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南越王宫殿“露脸”的部分，最令考古学家感到兴奋的是一枚大约5厘米高、质地坚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上面的外国人头像。虽有文献记载当时广州聚集了数万外国人，但这枚印章上面的“老外”到底是哪一国人？当时的广州外国人的数量有几何？这是第二个仍待揭开的谜。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而西方则是以石结构为主。一般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整个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犹如一个“石头城”，有的其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广州已经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这些猜测是第三个谜。
专家预言，南越王宫殿全部出土后，将可以见证南越王宫署当时报辉煌。其实，以前在王宫一侧发掘的御花园，光一条曲流石渠就可见到“皇家霸气”之端倪。这条“几”字形走向的南越王御花园中的石渠流向图与黄河总体的形状有着惊人的相似。有专家猜测，这种惊人的相似并非是巧合，也许正是南越王赵佗当年“觊觎中原”的“野心”所在。
参观者最感兴趣的是御花园中东南角的弯月形石池。石池出土时仅存两列大石板和两根带榫的石柱，近池底还发现成层的龟鳖残骸。池壁西边顶上还有三条呈放射式的石地梁，端部各有一口拳头大的榫眼，形如牛鼻，有专家称此为“牛鼻石”。
有专家断定，这些遗迹给人们留正职珍贵的启示—在这些石板、石柱和牛鼻石之上，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建筑覆盖整个石池，很可能是整个南越王宫署中最具亮点的一个建筑造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建筑呢？ 两千多年前的石池上盖建筑的结构如何，构成了它的第五个谜。
据了解，随着南越王宫殿的进一步挖掘，南越王宫署独有“历史之谜”还会有更多，目前值得一提的还有“带刺的瓦当有什么功用？”、“黑皮黑肉的鹅卵石来自哪里？”等等。考古专家认为：历史遗迹的越不完整，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越大。
8玉门关“今非惜比”
说起玉门关，大家马上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这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引发我们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位于敦煌市西北90公里处。相传西汉时西域和田的美玉，经此关口进入中原，因此而得名。
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元鼎或元封中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当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玉门关与另一重要关隘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为都尉治所，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输入了不少特色的东西，例如胡萝卜、苜蓿、菠菜、大蒜、胡麻、无花果、葡萄、石榴等原来没有的作物，渐渐从西域到内地种植生长。汉朝时，从伊犁河流域引进乌孙马，从大宛引进汗血马。从丝绸之路还传来了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和宗教，使中华文化艺术吸取了新的养料。在经贸过程中，玉门关起来非常重要的作用。
玉门关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控制着河西走廊以西的北线。翻开地图，在甘肃西部边陲地区不难找到“玉门关”。读者要区分的是，这是现代的玉门关市，它与历史上的玉门关名同实异。自北宋仁宗景有、三年(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销声匿迹了。现在的玉门关市，是中国大西北的一座石油城。
根据古籍记载，玉门关在敦煌西北90千米的地方，人们在这一带的荒漠之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小方盘的土城堡，它曾经被认为是汉代玉门关遗址。登上古堡远眺，它的北面，有北山横亘天际，山前有疏勒河流过。残存的汉长城由北向南，连贯阳关。在这里还发现过写着“玉门都尉”的木简。看起来像是“铁证如山”，小方盘定是玉门关无疑。
可是对这座里面仅有几间土房，大小与北京的四合院相差无几的古堡，今天也有人提出了质疑：难道当年设有重兵守备、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孔道，竟是这样的一个小据点？
虽然，人们对于汉代玉门关的故址莫衷一是，但是，人们宁愿把这仅存的古堡视为玉门关的遗迹。千百年来，多少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瞻拜，登上古堡，遥望大漠，追忆祖先的光辉业绩。在古炮台上，人们会思念起汉朝大将李广利挥麾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可以“听到”唐朝诗人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歌声。
玉门关自西汉元鼎或元封中设置以来，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历时1140余年，关址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玉门关在东西交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9被“放大”了的夜郎国
夜郎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
夜郎自大成语至迟清代已广为流行。清前期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绛妃》中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成书于光绪后期的晚清小说代表作《孽海花》第二十四回写道：“饿虎思斗，夜郎自大，我国若不大张挞伐，一奋神威，靠着各国的空文劝阻，他哪里肯甘心就范呢？”
夜郎作为前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苗夷少数民族部落酋长国，因“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夜郎在西汉时期即已灭国，虽然其后不少朝代里有以“夜郎”命名的地方行政区划，但其历史含义已完全不同。夜郎古国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它的鼎鼎大名，现在许多地方争着说自己是夜郎古国的旧地所在，更使得这一问题迷雾重重。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众说纷纭。
首先是“贵州说”，认为夜郎国无可置疑的是现在贵州境内。《后汉书》中记录了夜郎国的产生：“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月逐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古夜郎民族以竹为图腾，贵州多竹，今境内的仡佬族、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奉竹为神灵的习俗，不少地方还建有“竹王祠”。贵州省会贵阳简称“筑”，也是“竹”演变而来。
从考古发掘来看，贵州也有众多证据。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境内不断有夜郎国文物被发现，考古工作者9次在赫章可乐发掘的200多座夜郎民族墓葬中的出土文物，足以支撑那里曾是古夜郎人居住中心区域之一的论断。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多次在诗作中提到过夜郎：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
“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江夏赠韦南陵冰》）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又作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所说夜郎，为唐玄宗天宝年时在今贵州桐梓一带所设的夜郎郡，不过，时间上距
夜郎灭国已700多年。
其次是“湖南说”，他们认为，唐初在今贵州石阡一带曾设置过夜郎县。不久在今湖南新晃一带又设置过夜郎县。史书中记载的夜郎文化均带有浓厚的楚文化气息，其国都应在楚地，并提出怀化西部属古夜郎发源地，而新晃县就是夜郎古国的核心区域。
持“湖南说”的人认为，他们的观点并不否认夜郎国也包含有贵州的一部分地方，不过夜郎古国的核心和起源是在湖南湘西，那里现在的民风同样有夜郎古国的影子；还有人认为夜郎古国的中心在四川、在云南。夜郎古国在哪里？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10扶桑国之谜
扶桑国，人们会因为“东渡扶桑”之说，而一贯思维想到的是东方的日本。不过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扶桑不是指日本而是中美洲的墨西哥，中国自古对日本的称呼为“倭国”。但如果不是日本，那么扶桑国又是指哪里呢，东渡扶桑又如何解释？
持“日本”说的人认为，扶桑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一棵与太阳有关的神木。扶桑，亦作“榑桑”，亦称“扶木”。神话传说中木名。生于东方，为十曰之居所。《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曰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曰居下枝，一曰居上枝。”其中指明了扶桑的所在地，为黑齿国北。那么古东方历史地理中，是否的确有一个黑齿国？如果有，此国位置在哪里？经考察，在史书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个地方，周成王时，即有黑齿国人献白鹿、白马。而据考证闩本古民俗确有崇奉白鹿、白马的风俗，黑齿国所在地，就在今日的日本列岛上。
明李言恭《日本考》记述，直到明代，日本贵族尚普遍流行染牙成黑齿为贵的风俗。他还记述了染牙方法。所以黑齿国在现在日本之内。
然而，近代广为流行的见解认为扶桑国与墨西哥有关。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涅，他于 1761年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
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中国先民的宇宙观。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广到全世界，东极西极的观念与先民的迁徙相结合，汤谷成为墨西哥一个真实的所在。扶桑树实物是上述论证的证据。三星堆高达3.85米（一说3.94米）的扶桑树，是世界最高的。玛雅的人形扶桑树，与“婼”字相合，表明中美洲确为汤谷扶桑之地——扶桑国，而且玛雅人有扶桑图腾。
《梁书·扶桑国传》：“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引用了南北朝时期慧深的说法，虽然仅仅为一家之言，但是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其中称，文身国、大汉国在北亚，扶桑在美洲，“在中国之东”，是十分准确的。
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梁书》的记载。
那么，慧深是怎样到墨西哥去的呢？根据慧深记录的航线，先向东北航行，然后转向正东，最后折向东南到达扶桑国，很明显，他是利用季候风和海洋环流到达了目的地。
如果根据文献描述而言，扶桑国指的是北美墨西哥倒更为可信，其风貌都能得到较好解释，不过慧深是否有能力出海到北美仍然是个疑问，所以扶桑在何地之谜至今仍没有解开。
11敦煌莫高窟有个藏经洞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被誉为上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现在敦煌被人们关注不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也不是因为辉煌的过去，而是因为莫高窟艺术宝库的发现，因为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当中国正处在日渐衰弱的清朝末年，莫高窟艺术宝库由王圆篆道士看管起来。王道士在改造佛窟时发现墙壁竟然是空的，他向清政府上交洞内壁画珍品，但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
荒凉的敦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许多“学者”慕名而来。盗取莫高窟宝藏的始作俑者是俄国的勃奥鲁列夫。继勃奥鲁列夫之后来到敦煌的是斯坦因，他以寻宝有功而被英国皇室封为爵土，共拿到24箱稀世奇珍，共计3000多卷经籍，另外5箱装着满满的绢帛以及 200多部经书。斯坦因盗宝成功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争相派“考察队”前往敦煌。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被劫掠后，莫高窟也随之名扬世界，国内外学者们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学”。
敦煌藏经洞经卷的发现，对人们研究历史，文化、佛教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如同许多其他宝藏被发现一样，围绕敦煌经卷的谜团也随之而来——如此丰富的经卷是被谁封藏起来的？封藏这批经卷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问题从所藏经卷被发现到现在，一直悬而未解。有人认为敦煌各寺院把没有用途的书卷集中在一个洞窟中，形成了藏经洞，这种说法被称为“废弃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学者是盗取敦煌文物的第一大盗匪斯坦因。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