有斋供礼仪统统效法传统的祠祀，让印度来的高僧昙柯迦罗见了觉得十分可笑。
三国时期，佛经的翻译与日俱增，并显现出中国特点，即大、小乘兼容并蓄。当时流行两支，一是安世高系，为小乘佛教；一是支娄迦谶，为大乘佛教。这两支都把自己融入黄老之术的躯壳里。小乘佛教注重实际修行，接近于当时道家的某些修行方法，很受欢迎。而支娄迦谶的大乘佛教的《般若进行经》在翻译中借用了道家思想传播般若思想，理论上促成了佛教和道教的结合，为佛教思想融入汉文化起了准备作用。
魏晋时期，佛教又与当时的玄学互为表里，于是大乘般若学首先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方大规模流传开来。到了东晋，大乘般若学与玄学中王弼、何晏的“贵无”思想结合，在南方传播开来。
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门阀士族统治者的进一步支持和扶植，发展迅速。这中间，佛教曾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和选择。佛教在印度本土是一个“超然世外”的社会势力，也曾居于国教的尊贵地位，所以僧侣的社会地位高于俗人。传到中国后，他们也曾希望拥有这样的地位。东晋名僧慧远（334～416年）就写过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与当局对抗，但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在中国，王权至上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不容许其他任何势力凌驾于王权之上。强大的政权力量和无情的现实迫使佛教徒放弃了与王权对抗的想法，转而选择了妥协，尊重和服从王权。道安就曾感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对王权的妥协，也就意味着对王权正统理论思想的妥协。加上汉文化自身强大的活力，就使佛教理论在信仰与价值这一最深刻的核心问题上渗透了儒教的伦理纲常思想。无论在出家人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还是佛教徒是否必须报答父母恩情的冲突焦点上，佛教都在不经意间被汉化了。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教虽然有了自己的寺院经济，开始摆脱了依附道家、神仙、方士的尴尬形象，但它的内在思想却逐渐向中国化方向演变了。最典型的是道生（355～434年），他大胆提出“一阐提人（佛教指断绝一切善根的人）皆得成佛。”为此，他付出了被开除教籍的代价，被视为“背经邪说”。但这位执著而孤独的高僧并不放弃自己的见解，他到山中，聚石为徒讲《涅
经》，当讲到阐提和佛性时，据说连顽石都点头。道生创造性的见解连同他的“顿悟成佛”说，预示着佛教理论最终要走上彻底的中国化道路。佛教理论教义中国化的最后完成是在隋唐近400年的过程中，其标志是各宗派的形成，特别是禅宗的出现。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一统的王朝重现期，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佛教作为其社会的一部分，也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完成了此前各种佛说的总结和概括，佛教真正开始了独立发展，并形成宗派；二是在理论上完成了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宣告了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隋唐佛教的盛行及其宗派的形成，是佛教在中国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从最初的依附于黄老之术到独立发展，再到本身成熟，随着政治统一，全国佛教学风也逐步一致，佛教学研究的深入，加上从印度引进“教批判释”，创立佛教宗派的条件终于具备。各宗派形成后，大浪淘沙，能够流传下来的则都烙上了深刻的中国印痕。
天台宗。又称法华宗，渊源于北齐，创于隋，盛于唐。该宗尊印度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为二祖，慧思为三祖。而实际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四祖智觊（537～597年）。该宗的形式是中国隋唐封建王朝“大一统”思想的宗教产物，它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南北定慧异趣的现象，也使大小乘一切经教在汉地得到了“矛盾的统一”。天台宗教义的特点是突出宗教文化的心理调适功能，它提出“一念三千”、“一心三智”、“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教义来说明诸法实相，散发着浓烈的思辨哲学气息，也体现了汉地文化所特有的重内省的宗教心理。但由于深奥、烦琐，到五代时衰落。
三论宗。起源魏晋之时，实际创派者是隋朝的吉藏（549～632年）。该派因依据印度龙树的《三论》《十三门论》和提婆的《百论》这三本著作立宗，故称三论宗。可以说这个宗派的理论是典型的“原装进口”，是直接从印度和西域全盘输入汉地的。其教义主要是宣扬“一切皆空”。尽管经过改造，仍不符合隋唐王朝封建鼎盛时期的胃口，因此“一世而断”。
唯实宗。又称“慈恩宗”、“法相宗”，由赴印度求法的一代名僧玄奘（602～664年）及其弟子窥基（632～682年）创立，并得到了唐太宗、高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它基本产于译场，在结合中国文化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以阐明“万法为实”、“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宇宙万物只是心识的幻化，加上论证烦琐晦涩，很难为广大民众接受。特别是它反对“人人皆得成佛”的社会主流思想，所以不到40年就被社会所抛弃。
律宗。佛教戒律早在三国时代就由昙柯迦罗引入中国，但在南北朝前只是“律学”，尚无律宗。律宗实际创始人是唐朝的道宣（596～667年），因居终南山，又被称为“南山宗”。与此同时，相州日光寺的法砺（625～698年）和居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624～697年）也专弘律部，分别被称为“相部宗”和“东塔宗”。这三家之间互相争论，但除南山宗一度传承独盛外，其他两家只有小传便衰亡了。律宗主要受玄奘影响，用大乘教义讲解“四方律”，实际上主张自我修养。由于将戒律过于“学术化”，陷于琐屑，不切实用，尤其是对汉地佛教的戒律规范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因而很快衰落了。
密宗。本源于印度的密教。三国时支谦翻译过密教经典，东晋著名的佛图澄就是密教僧人。但密宗在中国的正式创立者是唐朝开元年间来华的印度僧人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69～741年）、不空（705～774年）。外来的密教受到唐王室的扶植和提倡，正式形成宗派。该宗主要修三密加持，崇拜法身佛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视“六大”为万物之本。密宗在唐代极盛一时，武宗废佛事件后，密宗在汉地渐绝。
华严宗。也称“法界宗”、“贤首宗”。其初祖为陈唐时期的杜顺（557～640年）。唐时，该宗在武则天扶持下势力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三祖法藏成为武后的家庙和尚，赐号“贤首”。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最高经典，自我标榜为佛教中的“圆教”，将印度和中国佛教其他各派一概判为“偏教”。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宗派。它宣扬的基本思想是“法界缘起论”，认为精神性的“一真法界”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和本源，离开“一真”，别无他物。并提出“一真”与万事万物的关系是“月映万川”，无不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浑然一块”的联系中，也即“圆融无碍”。这种教义理论体现了汉地佛教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高层次的文化心理特征，即一方面具有高度的思辨哲学结构，另一方面这种思辨哲学又包含着随意想象夸张的灵活的心理机制。所以对后世宋明理学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华严宗中国化的另一最大表现是提出了“三教同源说”，想从理论上积极调和佛、儒、道三家思想，使之更“适合”中国。华严宗是依靠政治势力发展的，故经武宗灭佛后，便一蹶不振了。
净土宗。又称“莲宗”。该宗初祖为东晋僧人（344～416年），实际创始人是唐代的善导（613～681年）。该宗以“三经一论”为主要依据，认为现实世界是“秽土”，而佛所居住的彼岸世界则是“净土”。由于净土思想烦琐，在印度并不大流行。传入中国后却发展极快，且生命力特别强。主要原因是它能按照汉地民众的特点要求改造自己。东晋慧远组织“白莲社”时，宣传的对象还是社会上层人物，注重的是知识理论，且严格区分圣人和凡夫所达到的境界的差别，但从北朝昙鸾开始，就将天国的大门向下层民众开放了。他主张一切众生都可往生净土，只要你称名念佛，还进一步指出，靠佛的本愿力就可得往生。善导的老师道绰更是发明了掐珠念佛、数豆念佛等方法，而且主张，哪怕一生造恶极多，只要能在临终前称佛名号，也定得往生。这种廉价的天国门票使净土宗很快具备了普遍性和平民性，而且容易与其他宗派结合起来，特别是与禅宗结合，成为了汉地民众中最普及的佛教信仰模式———“禅净双修”。这个快速成佛的修炼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意义，即将出世信仰世俗化，彼岸世界就在此岸世界之中，就在人的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