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物为装饰，是我国瓷器从青铜器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特点，但是在瓷器上塑造老鼠形象，则极为罕见。该壶以圆雕双鼠为耳系，实属独出心裁。双鼠弓背伏行，嘴吻触地，似在嗅探壶内美酒的香气，形神俱佳，情趣深长，颇有新奇感。俗话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为老鼠与人争粮，故而历来为人类所仇视。《诗经·硕鼠》即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可是西晋的陶匠范休可巧做雕塑，把个令人切齿的老鼠塑造得玲珑可爱，不能不说是古代艺术杰作。
黑釉鸡首瓷壶
鸡首壶，是指以雕塑鸡头为装饰成壶嘴的瓷壶，创制于三国时期，盛行于两晋，其前身是盘口双系壶。据专家研究，鸡首壶是南方越窑首先烧造的。西晋的鸡首壶通常是在小盘口壶的肩部对称地贴塑鸡头和鸡尾，鸡头为纯装饰，不通壶腹，造型较简单些，容量也小。东晋时的鸡首壶，盘口较小，细颈，壶腹饱满肥硕，前肩安鸡头，有的鸡头呈空心状，通壶腹而成为流嘴。后肩装弧形执柄，柄接壶口。左右肩部往往还有双系钮。在东晋时期，鸡首壶成为我国南方普遍使用的一种酒器，目前已在东起江浙、西到四川、南至两广这一广大地域内发现了东晋鸡首壶。
鸡首壶以青釉者最常见，而黑釉者较少。东晋时的德清窑以烧造黑釉瓷器著称，在浙江省德清县出土的一件东晋黑釉鸡首壶，便是德清窑的精品。
这件黑釉鸡首壶，造型端庄秀丽，釉色匀润稳重。盘状口，细颈，壶腹扁圆，鸡首昂立，鸡喙塑作圆管状，恰成壶嘴，肩安桥形双系钮。通高1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鸡首壶在南北朝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形体走向挺拔高大，流行龙形执柄。隋代的鸡首壶以壶体修长俏丽、鸡头雕塑精美逼真而著称，入唐以后，鸡首壶便被酒注子（瓷执壶）所取代。
鸡首壶，是我们现代人的叫法，其实这种瓷器在晋代并不叫鸡首壶。1972年，在南京化纤厂东晋墓中出土一件青瓷鸡首壶，其底部铭刻“罂主姓黄名齐之”字样，说明鸡首壶在东晋时称作“罂（又写作甓）。罂在汉代已有此器名，且亦为酒器。汉·史游《急就篇》第十三载有器名罂，注语说“甖，甄之大腹者也”；汉·王充《论衡·谴告》说“酿酒于罂，烹肉于鼎”。汉代无鸡首壶，而鸡首壶也不适合于酿酒，所以汉代的罂应是比鸡首壶要高大，为小口大腹类陶瓷器。但晋代时确实已把鸡首壶叫做罌，用于盛酒。刘伶《酒德颂》有句云“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双手捧罂在酒床的流槽下接酒，明明白白说罂是盛酒器。
青瓷莲花尊
青瓷莲花尊是我国南北朝时产生的堪称艺术佳品的大型盛酒瓷器。1972年，在南京市麒麟门外灵山的梁代大墓中出土一件，白瓷胎，青绿色釉微泛黄。其主体部分是由仰覆相对的两朵莲花构成。喇叭形口，细高颈，圆鼓腹，高足。造型凝重厚实，气魄雄伟。其装饰更是手法多样，雍容大方，华贵俏丽。颈部饰模印贴花，内容有飞天、熊和二龙戏珠。上腹由两层模印双瓣覆莲、一轮菩提贴花和一组瘦长的覆莲组成。下腹为一组双层模印仰莲。足部饰双层覆莲。盖上有莲瓣环绕四周。可见，全器装饰是以莲花为主，但又不是莲花自然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艺术家的概括、抽象和变形、组合，使之成为光彩照人的艺术佳作。尊高85厘米，现为南京市博物馆藏品。
与之几乎一模一样的青瓷莲花尊，在河北省景县北朝封氏墓中也出土一件，高55.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两件青瓷艺术品的年代相若，形制相同，甚至连花纹也相差无几，然而却分别出土在相距千余里的两个地方，古代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南朝梁代的莲花瓷尊，便想起梁简文帝的赏莲诗《咏芙蓉》，诗云“圆花一蒂卷，交叶半心开。影前半照耀，香里蝶徘徊。欣随玉露点，不逐秋风催”，诗意恬静、雅致、娟秀，似含羞少女。而莲花尊则雄浑、矫健、豪迈，若健美少男。
李希宗酒器
李希宗是北朝东魏之重臣，官居司空，史书说他“阴谋不唯九事，奇策非正六条”，为相王高欢出谋划策，深受器重，并曾“从军塞外，追虏关山”，军功卓著。其次女是齐王高洋之妻，故此李希宗在当时地位显赫，名望甚高，“蔚为社稷之臣，俄有合辅之望”，被高欢视为左右手。李希宗死，高欢“舍繁驵而行哭，登鸿波而垂涕”。1975年冬，李希宗夫妇墓在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村被发现，墓中出土一批文物，包括一套酒具。
这套酒具计有铜托盘一件，铜鐎斗一件，铜壶一件，银盏一件，瓷碗5件。出土时的配置情况是，铜盘中央是鐎头，周围放铜壶、银盏和瓷碗。
铜盘平底浅腹，直径49厘米。铜鐎斗，鎏金，圆口，侈沿，直腹，平底，牛腿形三足，扁平柄，高10.2厘米。铜壶，鎏金，盘口，细颈，深肥腹，平底，盖上有宝珠形钮，高13厘米。银盏，形似碗而腹浅，敞口，圈足。口沿内饰联珠一周，杯底浮雕六瓣仰莲，仰莲周围绕饰联珠两周。盏腹鋬成凹凸水波纹状。青瓷碗，青灰胎，青绿釉，有冰裂纹，直口深腹，小实足，形体秀气。
这套酒器包括了盛酒、温酒和饮酒三种功能的酒器，其壶、鐎斗鎏金，属高档奢侈品。银盏作工精良，花纹独特，它巧妙地应用了光学原理来设计纹饰，当盏内盛酒时，便会产生清波荡漾、莲花浮现之美感。
鸟形玻璃酒注
在辽宁省北票县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北燕国冯素弗夫妇墓中，出土一件造型奇特的玻璃器，质薄透明，呈浅绿色，部分地方有蓝紫色的彩虹。该器作横长身，粗长颈，大张口，椭圆腹，细长尾，身上用玻璃条粘出波浪纹，双翼，两足，腹底粘附一个圆玻璃饼，以使器体放置平稳。它是无模具自由吹制而成的，长21厘米，腹径5.2厘米，其造型和制法与公元1—2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相似。据测定，与鸟形玻璃酒注同时出土的一件玻璃残钵，其成分为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的基本成分相似。因此，学者认为这组玻璃器是由西方输入的罗马产品，表明中国处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十六国时期，联络中国与西亚的陆上商路——丝绸之路，仍未被阻断，所以西方的玻璃器仍然能够远途输运到辽东北燕。
尽管专家考证这件鸟形玻璃器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是，我们却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礼器——宥坐器。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王先谦集解说：“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也。或作‘宥卮’。”是说古代有种奇特的酒器，空器不盛酒时便偏倒一侧，灌装一半酒时器体可平稳放置，而当灌满酒时则会倾覆，做君主者以此提醒自己：要时刻记住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物极必反，因此凡事要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可见小小一件酒器，蕴含许多深奥的哲理。冯素弗墓中的鸟形玻璃酒注，其腹下圆饼所在处并非全器的重心所在，空体时头重尾轻向前倾倒，盛酒适量时可保持器体平衡，但超过一定度量时又会倾倒，酒就会倾泻出来。这件玻璃酒注的原作者是否欲寓“物极必反”于器中，实不可考，但它确实与我国的“宥坐器”道理相同，则是事实。冯素弗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使用此器是否系取其为“宥坐器”，很值得我们研究。
中国酒具
酒器作为形成酒文化的酒的载体，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其生长、发展的历程及美好的未来前景。东方古道佳酿飘香，而酒器也在这漫漫长途中渐臻完善和精美。随着当今家庭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餐桌上的酒杯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重视“美酒配好杯”以烘托美酒的色、香、味，以充实我国酒文化丰富的内涵。
酒具的出现，不仅是酒存在的最有力的历史特征，而且也是人们开始有选择地进行酿酒、贮酒，使酒的自然属性发生质变的标志。1983年在陕西眉县出土的一组古朴的陶器：5只小杯，4只高脚杯及一只陶葫芦，专家鉴定距今有5800年至6000年的历史，它是我国目前最古老的酒器。而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绍兴马鞍尊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掘出一种色泽漆黑、薄胎高圈足的杯，它可能是南方最早的饮酒器。
商周时代是青铜器鼎盛时代，青铜酒器也应运而生。而在南方，率先烧制印纹陶和原始青瓷，近年在浙江铜乡县出土的鸭形壶，外形似鸭，扁长、灰褐色、通身布满条形印纹，据专家鉴定是商代的酒具。
春秋战国时代，酒器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从印纹硬陶过渡到了原始瓷，作为人们的日常饮食器具，也从陶向瓷发展。出现了外施薄薄青釉原始瓷的“盂、盎”等盛酒器和饮酒器。
秦汉时期，出现了玻璃杯、海螺杯。汉代以后豪族显宦的酒宴上，出现了金杯和银杯。而南方这一时期出现了成熟瓷，成熟瓷首创于越窑。它是我国从东汉到宋1000多年中生产青瓷最著名的窑系，从而出现了以壶为盛酒器耳杯为饮酒器的酒具，其中耳杯一直沿用到两晋。据考证，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约朋友在绍兴渚山下的兰亭聚会，进行曲水流觞，所用的“觞”就是这种耳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由于名人雅士饮酒风大盛，同时也推动了酒具的发展。在饮酒器耳杯造型上，由东汉时的口沿平坦，浅腹平低，发展为口部两端微微上翘，底部收缩，因此更显得玲珑精致之状，具跳跃飞动之趣。饮酒器除耳杯外，还有其他不少讲究造型、纹式繁杂的酒杯。如1974年绍兴上虞百官出土了一种鸟形杯。它以半圆形的杯体为腹，前贴鸟头、双翼和足，后装一个上翘的鸟尾。鸟头圆首尖喙，双翅凌空展开，两足收紧腹部，酷似一只安然翱翔的飞鸽，这种鸟形杯达到了观赏和实用的完美结合。
隋唐时，酒具以陶瓷制成杯形。盛酒器主要为执壶，它由鸡头壶演变而来。执壶上端为鸡口、短颈、椭圆形腹部一旁贴六角形圆筒形壶嘴，另一旁置一把手环，它比鸡头壶更为实用。
宋元时期，南方经济文化超过了北方，南方酒具生产趋向多样化和地方化。比如：浙江省绍兴的饮器主要是盏、把杯和碗，盛酒器各具风采，除执壶外著名的有棱壶、提梁壶、玉壶春瓶、韩瓶等。
宋元以后，酒器制作十分讲究。制作的材料有：陶瓷、铜、锡、金、银、景泰蓝、犀牛角等等，同时出现了烫酒壶、烫酒杯、大小式样不同的酒壶、酒盅，所有器物的外壁都绘有五彩缤纷的人物和花鸟虫鱼之类图案。而在绍兴城乡一般的酒店中，大多用铁皮制作爨筒温酒。有谚云：“跑过三山六十头，喝过爨筒热老酒。”这种爨筒酒壶至今在绍兴“咸亨酒店”仍有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