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附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中流砥柱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而他所拟定的流布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使他能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优势。
二礼贤下士
【原文】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注释】
窃：私下。
方物：想像。
衡：衡量。
格：标准。
连抱：数人联手才能抱住，比喻树木粗大。
数罟以失巨鳞：数：密的意思。罟：鱼网。巨鳞：大鱼。
先哲：古代贤德之人。
愚蒙：愚昧而幼稚。【译文】
我私下怀疑古人评论将才的做法，它们往往神明变幻，不可想像。几乎要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一点短处都不能容忍。恐怕这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并非是选拔将才之初定下的标准。其实，选拔将才最主要的是不拘一格，评论事体不能过于苛求。不能因为一点点短处就不用极有才干的人，不能因为织有细密的鱼网就漏掉了大鱼。这是从前圣贤常常说的话，即使是愚昧不开窍的人，也可以经过劝道而醒悟。
【心得】
中国人向来喜欢在道德评价上给予严苛的要求，一说起圣君圣人就认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完人，似乎人世间的优秀品德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人间的上帝。而说起恶人则一无是处，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罪恶缺点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似的。然而孟子早就说过，桀纣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尧舜汤武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好。尽管这是“亚圣”说的话，但人们并不这样看。一个主张中庸的民族在道德评价上竟如此极端，这似乎是一个极矛盾的现象，实际上这正是道德文化、礼仪文化的显著特点。
由于有这种悠久的传统，古代人选拔人才最注重的就是“德”，“太上立德”一语就明显反映了这点。于是对那些极有才干的人百般挑剔，只要有一点缺点就常常弃之不用。对那些平庸的官员，只要觉得他有忠孝之类的仁德，哪怕他政绩平平、毫无建树也会认为是个人才，这种人还常常成为不倒翁似的三朝元老。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虽以善于养士著称，但他最初也并非来者不拒，对不太喜欢的士人，他也常逐之。后来，经过鲁仲连的劝说，他才真正懂得了用人不拘一格的道理。
一次，孟尝君要驱逐一位不喜欢的食客，正巧遇到好友鲁仲连，鲁仲连对他讲了一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鲁仲连说：“猿嫁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沫释三尺之剑，而操铫镰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故物舍其拨工，取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拙则罢之，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处，而来害相报者，岂非世之立教首也哉！”他这段话的大意是，人都是各有所长，亦有所短，若弃长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为不智。鲁仲连的一番话，说得孟尝君茅塞顿开，不再驱逐那位食客。从此，更加广泛地延揽士人，不拘一格，来者不拒，各种人才都奔走于他的门下，为他所用。
然而，直到今天，不正确的用人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心中，由此形成了许多弊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曾专门对平庸之人担任领导者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写出《帕金森定律》一书。他指出，一个不称职的平庸官员往往喜欢任用程度更低的人做助手，因为他们既不想因辞职而损失既得利益，更不想让能力强的人协助他工作，否则就会成为他将来的竞争对手；比自己更蠢的人则可以由他任意支配。然而这样一来，两个助手能力不济，他们又会任用比他们更无能的人，这样层层发展，使得一个机构人员冗杂，互相推诿，相互牵制底下的领导者。
闻名于世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70年代初期就曾因总经理缺乏现代生产的管理能力而使公司发生巨额亏损。于是管理专家斯克米尔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替了总经理的职位。他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消除无能的人，使各级领导干部大为减少，员工由11万多人裁减剩9万多人。由于减少中间环节，解决了人浮于事的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得以迅速实施。1975年底转亏为盈，1976年更一跃获利了10亿马克。
三知人善任
【原文】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煤，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论合、详思约守。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成其通，躬行以试其藏，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注释】
转移：指潜移默化。转：转变。移：改变、变化、教化。
陶冶：引申为培育造就人才的意思。陶：制作陶器。冶：铸冶、熔铸。
动：动辄。
白圭：周代人，善观时变，有治国之才。曾对人说，他治理生产、管理国家大事就像伊公、吕望，用兵则如孙子、吴子一般。
隼：又叫鹘，飞得很快，善于袭击其他鸟类和小动物，属性凶猛。
休：停止。
蚨：一种昆虫，似蝉但略大，每产子必依单间。《搜神记》云：“南方有虫，名青蚨，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
赵广汉：汉朝蠡吾人，字子都，汉宣帝时曾任颖川太守，不畏权贵，颇受世人称誉。
刘晏：唐代治国理财的行家，官至宰相。
绳：纠正、约束、制裁。
经分论合：指办事要有条理，不要杂乱无章。
详思约守：指临事要三思而行，要深思熟虑。
朴拙：比喻一言行直率，毫不掩饰，不为世俗所欢迎的人。
困厄：困：苦，窘迫。厄：阻塞、不通。
勉强磨炼：勉：勉力。勉强：努力。磨炼：磨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载籍：古代典籍。
躬行：亲身实践。
莫己知：即莫知己，没有人知道自己。
【译文】
今天应当讲究与追求的，尤其是在用人方面。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之法。人才是锻炼出来的，眼光不要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生产和管理政务那样能善观时变，要像鹰隼袭击猎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由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其他许多人才。
若不是非常贤能的人，是很难避免这两种缺点的，我打算用“劳苦忍辱”这四个字教人，所以尽可能不用具有官气之人而用较有乡土气的人。务必要找到那种遇事亲自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赵广汉喜欢用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刘晏喜欢用读书人来理财，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为政之道，必须并重搜罗人才和治理好事务这两者。搜罗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搜罗；二是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论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在特别危难时，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人才若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便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必须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是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磨练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透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透过努力来获取。”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知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便会天天进步。”《中庸》说：“别人花一分工夫，你要花上百分，别人花十分工夫，你要花上千分。”就是要人多多努力。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拯救社会的才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证，再向那些过来人学习，苦苦思索以求融会贯通，并亲身去实践，以验证其效果，不断努力，那么就可以慢慢通达识变，才识就得以逐渐地培养起来。才识若足能有益于社会，又何必担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呢？
【心得】
对于曾国藩上述的论述，蔡锷是这样评价的：“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应该以知人晓事为职责，而且以他能否知人晓事来判断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虽然是有感而发，但所持的观点却非常公允，并不是一时的愤激之词。用人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真正了解人；办事能力的优劣，取决于对事情的理解是否透彻。不了解人，便不能任用人；不明白事理，又怎么能办事呢？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判断的标准。如果委任的人不称职，所办的事措置失当，以致影响大局，即使当事人并无其他私心杂念，最终都难以得到宽恕。
“古代贤德之人在用人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光明正大，足以成为百世的楷模。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弹劾李次青，并不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影响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千古不朽。”
无论从事任何事业，人才是第一重要因素。历来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从人才入手。不知人不善任必然失败。东汉末，袁绍、曹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的实力比曹操雄厚数倍。文有田丰、沮授等这样很有智谋的人，武有张郃、高览这样的虎将，袁绍都不能恰当使用。起兵时，田丰、沮授都认为不合时宜，袁绍不听，却信用审配、郭图等人的错误意见。交战中，曹操粮尽的情报被许攸获取，许攸向袁绍献计袭许昌，袁绍不听，反而疑他是曹操的奸细。许攸一气之下投向曹营，张郃、高览也被曹操招降。最后，袁绍兵败身死。
知人善任只是手段，如果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照样要失败。（此时所被用的能人必然不会太多）。东汉末，董卓进京，文有李儒，颇有头脑，武有吕布，英勇善战，又招览名士蔡邕为官，可以说是很重视人才的。但他倒行逆施，残害朝野百姓，天人共愤，这就给王允在他和吕布之间施行反间计提供了机会，最后终于被杀。
一次，汉武帝到郎署（汉朝官署名）巡视，遇见一个衣冠不整的白发老翁，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何时在此为郎呢？”
老翁答道：“臣叫颜驷，文帝时就在此为郎了。”
武帝又问：“为何年事已高，仍旧在此当差呢？”
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欢年老而臣年少，陛下喜欢年少而臣已年老，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的机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
假如文帝好武，景帝喜欢年少，武帝喜欢年老的话，颜驷一生的机遇必定大不相同，针对颜驷生不逢时的遭遇，我们一方面感叹造化弄人，一方面又深刻体会到个人的好恶影响识人之深。
从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随才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
为了“慎用”，对于人才必须时时加以考察。曾国藩本人很重视考察人才，对僚属的贤能与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谈、举止到处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
而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识才必须育才、爱才，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也做得很好。他在平日里夸奖部属的才识言论之状况，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忧，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经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下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为，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应选派十三、四岁至20岁的10名士子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之后才可以宏图自强。15年后学成回国，规定留学生要考试，在读书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不准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要听候朝廷派用，委以重任。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是曾国藩。
就现今商业经济而言，曾国藩认为对人才要爱护与培育的思想仍有其价值。在市场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知人善任，要让部下参与决策。即企业领导人在进行决策时应尽可能多征求部下的意见。因为企业职工的参与对企业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一是可使部下从中学习成长；二是一个新的计划，参与设计的人愈多，支持者也就愈多。反之，愈多的人被摒弃在外，就会有愈多的反对声浪。
有一次，美国玫琳·凯公司竞争对手公司的助理副总裁向玫琳·凯求职。他很伤心地对她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公司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再待下去实在没有前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