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材来到被烧毁的关前，气愤地说：“洋鬼子竟敢烧了我们的家门。这个仇一定要报！”他立刻命令部队在关前东西两座山岭上修筑炮台，并垒起一条3里的长墙，把东岭和西岭连接起来。长墙的对面，还挖了一条壕沟。
一天早晨，下起了大雾。冯子材得到报告说：“尼格里趁着大雾来攻城了。”冯子材立刻找来了苏元春、王德榜和王孝祺等将领。他讲了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然后命令各位将领马上分头行动。
尼格里从文渊城杀出后，把队伍分成了两路。一路攻打东岭，一路攻打长墙。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依靠先进的武器，很快就登上了东岭。洋鬼子们一冲进炮台，便把炮口转向长墙开起火来。炮弹雨点一样落在长墙上，炸得石头砖块乱飞。正面的敌人也端着枪，“哇哇”怪叫着冲了上来。冯子材一面指挥清兵奋勇还击，一面大声鼓励说：“弟兄们，为国报效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能让洋鬼子冲过长墙。不然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两广的父老！”这时候，王孝祺领人绕到法军后面发动了猛攻。苏元春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上了东岭。两方用大炮展开对攻，东岭上炮声隆隆，喊杀声响成了一片。可是，凶猛的洋鬼子并没有被打退。
就在这关键时刻，法国兵突然乱了起来。原来是有人向尼格里报告，说王德榜率兵袭击了文渊城。往前线送食品弹药的运输队几次都被王德榜打了回去。
冯子材看机会来了，就大吼一声：“弟兄们，杀呀！”然后，他第一个跳出了长墙，挥舞着大刀朝洋鬼子冲了过去。战士们一见70多岁的老将军带头往上冲，也都奋不顾身地杀向敌人。洋鬼子在大刀长矛面前，吓得四散奔逃，尼格里也跟着往后逃跑。打退长墙前的敌人后，冯子材又指挥士兵向东岭冲去。正在东岭上与敌人进行炮击的清军见到这种情况后更加英勇顽强了。在苏元春的带领下，一个个像小老虎似地扑向敌人。法军前后都挨打，只好从东岭上逃了下来。
尼格里把两路败兵集中在一起，还想进行疯狂地反击。忽然，山谷四周传来了一片呐喊声，这声音震得尼格里和法国兵心惊肉跳。他们抬眼一看，只见无数人像湖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原来是周围中越两国的老百姓，支援冯子材来了。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有刀枪，有棍棒，还有干农活用的锄头和铁耙子。尽管武器落后，但他们没有一个怕死的，都不顾一切朝洋鬼子冲去。老百姓像汹涌的大海，把敌人淹没了。冯子材不给敌人喘气的机会，率领清军穷追猛打。接连收复了文渊、谅山、北宁等地。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明明是中国人胜了，慈禧却派李鸿章同法国人交涉，协议和谈条件。后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条约又是一个耻辱。清政府不仅承认法国为越南的“保护国”、两国各派人员勘定边界等有损中国利益的条款，甚至答应今后修铁路也要跟法国人商量。这样，中国人在战场上打赢了，在谈判桌上却失败了。
镇南关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最大的胜利。战后，晚清政府同法国签订的条约第一次做到了对外战争不赔款，但法国达到了完全占有越南的目标。
一个曾经有过灿烂辉煌历史的民族就这样断送在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三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
【原文】
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然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求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于者所深耻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一大转关，请即为我皇上陈之。
【注释】
宣宗成皇帝：即道光皇帝。
开捐：指出钱买官。清中叶以前为临时捐纳。鸦片战争以后为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将捐款作为正式的财政收入，规定京官从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以按规定价格购买。
取财之非计：不是国家生财的正道。
通筹：通盘筹算，整体考虑。
岁：年。
丰稔：丰年。稔：谷物成熟。因谷物一年一熟，故用以称年。
以兵士而缓：因为战事而缓收赋税。
额外之浮出：发生突然的事变。
绿营：始于明代的一种兵制。清人入关以后，规定各省汉族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有马兵、步兵、水师。
赢绌：增减。
【译文】
道光皇帝每次和我谈起开捐买官一事时，常常叹息不已，感叹这不是国家取财的正道，官员良莠不齐，官场因此而混乱。我考虑到，国家每年的收入和支出如果能通盘筹算，本来可以剩余200—300万，但水旱灾害就算是唐尧商汤之类的圣王也不能避免的。以去年为例，江浙因大风而成灾，广西因战事而减税，就算是丰收年，总计因天灾减少的收入已不下百万；如果再有意外事情发生，还有什么办法应付呢？现在虽然开捐的事暂停，但如果不另谋长久之计，充实国库，恐怕将来仍免不了重新开捐。国家这么大，如果没有3年的积蓄可预备急用，只顾眼前打算，却将国君的忧虑置之脑后，这是做臣子深以为耻的事。当前若想在每年国库正常收入之外再谋求生财之道，多取一分，百姓就会多受一分祸害，确实不能恣意妄为。说到每年的支出，军饷是一项大开支。我曾考察过我朝的绿营兵制，偶然见到乾隆四十七年关于增兵的方案，实在是军饷增减的关键，请允许我为皇上详细陈述这件事。
【心得】
曾国藩为清廷的忠言将领，他的眼光确实有过人之处。作为一位将领，他知道打仗就要银两，但他并不像许多贪得无厌的军官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他清楚地知道在正常赋税之外，“搜刮一分，民受一分之书”。
中外无数统治者生前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死后大墓大棺陪葬。西汉末年，学者桓谭的《新论》曾记载国家收支的一般情况：大司农从百姓身上赋敛的钱，一年为40亿，半数用作官员薪俸，半数供朝廷使用。少府从园地工商收来的税钱，一年有13万，全部供皇帝私用。除朝廷所谓“公用”外，光是皇帝私人开支就占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通例（汉元帝时，“都内积钱40亿，水衡积钱25亿，少府积钱18亿”，都是皇室的收入）。明代为了应付朝廷巨大开支和“剿贼”所需，一再增加“兵饷”，先后共搜刮1670余万钱。崇祯皇帝甚至明确下令：“不集兵无以平贼，不增赋无以饷之，其累吾民一年。”结果“饷已尽而贼未平”，于是又追加“剿饷”。向各级官吏层层索求，盘剥无度，弄得“农怨于野，商叹于途”，最后皇帝终于自取灭亡。历史上的通则是：一个朝代越接近灭亡，其当权者越是拼命聚敛财富、挥霍无度。法王路易十六积欠40亿国债，却依然变本加厉地搜刮挥霍，一次宴会要耗费千万余元！仅凡尔赛宫一年喝的葡萄酒便要耗费79万法郎！不仅法王穷奢无度，连王后安唐妮的各种手镯就值700—800万法郎！然而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结果是把法王路易十六与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因此，曾国藩指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在中国历史上，“富国强兵”之策不仅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须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农业生产，鼓励耕战，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实行变革等政治措施，因而是一项根本性国策。
《六韬·上贤》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王，正君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六韬》还指出：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农、工、商这三个经济命脉；并认为只有发展农、工、商业，使国力充足，军事实力才能强盛，国家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举国上下致力生产，才能国富兵强，否则“兵势不行，敌国乃强”。
战争不但是政治和军事的竞赛，也是经济的竞赛。只有国富，才能兵强。春秋末期的吴楚之战，吴能以少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吴国工商业逐渐发达，尤其是制铁工业有长足的进步，使兵器生产发展迅速。而楚国连年遭侵，岁无宁日，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所以败给吴国。战国时期变法最早的魏国，在李悝的主持下，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措施。李悝指出：“农事书，则饥之本也”，不仅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提出废沟洫，铲除井田的疆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使魏国得以强大。之后吴起、商鞅的变法和齐、韩、燕的改革，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目的都在于富国强兵。
运用“富国强兵”谋略，对内可以增强国力；对外可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削弱相消耗敌国的经济，或利用自己经济潜力的优势拖垮敌国，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公元前491年，越王勾践在吴国拘役3年后回国，向左右征询复兴越国之道。春秋末期，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范蠡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向越王献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计，其要义是：兴人事、修政教、收地利”，保护人民，发展生产，储备国力，富国强兵。勾践闻言，如醍醐灌顶，于是卧薪尝胆、幡然领悟为政之道，从此发愤图强，命令文种主持国政、范蠡治理军旅。至公元前485年，越国府库充实、土地垦辟，人民乐为所用。两年后，越国正值丰收，而吴国适遇灾害，水稻歉收。原来，越国用了文种的蒸粟毒计，奉还吴国1万石蒸熟了的粮食。吴国见子粒肥大，皆引为良种，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公元前478年，越国人力、物力愈益强盛，国富兵强，于是大起兵马，连续围困吴国数年。这时，吴国却因兵民疲敝，财力虚耗于累年征战，最后惨败于太湖边，不久被越国灭亡。
中国历代谋略思想中，富国强兵之策都受到高度重视。《孙膑兵书》中就把“富国”、“强兵”作为重点进行讨论。孙膑认为，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从而才能“战胜而强立”，实现天下的统一。《投笔肤谈·本谋》中提出“国不富不可以兴兵”的理论，把国家的经济实力（即国富）当作战略运筹的重要内容，认为战争不仅仅是战斗力、指挥技巧、后勤保障之间的较量，而且还是国家综合实力，包括政治状况、社会状况之间的较量。
汉初，其北部边境经常遭到匈奴军队的侵扰。由于秦汉之际的长期争战，社会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因此，从汉高祖开始，中间经过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均无法以武力彻底反击匈奴的侵扰。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匈奴的掠夺。但匈奴统治者既不放弃和亲的利益，又不放弃武力掠夺，所以汉朝虽然先后进行了8次和亲，但每次只能维持短短几年的和平。在此期间，匈奴两次大规模的南下入侵。汉朝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先后实行盐铁专卖、整顿币制和税收等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初年，国家财力充裕，社会富庶。从公元前129年—前119年的10年间，汉武帝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在西起河套，东至辽西的广大战场上，先后发起3次大规模的战役，歼敌俘敌数10万之众，使匈奴远遁。从汉初采取“和亲政策”姑息匈奴统治者的侵扰，到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从历史上不同角度说明了富国强兵的作用。
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富强程度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竞争战略将是未来新时代的国际性总体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充分说明，谁拥有综合国力优势，谁就握有战争的主动权。
要增强国力，必以民力增长为优先，所以善为政者，必重民力。即善于理政的人必定重视人力资源。
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楚成王死后，他的孙子楚庄王登上王位。在最初的3年里，他整天不过问国家大事，白天外出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看跳舞，许多大臣都把他当做昏君。
实际上楚庄王这都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刚刚当上国君，在朝中还没形成势力，可宰相的权力又过大，因此他想通过暗中观察，发现大臣中谁有胆略、有才华、可以信任和重用。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虽然有几位大臣劝楚庄王振作，可以谈及如何治理国家，与群雄争胜，这些大臣只会不着边际的空谈，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只得继续打猎，喝酒，听歌赏舞，甚至下了一道命令：“谁再多嘴谈论国政，就处以死罪！”一晃3年过去了，楚庄王依旧那样碌碌无为。
一天，大臣申无畏请求拜见楚庄王。楚庄王盛气凌人地对申无畏说：“您来见我有何贵干哪？是想喝点美酒，听听音乐，还是有什么话说呀？”申无畏说：“我来此既不是为了喝酒，也不是为了听音乐，只是刚才在城郊散步，听到一个谜语，我莫名其妙，想到大王您聪明过人，就到您这里来请教。”
楚庄王说：“谜语？这倒怪有意思的，你快讲讲。”申无畏说：“楚国山上，有只大鸟，身披五彩，可真荣耀。一停三年，不飞不叫，人人不知，是什么鸟。”楚庄王听了，笑着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不用急，擦擦眼睛等着看吧。”申无畏听了似乎心领神会地说：“大王到底英明。”就告退而出。
从这天以后，又有一些大臣陆续到楚庄王那里，谈论治理国政和与群雄争胜的事情了。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楚庄正渐渐对大臣有新认识，了解了谁是可以信任重用的人才。于是，楚庄王开始振作，一面改革政治，调整官员，一面招兵买马，训练军队。后来，他平息了宰相的叛乱，打败了宋国，使楚国称霸于群雄之中。
春秋时代的齐国大夫管仲，就是一位重视以民为本并利用人力资源的开发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管仲任相后，首先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财力充足，远方之人就会自动归附齐国；开发荒地，种植庄稼有所收成，本国之民自然会安家立业。
在管仲看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根据这种思想基础，他提出“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的观点，使百姓事业相连，俸禄互相补助，人民相亲，宽免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这样人民就能生息繁育；减轻刑罚、薄收赋税，如此人民就会富裕；在各地选用贤士，施教于国民，这样人民就能遵守规范。只要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争取民心，便得以巩固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