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成王见宋都久攻不下，师劳士困，同时晋军又逐渐逼近，大有前后夹击楚军之势，于是想要撤回楚军。而主将尹子玉见宋都迟迟不能攻破，却被大大地激怒了，坚决不肯放过宋国，并坚信楚军最终定能战胜晋军。楚成王见尹子玉信心十足，便答应与晋军一战。
晋国为了激怒尹子玉，故意将楚国的使者宛春扣留，尹子玉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立即集中所有兵力，准备与晋军决一死战。晋文公见楚军士气正旺，于是下令先退避三舍（古时距离单位，一舍为三十里），到达城濮，会合秦国和齐国的援军。尹子玉见晋军后退，不顾士卒久战后的疲劳，下令紧追，进至城濮，两军在城濮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晋军假装退却，并用树枝扬起灰尘，以挡住楚军的视线。尹子玉见此，误以为晋军已溃不成军，于是奋力猛追。这时，两翼的晋、秦、齐三国联军趁机夹击楚军，将它拦腰截断，与此同时，宋军又从后面追来，斩杀楚军无数，楚军大败。尹子玉“怒而致战”，致使楚国大败，损失严重。
古人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出，此不足为勇也。”只有“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正确处理风云变化的各种局势。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说明了失去理智的危害。理智地对待一切事物，是大智的表现。
《孙子兵法》指出：“主不可以怒以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国君不可以因一时的愤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因为一个人愤怒过后可以转变为高兴，怨愤过后可以转变为喜悦，但国家灭亡了就再也难以恢复了，人死了就再也无法变活了。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为转移，合于利则动，不利则止，这才是理智的行为。
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张飞闻讯，悲痛欲绝，严令三军赶制孝衣，为关羽戴孝，逼得手下将官无奈，最后铤而走险，将其刺杀。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举兵伐吴。诸葛亮、赵云等人苦苦相谏，都无济于事。这时的刘备已完全失去了理智。结果被吴将陆逊一把火烧得溃不成军，数万军士丧生，刘备本人带着残兵败将退归白帝城，羞愧交加，一命呜呼。蜀军从此一蹶不振了。魏大臣司马懿多谋善变，遇事极为冷静，从不为自己的情绪左右。一次，诸葛亮出兵伐魏，进军至五丈原。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筑垒抵御。当时，蜀国大军出动，粮草有限，利在速战，司马懿则坚守不出，以待时机。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诸葛亮心生一计，派人给他送去了妇女的服饰，以侮辱他。讽刺他胆小如女人。但他看到后只是佯装恼怒，却始终按兵不动。诸葛亮也就没有办法了。最后，诸葛亮看同魏军长期相持，难以取胜，心力交瘁，加之过度操劳，病死在了五丈原军中，蜀军只好退走。
由此可见，是否理智地处理事情，有时就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
春秋时期，郑灵公在位期间，由公子宋和公子归生辅政。有一天，有人从汉江带回一个大龟，献给灵公。灵公命屠夫炖肉汤招待朝中官员。这时，公子宋对灵公说：“我每次食指跳动，总要尝到好吃东西。今天食指跳动了几下，果然又有好东西品尝了，你看灵验不灵验？”
灵公听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的食指跳动灵验不灵验，这一次还得由我决定！”于是，他暗中吩咐屠夫，如此这般，屠夫心领神会，含笑而下。到了品尝龟肉的时刻，郑灵公命令诸臣按官职大小，依次坐定。公子宋位居第一，洋洋自得，等着品尝。郑灵公却突然宣布，今天赏赐从最下席开始，公子宋变成了最后一个，他明知道这是灵公拿自己开心，又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好压住火气，耐心等待。大臣们一个个得到了赏赐的龟羹，纷纷称赞，眼看只剩下公子宋一人了，公子宋眼睁睁地等着屠夫呈上来龟羹。谁知，这时屠夫向郑灵公报告说，龟羹没有了。在众臣面前受到如此冷落和戏弄，公子宋真是怒火中烧。目睹公子宋的窘态，郑灵公开心极了，哈哈大笑，指着他说：“我本来是命令遍赐君臣的，谁料想却偏偏少了你一个人没有。看来，这是命里注定你不该吃龟肉啊。你看你的食指跳动要吃好东西的说法哪一点灵验呢？”听了此话，公子宋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灵公捣的鬼啊！为了挽回面子，他这时已完全失去了理智，遂不顾君臣之礼，突然起身走到郑灵公面前，将手探入灵公面前的鼎中，捏了一块龟肉，放进口中，反唇相讥道：“我现在已经尝到了龟肉，食指跳动哪一点又不灵验呢？”说罢，不辞而别。公子宋的言行，深深激怒了郑灵公，他当着众臣的面，愤愤地说：“宋也太无礼，他眼中还有我这个君主吗？难道郑国就没有刀斧能砍掉他的脑袋不成？”众臣吓得纷纷跪倒在地，连连规劝，郑灵公仍愤愤不已。
一场盛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从此，郑灵公与公子宋结下了仇恨。公子宋因惧怕灵公找借口除掉自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发制人，在这一年的秋天派人刺杀了郑灵公。两年之后，郑灵公之弟追查公子宋指染君鼎之罪，将公子宋杀掉，暴尸于朝，尽诛其族。君臣二人因一件小事而反目成仇，最后双方都死于非命，实在令人可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一时的矛盾，头脑发热，失去理智，酿成惨祸的事实，却屡见不鲜。总而言之，恰当的理智，适宜的克制，合适的行动，是做事时智慧的表现。
十二治乱
【原文】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未；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注释】
省官并职：裁减冗员、精简机构。
纤纤：微小的错误。
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译文】
治理乱世的宗旨，是要减少冗员、精简机构，除掉不必要的表面形式而讲求实质。如果遇事优柔寡断，必然被事物所困；对微小的错误不改正，必然会酿成大祸。治理国家，如果不遵守三纲，不整顿六纪，那么自然会导致更大的祸乱。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就好比画圆形不能不用规，画方形不能不用矩，治理本业不能不治末业，从事政治不能放弃原则，若能如此，则各种事业都能成功，各种功业也能保持长久。军队里的变故，纷纷扰扰，错乱不堪，肯定有其原因。如果是杰出的君主整顿纲纪，其方法应当有主有次，先治理三纲，然后整顿六纪；先申明法令，然后付诸实施；先治理眼前紧要的，再治理将来的事；先安定内部，然后再应付外面的事务；先治理根本，然后治理其他细枝末节；先对付强敌，然后歼灭次要对手；先处理大的方面，然后再处理小的方面；先要把自己的各方面处理妥当，然后才去治理别人。所以三纲得到治理，六纪自然清明；法令得到了申明，处罚就可实施；眼前的问题得到了良好的解决，就为长远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内部得到了治理，对外出必然顺利；根本得到治理，其他细节处理起来就没有阻力；强敌被打败了，弱敌自然会归顺；大的方面得到了整治，小的方面治理起来自然顺利；对上级官员的整治落实了，那么下级官员就能作风正派；自身行为端正，别人就会敬重你，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
【心得】
治理国家，必须精兵简政，解决问题要“去文就质”，不要只顾追求形式和表面的东西，而要加强法制，做到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标本兼治，分清主次，推己及人，唯有这样国家才能强大，才能凝聚民众和军队的战斗力。
宋朝建国时，宋太祖选练19.3万人组成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部队。但到了太宗，不断招募禁军，使人数增加到35万，真宗时增加到43.2万人。仁宗时，对西夏用兵，还大量从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使人数激增到82.6万人，全国军队的人数总计达125.9万人，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高达全部赋税收入的十之七八。
后来招募的士兵数量过于庞大，所以难以进行常规训练，许多士兵从没听过战鼓，不识战阵。陕西沿路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如何作战，见到敌人就心寒胆颤。据说，西夏听说宋兵多为禁军，就举手相贺，认为必胜。最后，禁军由于冗庞而虚弱，不堪一击。宋朝不仅有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军队，官僚体系由于过分庞大而变得腐败不堪。到宋朝统一后，旧官加上新官，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真宗以后，由于官员不断增多，机构日趋庞大。而科举取士也越来越多，真宗下诏：“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之际，谬滥居多。”但就在这一年，真宗亲试举人，进士、诸科共1800多人。仁宗一朝，共13次科举，取进士4000多人，诸科5000多人。中举者都陆陆续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列。科举以外，还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受官，数量极大。仁宗时，出生不满周岁的婴儿，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就有官做。在1047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1000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此外，朝廷还公然卖官，如出钱6000贯给予薄尉官，万贯给殿直官，致使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官吏就高达19.58万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数倍于此。真宗以后，官员又不断增加，当时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朝政难以被有效的治理，因而使得官场异常腐朽。由于各地大批的官员没有规定的俸禄，因此贪污行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这些宋朝自上而下的大批官员，遇事因循苟且，贿赂成性，奢侈腐化，朝廷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使得宋朝积弱不振，在面对敌人来犯之际，无力抗衡，而屡受内忧外患之苦。如此看来，确实应该精兵简政了。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八路军便采用了精兵简政这一策略。1940年百团大战后各个部队减员严重，官多兵少的现象十分突出，而战斗部队的缺额却因人员不足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补充人员了，因为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很差，已经无力再承担更多人员的生活负担。现象十分明显，一头多一头少。多的不能产生战斗力，少的又不能胜任日益艰苦的斗争要求。结论也十分明显，要削多补少，要削肿治臃。
经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两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和一系列一般性扫荡，冈村宁次在华北初步得手。
八路军正规部队被迫撤至更深远的山区，有些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敌后武工队的形式留下来坚持斗争。由于根据地面积锐减，无法供应庞大的部队和各类机关的给养，出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我军开始实行“精兵简政”。
真正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精简，还是1942年5月反“扫荡”之后。这次“扫荡”，八路军总部因为机关庞大，行动迟缓，被日军包围。经过苦战，虽摆脱了敌人，但左权却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129师在其后的反“扫荡”作战中，也因后勤梯队庞大，致使在突围过程中遭受了损失。
这次总结经验教训说：“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正确与否也无济于事。”而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使我各抗日根据地能够渡过极端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措施。
十三教令
【原文】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后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行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注释】
瞻：关注。
释己教人：放纵自我约束而施政令于人。
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种兵器。在此泛指各种武器。
左教青龙……轩辕：皆为星宿名，为古代战法的名称。
五五：队伍与队伍之间。
粮牧：供应粮草。
相比：互相支援。
起食：开饭用餐。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