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地处偏僻，南越王陵隐秘不为人知。据传说，赵佗陵墓依山为坟，规模甚大，内藏大量珍玩异宝。三国时孙权想发个横财，派遣数千兵卒寻掘赵佗墓，凿山破石，费时耗力，却一无所获。然而出人意料，南越王国第二代国王赵昧的墓葬，却于1983年6月9日在广州市区象岗上被发现。经发掘，墓中出土大量珍贵文物，角形青玉杯便是其中之一。
这件玉杯原放置棺椁“头箱”中，用丝绢包裹着，显示了主人对它的珍爱。杯为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造型仿犀角，口呈椭圆形，杯身末端呈卷素形回缠于杯身下部。杯上装饰主要是一条夔龙，从口部到底部，夔龙回环卷缠于杯身上，且是由浅浮雕逐渐转为高浮雕，及底时成为圆雕。陪衬花纹是单线浅刻的勾连云雷纹。口径5.8—6.7厘米，通长18.4厘米，重约0.33公斤。
南越王角形青玉杯，玉质坚致，温润光泽，是名贵的新疆和阗青玉。它的造型新颖独特，碾琢巧夺天工，器形纹饰浑然一体。汉代的番禺是犀角象牙的集散地，这件玉杯应该是仿照犀角杯雕制的，是南越国玉匠创制的不朽艺术瑰宝。
据史书记载，赵昧是继承其祖父赵佗而为南越王的，即位后多病。经对墓中尸骨进行科学鉴定，推断墓主死于35—40岁之间，结合墓中随葬大量药物，可证史书不妄。
玻璃耳杯
玻璃在我国古代称为颇黎、琉璃，近世又叫做料。据目前所知，我国制造使用玻璃器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考古学家已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现西周时期的玻璃管、珠、片等。据认为，它们很可能是由冶炼青铜的矿渣混合黏土低温熔炼而成，是含有铅、钡的早期玻璃。它们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与春秋战国时兴起的高温透明玻璃有所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自制玻璃的成熟期，但所制多为小件装饰品，而玻璃容器尚罕见。
玻璃酒器的出现，大约是在西汉时期。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中便随葬了两件玻璃耳杯，形状与西汉漆、铜耳杯无异，椭圆口，窄长耳，平底。翠绿色，半透明，表面有蚀锈。系采用模铸成型。杯长13.5厘米，宽10.4厘米，高3.4厘米，现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目前，西汉的玻璃器虽已出土不少，但能确认是我国自产的玻璃容器并无几件，国产玻璃酒器更是凤毛麟角。刘胜墓中的玻璃耳杯，是地道的“国粹”形制，而与之同时出土的玻璃盘（质料、颜色与耳杯相同）经科学测定是含钡较多的钠钙玻璃，即是国产玻璃。从现有资料来说，满城汉墓中的玻璃耳杯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自产玻璃酒器，珍贵异常，自不待言。
国人自造玻璃，据传以岭南广州滨海地方最盛。万震《南州异物志》载，南海一带以南海之滨的自然灰为助溶剂，烧造苏打玻璃。《抱朴子》说：“外国作水精（玻璃）梳，实是合百灰以作之。交广间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诸葛恢集》有“今致琉璃盌一枚，表日天恩赐广州白盌”。至于古代用玻璃酒器，史籍亦有记载，兹仅以《太平御览》引书为例。《文士传》载，潘展与同僚饮酒，“主人有琉璃梳，使客赋之”；《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金银错盌一枚，可以盛书水。琉璃盌一枚，可以服药酒”；《后赵书》说“石虎子韬以琉璃爵、螺杯劝客酒”；晋代咸《汗卮赋》云“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坠之不洁”。唐代诗人李贺《将进酒》诗也吟道：“琉璃锤，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鎏金镶宝石熊足铜樽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东汉青铜珍品，樽下配承盘。樽的形制如常制，圆筒状，通体鎏金。樽盖隆顶，上饰凸弦纹和花瓣纹。樽腹中腰饰凸弦纹三道并附对称的兽头衔环双耳。樽底三足为立雕熊状。承盘直径35.3厘米，浅盘，通体鎏金，盘足亦为三个小熊。樽、盘之熊足，或蹲坐式，或跪坐态，前爪或抚膝，或后举作撑托状，大嘴张开，似嗷嗷有声，憨态可掬。熊身遍体镶嵌圆形或水滴形红、绿宝石，犹如花斑。通高41厘米。
此樽装饰异常富丽，黄灿灿的通体鎏金，配上光彩夺目的红、绿宝石，显得非常豪华高贵。
承盘上有铭文“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证明这是一件蜀郡工匠制造的御用酒器，樽盘三足呈蹲熊状，其上镶红绿宝石，承盘本名承旋，据《说文》说：“镟，圜鑪也”，即圆形炉子。
铜樽是盛酒之器，已无异议。但铜樽是否可用于温酒，则有争论。出土文物中的汉代铜樽一般皆不见承镟，汉代画像石砖上所见酒樽，也通常是筵前盛酒备酌之器。1962年在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的一件汉代铜樽上有铭文“铜温酒樽”，有人据以认为铜樽有温酒功用，但也有人对“温酒”二字有另外的解释，说“温酒”不是指将酒温热，而是指一种反复酿造的高级酒。从这件配备承镟的铜樽来看，樽下已有三足，且与镟下三足相同，因知承镟的作用并不是承托樽体，结合承镟的直径远大于樽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承镟的用途在于盛炭温酒，镟内鎏金多已脱落，也证明这一推测的合理性较大。再联系《说文》说镟是“圆鑪”，可证明这套樽镟确是盛酒兼温酒之器。
夔凤玉卮
这是一件曾在清代皇宫中珍藏过的东汉玉宝，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此卮系采用优质新疆和阗青玉制成，局部有褐色和紫红色浸蚀。卮身呈圆筒形，配圆形隆顶盖。盖顶中央有圆钮，其上饰漩涡纹，边沿作凸出的三花瓣形，每瓣均有穿孔。盖面上还有三个立雕羊首为装饰。卮身通体以勾连云纹为锦地，锦地上隐起变形的夔凤纹三组。环形鋬在腹部中段，上饰一兽面。卮底三足呈兽蹄状等距分立，腹上近足处亦各有一兽面纹。通高12.3厘米。口径6.9厘米。
汉代玉器素亨盛名，“汉玉”几乎成了古代美玉的代名词。北京故宫珍藏的这件汉代玉卮，设计新颖，纹饰精美，琢磨细润，是汉代玉制器皿中的最佳作品，可谓宝中之宝。据知，汉代玉雕酒卮，目前国内仅此一件，因而更显得珍贵无比。
关于这件玉器名称和用途，专家们曾有个认识过程。以前，一般说它是贵妇人的梳妆器具——奁。后来，由于在山西右玉出土一件汉代铜器，有铭文自称为“温酒樽”，其形状与这件玉器相同，因而不少人转而称这件玉器为樽，并确定为酒器，较之前人的认识大有进步。可是，这种看法仍不很妥当，实际上，这件玉宝应称为玉卮，是饮酒器。综观汉代出土文物中的酒器，樽、卮往往有形制相仿者，均为深腹圆筒状，下有三矮足，二者的区别在于，樽的形体大，双耳；卮的形体小，单鋬。樽为盛酒器，而卮为饮酒器。只是，汉代的酒卮以无足者为多，有足者居少数。
白玉杯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在其《短歌行》中的吟咏，流传极广，已成名句。曹操还曾奏献“九酿春酒法”，深得世人重视，后来载入《齐民要术》中。曹操虽然自己对酒很有感情，却积极推行禁酒，且法令严苛，酒徒们虽然仍有机会偷偷摸摸地呷几口，但无人敢明言酒，于是便给酒起了代号，“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太平御览》卷844引《魏略》）。某次，尚书郎徐邈喝醉了酒，恰逢校事赵达向他询问公事，徐邈支应说自己“中圣人”，意思说醉酒了，不能谈公事。曹操闻之大怒，幸亏度辽将军鲜于辅出面解释求情，才平息此事。而当时也有人敢公然反对曹操禁酒，那个以让梨而为妇孺熟知的孔融，就曾撰写一篇专文《与曹丞相论酒禁书》，宣称：天上有酒旗星，地上有酒泉郡。尧帝能饮酒千锺，所以才建立太平，孑乙子能喝百觚，方才堪当圣人。从历史上若干例证来看，酒并不妨碍国泰民安。又讥讽说：夏桀、商纣是因女色而亡国，如今为什么不禁绝婚姻呢？
曹操的禁酒，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对于贵族官僚来说，禁酒令往往形同虚设。史书记载曹操本人就经常大宴群臣，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喝得多么痛快！曹植的《酒赋》也极负盛名，就是出土文物也足可证明这一点。《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载有一件洛阳出土的三国时代魏国的玉酒杯，白色微泛青，圆筒形杯身，下有短柄足，通体光素无花纹。器形非常规整，抛光细腻，洁净脂润，富具汉代遗风。杯高13厘米，口径5厘米，现藏河南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飞鸽青瓷杯
我国成熟的青瓷器，于东汉末年创成于上虞，奠定了越窑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崇高地位。三国时期，吴国把越窑青瓷推向发展，除了烧造一些保留大量东汉风格的青瓷器，如双系壶、双耳罐等，还特别喜欢模仿动物的样子制作瓷器，譬如蛙形水注、羊形烛台、熊灯、虎子等，皆生动活泼，稚趣可爱。1974年，在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凤山东吴墓中出土的一件飞鸽形青瓷杯，也是越窑动物形瓷器中的珍品。
古人常把器盖上的钮做成鸟的样子，给器物增添活泼气氛，但把整个酒杯做成鸟的样子则较少见。飞鸽青瓷杯的杯体是圆钵状的样子，上腹有两道凹弦纹，在它的前腹部堆塑有一只飞鸽，鸽头高昂，翼尾舒展，背负大杯，做冲天奋飞状。在杯腹的后部，另外又接塑了一个宽宽的鸟尾，尾上翘，从侧面来看，杯子前后的鸟身、鸟尾与杯身，恰好构成一只鸟的形状，它与东周时期的鸟形漆勺，有异曲同工之妙。
该杯釉色淡绿而均匀，高3.8厘米，口径10厘米，现藏浙江省上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国时期的东吴，凭江南的富庶，借长江之天险，与中原抗衡，倒也过得一些自在日子，吴主孙权有不少闲暇，饮酒作乐。有一次，他在武昌临钓台大宴文武，传令说今天大家都要喝个烂醉，直到一个个掉下台去方才罢休，并让军士提来水，把文武百官从头淋到脚，这样，无论是喝醉了酒掉进了临钓台下的水中，还是没有醉落水中仍坐在钓台上，反正彼此都是落汤鸡，谁也别笑话谁，放开肚皮就喝吧。这场酒筵的结局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上有所好，必成气候。西晋左思《吴都赋》曾用“里宴巷饮，飞觞举白”八个字来描述东吴都城饮酒风气之炽盛，东吴的陶工，正是在这种风气的熏陶、引导下，设计制造出了这件别致的飞鸽瓷酒杯。
鹰饰青瓷盘口壶
我国青瓷自东汉诞生以来，经过三国时期的酝酿，至西晋时形成一代新风尚，这就是取动物形像为瓷器造型，既吸收了商周铜器中鸟兽尊之特点，又溶进了一些常见禽兽的姿态，形像优雅别致，妙趣横生，其中最常见的青瓷酒器便是鸡首壶。与鸡首壶属姊妹器的是一种以鹰为装饰的青瓷盘口壶。
196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板桥镇不闸湖西晋墓中出土一件鹰饰青瓷盘口壶，浅灰色胎，青灰釉，浅盘口，短颈，球状腹，平底。左右肩有对称二系钮，可系绳而提。前肩塑有鹰头，勾喙短颈。壶腹两侧刻两个博大的羽翼，下腹前方塑二爪，后方塑小尾，看上去此壶就像是一只肥硕无比的鹰鸟一样，把本来身形矫健，善博长空的鹰鸟塑造得如此肥笨，憨态滑稽，倒也别有趣味。壶高17.5厘米，现属南京市博物馆藏品。
晋代流行以瓷器为酒器，大量的鸡首壶以及这件盘口壶，都属酒器。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披黄苞受甘，倾缥瓷以酌酃”，便是以瓷器盛酒的铁证，缥瓷是浙江温州一带窑厂瓷器，釉色淡青。
把酒器从青铜器和漆器方面转向瓷器，在中国物质文化史上是个重要变革。从此以后，瓷器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酒器种类。
所谓“盘口壶”，是当今人们的一种叫法，实际上这种器物古时并不叫壶，而很可能叫瓶。1954年洛阳西郊东汉墓地出土的一件陶罐，形与晋代盘口壶相仿，其身上写有“解注瓶”字样，它的名字显然叫瓶。据说，晋代名士阮孚身材矮小而秃顶，嗜酒，曾因以金貂（皇帝赐佩的官位标志物）换酒而被弹劾。周文帝很喜欢此人，有一天，周文帝欲戏弄一下阮孚，命人在屋子里放了十瓶酒，瓶较大可容一斛，瓶上加帽。阮孚进屋见到后，灵机一动，脱口说道：“吾兄弟何为人官家匡坐相对，宜早还宅”，然后抱起酒瓶就走，文帝大笑。看来这位阮先生颇有幽默感，他把那些粗矮的酒瓶与自己的身材相比拟，引为兄弟，说兄弟们怎么跑到官家来默默对坐？还是早些回家吧。于是十瓶酒归了他。阮孚抱回家的酒瓶，应该就是晋代常见的盘口壶。
神兽青瓷尊
西晋时期比较流行以盘口瓷壶做酒器，这件瓷尊的基本形制与盘口壶相仿，只因其装饰奇异，遂成为我国西晋青瓷中的名品。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神兽青瓷尊，1976年出土在江苏省宜兴县城东的一座西晋墓中，灰色瓷胎，质地细腻，施青釉，釉色淡雅，釉面不很均匀。尊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它的诱人之处，是因器制宜，塑造了一只大腹便便的神兽形像。瞧，它凸目阔鼻，巨口微张，内含一颗宝珠。颌下绒毛两分，前肢平举，双掌朝前，后肢屈曲呈蹲坐状。后背处有角状突出物表示鬃毛，身侧刻画双翼。看上去，整器就像是一只肥腹腆凸、屈肢蹲坐、昂首望天的神兽。尊体与兽体合二为一，浑然不分，可谓构思奇巧，实属早期青瓷中十分难得的艺术佳作。它与1964年在南京出土的西晋鹰饰瓷壶，有异曲同工之妙。二器相比，前者雄浑而威严，后者则俏健而清秀。
尊上设有6个系钮，每侧3个呈品字形安置，上面的一钮最大，下面二钮小，可用于穿绳提尊。尊底刻“东州”二字，可能是窑名，地址不可考。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江苏南朝陵墓上的石兽以及各地石窟寺中的雕像，均独具风貌，充满活力。这件瓷尊上的神兽与六朝陵墓前的石雕兽多有相似之处。令人叹服的是，西晋陶瓷匠师以其不凡技法，在一件不足30厘米高的瓷尊上，表现了这么一个气吞山河的神兽形像，它的气势与神威，丝毫不比那些傲立于帝陵前的巨型石雕兽，有所逊色。
鼠耳青瓷扁壶
鼠耳青瓷扁壶，系1970年8月在江苏省金坛县白塔公社惠群村出土的一件西晋文物，小圆口，扁圆腹，有圈足。肩上双耳作鼠形，有翼，短尾。壶施满釉，釉色一面泛黄，一面泛青，呈半透明状，有冰裂纹。器高23.2厘米，腹宽21厘米，现为镇江博物馆藏品。
我们知道，青瓷是东汉晚期在上虞创造性烧制成功的，浙江从此成为青瓷的发源地，名扬中外。该壶铭刻说明它是会稽上虞鱼浦这个地方的一位名叫范休可的人制作的，鱼浦是一湖名，后来改名白马湖。
鼠耳青瓷扁壶造型匀称、端庄而柔美，釉色晶莹滋润，是上虞窑青瓷中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早期青瓷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