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考释者都没有突破“大禹治水”的框框，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禹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千古奇碑至今说法不一。
5勾践剑和夫差矛出土于楚汉之地是巧合吗
吴越之地，自古便以冠绝天下的铸剑术著称。在吴、越两国所铸青铜器中，兵器既精且美。春秋中晚期，随着吴越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其兵器铸造业也呈现出空前发展、繁荣的状态，因此，“吴矛越剑”不仅为时人所艳羡，其美名还留传千古，为历代所称道。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1965年12月，剑出土时，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剑与鞘吻合较紧。剑身寒光闪闪，毫无锈蚀，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可见史书记载的“夫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断盘盏”不是虚妄之语。剑全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剑身一面近格处有铭文两行8字，为鸟篆，释读为“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捡(剑)”8字。
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的古剑，居然毫无锈蚀，且依然锋利无比，闪烁着炫目的青光，寒气逼人！20多层的复印纸，剑从中间“唰”一声一划全破。怪不得它是我国收藏的第一号名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而“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矛冶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29.5厘米，器身遍饰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8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作)自甬(用)”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
鸟篆铭文-越王勾践剑，属青铜剑，制作极其精美。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 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靠近剑格的地方有两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越王鸠潜（一说鸠浅，是勾践的通假），自乍（作）用剑”。可辨，是铸后镂刻而成，而非铸就。铭文为鸟篆，笔画圆润，宽度只有0．3—0．4毫米。越王勾践剑集当时各种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于一体，代表了当时吴越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准，制作之精湛，可谓鬼斧神工。
“卧薪尝胆”的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但勾践这种矢志不移的精神却一直鼓舞后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因此1965年越王勾践剑的出土格外引人注目。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都出土在当年的楚汉之地湖北，有什么巧合吗？
有些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认为是礼赠和赏赐的缘故，由于吴越出宝剑，故在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被作为赠赐的贵重礼物而到了楚国。“季札挂剑”的著名典故，就是以剑礼赠外邦之君的一个例子。
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出于战争和掠夺的原因，战争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吴矛越剑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或者战后的战利品，也随着战争来到了当时的楚国。
还有人认为，楚越有姻亲，楚惠王之母系越王勾践之女，所以作为陪嫁品的勾践剑留存于楚。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比如民间流失到楚国，毕竟当时的国家那么小。历史已远去，勾践剑和夫差矛的“相逢”仍然有待于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6传国玉玺到底在那里
玺是中国古代专指皇帝的玉印。始于秦。据汉蔡邕《独断》载：“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 秦 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宋 吴曾 《能改斋漫录·辨误二》：“ 徐令 《玉玺记》：‘玉玺者，传国宝也。
据说秦始皇帝取蓝田玉，刻而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传国玉玺在所有的宝玺当中无疑是最为宝贵的，有关它的传说几千年来也无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枚玉玺之所以称为“传国玺”，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有关。
自卞和发现和氏璧后，它一直是楚国王室的重器，后来楚王将它赏赐给了大臣。之后，和氏璧下落不明。后来，和氏璧流传到了赵国。这块和氏璧在赵国时还引出了一场著名的历史剧并留下了一个成语“完璧归赵”。后来秦灭赵国，和氏璧最终还是落到了秦王手里。
秦始皇把和氏璧定为传国玺，令丞相李斯在玉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希望代代相传，没想到在秦二世手里就亡了国。刘邦进咸阳后，子婴“上始皇玺”，刘邦称帝“服之，代代相受”，又把“秦传国玺”御定为“汉传国玺”。
到了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才两岁，传国玺由汉孝元太后代管。传国玉玺再一次失踪是在东汉末期。那时政局动乱，汉少帝连夜出逃把传国玉玺落在宫中，等他回来时，传国玉玺已经不见—厂。不久，长沙太守孙坚征讨董卓时，在洛阳城南甄官井中找到了这枚传国玉玺。
从这以后一直到唐代，随着政局的动荡和少数民族的南下，传国玉玺不断易主。唐高祖李渊得到传国玉玺后，把“玺”改称为“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从宋太祖时，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这块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
不过，有关发现传国玉玺的记载却不绝于书。如北宋绍圣三年(1096)，咸阳段义在河南乡挖地基盖房时，竟挖出一“背螭纽五盘”的玉印。经十多名翰林学士鉴定，为“真秦制传国玺”。清朝初期，据说宫中藏有一枚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可是，这枚被当时人称为传国玺的玉玺却遭到乾隆皇帝的冷落。皇帝都认为是假的，看来这枚所谓的传国玉玺也是伪造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国宝。
那么，真正的传国玺流落何方呢？
7麻浩佛像与早期的佛教
与乐山大佛毗邻的麻浩崖墓，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地建有全国唯一的崖墓遗址博物馆，是由大文豪、历史学家郭沫若题写的馆名。
崖墓是东汉（公元25—220年）至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流传于乐山一带的一种凿山横穴墓葬形式，完全依照生人住宅的结构和居室样式。它广泛分布于岷江、嘉陵江流域，目前仅乐山境内（包括江口崖墓群）的崖墓就有2万多座。
麻浩崖墓是乐山各处崖墓中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墓葬群，共有500多座。崖墓中有丰富的文物遗存和原始生态的历史积淀，出土器物精美，有极富内涵的壁雕及年号雕刻。全方位多层面地反映了东汉时期乐山的政治、经济、建筑、雕刻艺术及中文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
麻浩崖墓宽11米，高3米，深达29米。在墓道门枋上，有一尊浮雕佛像，佛像宽30厘米，高40厘米，结趺坐，高肉，佩顶光，线条流畅，造型古拙。经鉴定，属于原雕，大概雕刻于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东汉时期。
佛像貌不惊人，但其久远的历史，却包含着一个难解的谜：乐山地区的早期佛教究竟来自何方？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普遍认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称为“释教之源”的洛阳白马寺就建造于那个时期。我国开始有佛教造像，是在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而这比麻浩岩墓的佛像起码要晚了近30年。
就连我国著名的佛教造像也均晚于麻浩佛像：云冈石窟晚了300年，龙门石窟晚了300多年。一般公认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人中原的，但是处于“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敦煌莫高窟也比麻浩佛像晚了200年。那么麻浩佛像何以起始得这样早呢？
乐山地处四川西南，在秦汉时期，属于边陲地带。然而恰恰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并且不只一尊(据说在众多的东汉岩墓中，已发现了六七尊)，这不能不使人们从另外的途径探寻乐山地区佛教的传人渠道。
据历史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崇奉浮屠，因此有人推测佛教传人中国可能还另有一条途径，即从古印度经海路传到中国的吴楚。巴蜀和楚地与长江一水相连，巴蜀文化受楚影响很大，那么，乐山地区早期的佛教是不是从这条渠道传人的呢？
还有人根据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记载，推测远古时期有一条从印度经我国云南直通蜀地的“身毒道”。张骞从西域归来，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见到了蜀布和邛竹杖，得知是从身毒 (古印度)买来的，又得知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在邛西2000里。为此，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出十余批人去寻求通往身毒之路，但都因洱海附近的昆明部族的阻拦而失败。
据说，现在已有人论证了远古身毒道的存在，它比著名的“丝绸之路”还要早100多年。那么乐山地区早期的佛教是不是从这条渠道传人的呢？这些问题还有待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8倭奴国是日本吗
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一农夫在耕地时发现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上部为蛇钮，长宽各2．3厘米。
这一发现震惊中日两国，因为如果是真的，它将证明中日远在汉代就有密切交流。这次发现可以说明他们在很早就有能力出海到达大汉国。
对中日交往作明确记载的是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有人认为此印应为东汉光武帝所赐主印，即真印说。史书记载有此事应该不假，而且中国还发现’了一枚“滇王印”可以作为此印的佐证。
但是金印的真实性得以印证之后，关于倭奴国的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对“委奴”二字的解释上。有些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认为是连称“倭奴国”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国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时此事均称“倭奴国”而不见简略为“奴国”的；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则该印上文字当为“汉·委奴·国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
主张是“倭”之“奴国”的学者则更多相信其与“奴国”的联系，由此他们也推定福冈平野就是奴国的势力范围，并推断伊都国的位置。这是邪马台“九州说”学者通常所采用的观点，也是基于“倭”的总称已经形成的状况。
目前专家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使“倭奴国”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国”来解释，也未必就是邻近伊都国的那个，因为据《魏志》《倭人传》还有另一个仅录名的“奴国”。
《倭人传》载“倭人……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而从对马国开始至狗奴国总共30个，不多不少，表明两个“奴国”并非重出。事实上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两个“奴国”外，还有弥奴国、姐奴国、苏奴国、华奴苏奴国、鬼奴国、乌奴国、狗奴国等7个以“奴”结尾的国名。
这种状况很有可能是由一个倭奴人的大集团分裂而成各国的反映，即在邪马台邦联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个范围较大的倭人国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东汉朝贡并受封为王。同时，我们认为因为金印在志贺岛出土就认为此地即伊都国附近之奴国地域，是缺乏根据的。
有待解释的问题是，“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中“倭国极南界”的说法。志贺岛在九州岛北端，如果这里的倭国和《魏志》《倭人传》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则就无法解释这个说法。否则，“倭国”就应当是指包括本州在内的更大范围，而“倭奴国”就应当至少包括九州岛的相当部分，这也间接支持了我们大“倭奴国”的观点。那么《后汉书》中“倭国”的范围远超于九州意味着什么呢？表征着范晔等当时的史家也主张邪马台“畿内说”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9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甘露是什么
甘露是一种植物，学名甘露子，多年生草本，可供药用。后来演变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神物，“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并且把它和龙、凤、龟、麟等瑞征并列，“天下升平则甘露降”。“甘露”对历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来说可谓是至珍，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其凝如脂，其甘如饴”，吃了它可以使不长寿的人活到800岁。因此，帝王梦寐求之，称它为“天酒”、“神浆”。
甘露太好了，于是从帝王到贫民，都在苦求甘露。汉宣帝刘询、吴国归命侯孙皓、西晋前秦苻坚等，都直接以甘露为年号。东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在镇江北固山所建的甘露寺，更因为刘备曾在此招亲闻名遐迩。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后，一直不想归还，周瑜遂设下美人计，欲以孙权的妹妹孙尚香为钓饵，引诱刘备到东吴与孙尚香成亲，然后扣为人质，逼迫刘备归还荆州。不料诸葛亮神机妙算，最后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甘露寺刘备招亲”的故事从此脍炙人口。
还有的帝王为了祈祷甘露下降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梦想吃到甘露的皇帝就更多了，汉武帝曾在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达七米的铜仙承露盘，乾隆也一心要求得甘露，也曾在北海公园琼岛西北半山之上建有同样的铜仙承露盘，两个皇帝想长寿都想疯了。4米多高的石柱之上有立人手托铜盘，祈求上天赐露。这座承露盘现在还保存在北京。
甘露真有如此神效吗？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有些可笑。其实，被誉为“神灵之精，仁瑞之泽”的甘露，只不过是蚜虫的排泄物。
蚜虫除五倍子蚜虫外，都是庄稼的大敌。它是附生在草木枝叶上的小虫。全世界已发现 2000多种蚜虫。蚜虫吸取植物的汁液，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吸收了其中的蛋白质和糖分，然后把吸收不了的多余糖分和水分排泄出来，这些多余的成分便洒在植物的枝叶上，有的“其凝如脂”，有的“皎莹如雪”，这就是甘露。
其实甘露之谜在古代已早有发现，明代学者杜镐是最早揭穿所谓“天降甘露”的人，他说：“此多虫之所，叶下必多露，味甘，乃是虫之尿也。”蚜虫排泄的甘露，俗称蚜蜜。据现在的化学分析，它含有较多的转化糖、甘蔗糖、松子糖等。它包含的碳水化合物占70％左右，糊精占 20％以上，蛋白质占3％。这种甘露确实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它对延长人的寿命和治理多种病的说法显然是一种夸张和古人的美丽幻想。蚜蜜非但没那么多益处，而且危害作用也很大，它不仅会诱致菌类，使植物发生各种病害，还会引来昆虫，糟蹋庄稼的茎叶，影响庄稼收成。
封建帝王把蚜虫的一泡屎尿，当作天赐的神物，日思夜慕，让后人看来实属荒唐可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科学的进步，甘露之谜也被揭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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