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讲“阴阳五行”的有两派。一派是五行相生说。五种要素是什么关系？最早在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史伯提出过五行相杂构成万物的思想。到春秋战国时，则主要是相生、相胜说。相生说如《礼记·目令篇》中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四季的变化，要求人们按照天地四时的变化来进行农业生产，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阴阳学家们进而将一切人事都来附会阴阳五行，推算祸福。有人将“东南西北”与“青赤白黑”相配，反映出五行相生的顺序，即木（东方、青色）生火（南方、赤色），金（西方、白色）生水（北方、黑色）。这四方是行动的方位，再加上土（中央、黄色），就构成了完整的五行相生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五行相生观对后世影响很大，连汉代巨儒董仲舒也接受其观点。
一派是阴阳相胜（克）说。公元前511年，晋国的史墨最先提出“火胜金”，后来又提出“水胜火”。《黄帝内经·灵枢经·经脉》中，则总结出了完整的五行相胜观念：火胜金，水胜火，木胜土，土胜水，金胜木。而齐国人邹衍则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始终说”。他认为黄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而将来代周的一定是水德。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用了这个说法，把秦朝定为水德（崇尚黑色）。这种学说被引入政治，形成了神秘的历史循环论，虽然滑稽，但却为后世历代帝王和文人奉为圭臬。
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不仅影响到中国两千年来的各种术数，也影响到中国的哲学、政治，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
纵横家学派。人们说春秋无义战，周天子的权威和影响，在各个诸侯国的争霸中被抵消、磨蚀殆尽。经过五国争霸走马灯式的表演后，进入战国，战争就更频繁，更混乱，更无准则可言，一直打到七国争雄的局面出现。由于动荡的社会和战争的需要，培养出了一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为战争推波助澜的人物，这些游说之士中，最著名的有张仪和苏秦。他们在秦国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各助一方，分别进行合纵、连横活动。他们的游说之词为游说之士传习、运用，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现有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这一学派的主要著作。
兵家学派。如果说纵横家是在摆布诸侯争斗，兵家则是在致力于如何驱使兵士厮杀，这也是战国时代社会需求的产物，频繁的战争使军事学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战国时兵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膑，著有《孙膑兵法》。长期以来人们把不准孙膑与孙武的关系，有将其混同一人的。其实孙膑是孙武的后代，齐国人，其《孙膑兵法》一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被发掘出来，从而确定了孙膑与孙武的关系。孙膑治理军队很有一套办法，著名的有“斩姬督军”。其指挥作战的实践能力和谋略都十分高超，庞涓被伏就是例证。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提出了寡可胜众、弱可胜强的辨证军事思想。他还强调进攻战略，强调灵活运用战法，体现出卓绝的军事艺术。
战国时著名的兵法著作还有很多，如吴起兵法、商鞅兵法、庞涓兵法、信陵君兵法、尉缭子等。
名家学派。是主张辨别名实关系的思想流派，其出现也是时代的产物。自春秋以来，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经历着急剧的变革，一些过时的事物和社会现象有名无实。旧的称谓已经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新的内容，而很多反映新事物、新制度的“名”（名称、概念）与旧事物、旧制度的“实”（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之间不相符合而矛盾迭出，而且这些新的“名”，很多还没有得到公认。更有些新的事物、新的社会现象出现后却没有相应的“名”，有实无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百家争鸣的学术界就出现了一股围绕着“名”、“实”关系而展开激烈争论的名辩思潮，其中涌现了大批以察辩为专长的人，被时人称为“辩者”或“辩士”，汉代则称之为“名家”。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即主要从名词、概念的分析辩论中，探讨判断、推理等思维的规律和方法，用以驳斥论敌，论证己见。但他们中很多人在辩论中追求概念游戏，往往流于诡辩，成为诡辩论者。名家的代表人物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7位，著作共36篇，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人：邓析、惠施、公孙龙。
农家学派。作为农耕民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自然会出现农民的政治代言人，这就是农家学派，他们尊奉神农氏为农家之祖。战国时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许行，其思想以主张“君民共耕”而著名。许行没有忘记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好时光，主张人人劳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平等，反对不劳而获，反映了农民向往一个没有剥削、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空想，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孟子深不以为然，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通义也”。此观点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但许行的“君民共耕”思想也同样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这就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历朝历代的帝王在每年春社日（或正月）都要举行一次亲自扶犁耕田的仪式，意在与民共耕，劝人重视农桑。
杂家学派。杂家学派形成于战国末期，也是秦国统一中国政治进程在思想学术界的反映。杂家的思想特征是“兼儒墨，合名法”，这个揉面团的人就是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内）的富商。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商业投机家，而且是个有见识的政治投机家。由于他大胆地投资“奇货可居”的秦国人质子楚，得到的回报是成为秦国的相国，进而成为秦国实权人物。为了创立一个能实现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他当了一回主编，招集门客共同编写了一部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书——《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共26万字，计160篇，实际上是将各家思想学说做了一个大拼盘，该书就成了杂家的代表作。不过应该看到，《吕氏春秋》反映的杂家思想有自己的特点，是个综合创新的成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一是能超脱门户之见，博取各家之长，能客观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二是承认真理不可为一家独占，认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吕氏春秋·不二》）“，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吕氏春秋·用众》）；三是有自己的创新体系，在哲学思想上对老子的道进行改革而加以推崇，在政治和伦理方面则更多吸收儒墨的内容。
诸子百家的争鸣演绎出中华历史上罕见的群星璀璨的时代，不仅活跃和发展了学术思想，启迪了人类的见解智慧，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擦出不少耀眼的火花，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中，各家学派都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并在争论中相互吸收、渗透，整合发展互相联结的一面，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中比较系统的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道德观以及文艺观、审美观等社会意识形态，并且凝聚出自强不息、兼收并蓄、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基础。
2.秦汉大一统，中华文化的整合与定型
公元前221年，神州大地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秦。它以咸阳为中心，权威随着交通向四方辐射，东至大海，西抵青藏高原边缘，南达岭南，北到阴山、河套、辽东一带。这巨大王朝的缔造者就是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巨大的成功使他内心的激动和成就感无法抑制，觉得自己功盖三皇五帝，于是将“皇”“帝”合二而一，编成了一顶至高无上的皇帝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自称“始皇帝”，并希望子孙世代相继承。从此开专制文化之先河。
首先，秦始皇为自己制定了许多个人专用的文化符号，如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还把一般人原来都可使用的“朕”规定为皇帝专用。总之，想尽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为此还制定了一整套尊君抑臣的朝拜仪式和文书制度。
其次，秦始皇在思想意识方面，没有自己的新东西，他是个实用主义者，诸子百家的思想，只要有符合他的需要的，就拿来现用，但他的目的却十分明确，且只有一个，就是巩固封建专制政权。他从阴阳家那里借来五德始终说，自以为秦属于水德，以水克周之火，于是以黑色为正色，数字尚六（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他从齐鲁儒生那里捡来“封禅”学说，公元前219年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是为“封”；在泰山下小山（梁父）祭祀地，是为“禅”。封泰山，禅梁父，表示自己是出于天命。此例一开，以后的帝王登基，生怕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争相仿效，成为定制，于是“奉天承运”成了中国帝王文化的核心内容。
第三，在政治上，秦始皇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专制国家机器，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九卿：廷尉、内史、奉常、典客、郎中、少府、卫尉、太仆、宗正）。地方设郡县制，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里。县令及以上官吏皆由中央任命，无不俯首听命。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可一竿子直达郡、县、乡、亭、里。这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政治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主要文化特征，它既繁荣了封建经济和文化，也严重桎梏了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权的需要，秦始皇还在经济上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公元前220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帝国公路——驰道，东到燕齐，南到吴楚。公元前212年又修建了从咸阳向北进入鄂尔多斯，再跨黄河，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向南则于公元前218年开始凿灵渠，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船运可过岭南达到珠江三角洲。旅游交通方便了，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秦始皇还统一了车轮距、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但更重要的是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所以秦始皇不惜留下千古骂名，做出了历史上罕见的惊人之举。
第五，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不知道是想讨好秦始皇还是真的想复辟旧制，竟向秦始皇提出分封诸子的建议。开始，秦始皇也还是一副大度的样子，让大臣们讨论，于是引发了李斯与淳于越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的一场口水之战。激烈的语言刺激了李斯狭隘的性情，于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悲剧发生了。在李斯的鼓噪下，秦始皇丧失理性地批准了李斯的极端手段，一把火烧掉了除医、农外的所有有思想的书，活埋了多嘴多舌的儒生才士460余人。秦始皇这一愚蠢的做法，以为能从此让人闭上嘴，杀鸡儆猴，意在维护自己专制制度的权威。其实，残暴往往是一种十分怯懦的心理表现，也是他必将迅速垮台的先兆。故后人做诗曰：“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是对他极大的讽刺。这一烧一杀，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恶劣的。钳制舆论，迫害文人，成了专制君主的家常便饭。封建知识分子也就成了皇权的点缀品，思想文化也被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失去了往日的生动、朝气和富于个性。
第六，建筑长城。秦始皇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一方面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主动出击，一方面积极防御，将赵、燕、秦三国的旧长城连接起来，通过巨大的工程，建筑起绵延起伏、雄伟挺拔的防御工事。这在当时军事上有它的合理性，但它也反映了秦始皇一劳永逸的防御思想，同时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十分巨大的，以至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就成了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对秦始皇暴政的控诉。
当然，长城的修建在技术上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爱好和平、厌恶侵略的善良心理。所以长城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价值。
秦始皇喜欢旅游。统一中国后，他就开始了踌躇满志的全国巡游。在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间，他先后五次出游，最后死在巡游途中的沙丘（今河北平山县附近）。
秦朝虽然祚运不长，仅仅短短的15年，但它是中华文化完成整合，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中华的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奠定了蓝本。
中华文化的最终定型是在汉代。
秦始皇暴卒沙丘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皇次子胡亥相互勾结倾轧，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先是李斯、赵高、胡亥合伙杀了太子扶苏，接着李斯被赵高、胡亥腰斩，再是胡亥被赵高强迫自杀，最后赵高被子婴处死。秦王朝就在这种倾轧中把一个江山玩完了。当然推倒秦王朝大厦的直接作用力是一场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伐无道，诛暴秦”，“天下云集响应”（《史记·陈涉世家》），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陈胜、吴广起义的“张楚”政权虽无结果，但“其所置王侯将相竟亡秦”（《史记·陈涉世家》）。最终推翻秦王朝的是项羽、刘邦。
项羽，出身于楚国旧贵族，为名将之后，但在秦王朝他是个亡命之徒，随叔叔项梁避罪吴县。项羽自小有万人敌之志。陈胜“奋臂为天下倡始”时，他们叔侄即杀会稽郡守，响应起义。
刘邦，一个市井无赖之徒，虽作了秦王朝的亭长，但在天下大乱的潮流中，他杀县令，聚众起义，投奔了项梁、项羽。一时间，反秦洪流汹涌澎湃，六国旧贵族也乘机而起，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公元前208年，项羽在巨鹿一战以“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从军事上奠定了秦朝灭亡的基础，也成为反秦斗争中的英雄和领袖。正当项羽与秦朝主力鏖战之时，刘邦则从砀郡出发，直抄秦王朝的老底。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至灞上，接受了子婴的投降，秦亡。
接下来近4年的楚汉之争，一介武夫的项羽终究敌不过已有相当政治头脑的刘邦，一支《垓下歌》伴随项羽走完了英雄末路，无颜过江东，自刎乌江。而刘邦则高唱《大风歌》，开始了一个新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