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多样性又是播音语言的长期弱点。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缺少对多样性的探求，没有很好地解决规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问题。所谓多样性，简单些说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1.抓个性，要有意境：每一篇稿件都有自己的个性，从内容、目的、基调到体裁、结构、语言特点都有不同于另一篇稿件的东西。这种种不同就是我们创造它的意境的条件。抓不住个性，抓不住具体稿件的特点，不可能创造深邃的意境。
2.抓语气，要有造型：语气是播音语言诸多技巧的中心，它不但体现播讲目的，还带动丰富的语势变化。造型，有播音员个人语言特点和风格、形象化人物的语言特征、诸种文体特殊性语言表达等，并非仅指人物的老少。不从语气入手和不通过语气显露，同样造成语言的雷同化，情、声、气的单一化。
3.抓变换，要有情彩：这里说的变换，包括体现思想感情变化的声音形式、气息状态的转换。以明暗为例，深沉的感情与欢快的事情要求声音的明暗不同。那种单纯追求响亮的声音的作法，不会有情彩可言，必然导致播音中缺乏多样性。
4.抓美感，要有装饰：所谓装饰，不同于外在的、形式主义的粉饰。我们应该从美学的高度来对待、处理播音中的情、声、气，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走上自然主义的歧途。必须使听众得到美感享受，播音才可能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自立于各类学科中，并作为一种艺术珍品列于人类艺术宝库里。从情、声、气的角度说，这艺术珍品一定给人以深思遐想的天地，一定要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多样化，就在于情、声、气的丰富多彩，就在于充分利用话筒并综合各种表达技巧。如有时用虚声，有时用气音，停顿节拍感欲断还连，话筒偏正、远近等。这种装饰应是锦上添花，而不是画蛇添足。
多样性为我们的播音再创造开辟出更为广阔的道路，绝非对播音特点的菲薄，也绝非对语言技巧的玩弄。
规整性与多样性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只有融整性，缺乏多样性，容易百人一腔、千篇一律；只有多样性，没有规整性，容易各行其是，面目全非。在播音中我们要努力把规整性融入多样性，把多样性化入规整性，达到规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坚持播音语言的基本特点的同时，创造姹紫嫣红的播音语言特色。
四
情、声、气的关系很难解决得尽善尽美。但又不是神秘莫测的。一般来说，学会只是入门，学通也较易，至精就难了，入化当然就更难。“会、通、精、化”是解决情、声、气关系的四个阶段。在学习和应用过程中要善于分析自己的现状，并及时提出新的努力目标。在反复实践中，大量的播音状态似乎难于变更，可是，也许正在量变之中；偶然的播音状态似乎难于巩固，但那很可能属于质变的先声。
我认为，解决情、声、气的关系应该坚持下面几个要点：
1.在理解稿件、具体感受的基础上注意设计，在自如控制的状态中进行表达；
2.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要在发于衷的同时注意形于色，使面部表情、身体形态都有相应的变化；
3.新闻、通讯、评论是播音员必须掌握的三大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广阔发展，但不要单打一。否则，就会失去播音员情、声、气的特殊性，而混同于别的语言艺术。
4.要养成好习惯，在生活中就时时处处注意解决情、声、气的关系，防止只局限在练声时、播音时才注意的错误方法。
5.要培养自己把握和运用情、声、气的能力，包括发现毛病、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进展、巩固收获的能力，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见微知著、博采众长的能力等。防止囿于经验、迷信名家等简单模仿。
6.只有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刻苦练习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急于求成、企望捷径就会走弯路。一曝十寒是对业务的荒疏，沾沾自喜恰是停滞的开端。狂妄自大无异作茧自缚，心虚胆怯只能望洋兴叹。为了较为深广地解决情、声、气的关系，靠一时的热情、一个人的钻研是不成的，也许要花费毕生的精力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清人郑板桥有一首诗可供我们自励：
“四十年间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
削尽冗繁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1981.1
作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播音离不开情、声、气。这三方面都有不少理论阐述和训练材料。但是，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三者的关系，实在是播音创作过程中和话筒前工作不可轻视的问题。
本文概括、阐明的几条，带有规律性。发表后，不少同志认真钻研，在播音中体会颇深。
自从本文发表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本科和专科教学中增设了播音情、声、气的关系这一讲，有些教材和文章也采用了作者在本文中的观点。
此文收入了《播音创作漫谈》第一辑。
夏青
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萌动的、雏形的理论的应答，以及实践与理论的螺旋式的反复生发。否则，特定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便无从被认识、被抽象，新的学科也就无从建立起来。
播音，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并不是和广播电台同时诞生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国家视播音为附属品，可以证明取得学科资格，需要假以时日。可庆幸的是我国人民广播的历史不长，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播音学科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我们对播音理论的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还不很成熟。50年代中期，齐越同志从苏联考察回来，在第一次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使播音工作者开阔了视野，促进了我国播音理论的研究。不久，一些播音员根据自己的播音经验，提出一些带理论性的问题，写出了几篇总结的文章，集成《播音经验汇编》。这便是我国播音理论的第一本问世之作。
60年代初期，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两期播音培训班。1963年开始，正式设立播音专业，1980年，正式建立播音系。专业教材由无到有，从简到繁，播音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播音理论的研究正以空前繁荣的景象预示着金色秋天的到来。各地电台、广播站几乎都在辛勤地耕耘着，集体的、个人的研究活动方兴未艾。1981年8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省市电台普通话播音经验交流会，是播音工作者第二次群英聚会，代表们带来的丰富成果标志着播音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一
播音既然是一门学科，也许实践方面不乏深刻的体会、高超的技能，理论却不可避免地相形见绌。许多应该提出的问题、应该阐述的原则、应该论证的规律，都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理论体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轻视理论的“理论”并没有失去市场。直言不讳地说理论只能“使人走上歧路”的，谈理论“只能造成神秘莫测”的，虽然不多，但仍存在。
成熟的理论应该既能圆满地说明实践中的全部现象，又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预见和指导将来。可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个过程，成熟的理论是由不成熟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而成。要求理论伊始就完美无缺，是不现实的。何况。理论愈是成熟，愈意味着它的发展而不僵化，指南而不教条。在理论研究上，最忌对不够完美的新事物过早地轻易地否定。因为，否定这虽不完美的现在，就正在否定日臻完美的未来。当然，播音理论的研究也不必从“茹毛饮血”起步。播音理论所值得借鉴、汲取的哲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教育学、语言学、文体学、新闻学、文艺理论、表演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可供我们纵横驰骋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纵横驰骋中，播音理论的个性化也就能够博采众长、熔于一炉，建立自己辉煌的殿堂了。但是如果我们总处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位置，在理论研究上没有更新、没有重大突破，播音实践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指导。在播音理论需要研究的课题中举凡播音发声、播音表达、播音文体等，都有理论上的空白点、模糊点。为了说明理论研究不足对播音实践的影响，这里仅举几例。
播音的客观性与情感性，是播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今还没有较为精深的论述。播音是新闻性的语言艺术。语言艺术要求情感性，失去了有动于衷的情感性，鼓动性便随之消失。新闻性则要求客观性，有别于艺术真实，要显露其“历史真实”或“现实真实”。推动了客观性，误把现实运动的真实反映看做主观夸张、渲染出来的“心造的幻影”，真实性、可信性也便不复存在。当强调客观性，注意传达、转述稿件内容时，往往忽略情感性，只觉其“冷”，感染力大为减弱；当强调情感性，着意于生动、形象地表现稿件内容时，往往忽略客观性，又觉其“过”，也缺乏应有的魅力。客观性和情感性的内涵及其关系不透彻，难道不是提高播音水平的障碍吗？
播音的技巧性，表现出播音技能的熟练程度和播音质量的美感差异。认为播音没有或用不上技巧的观点，是不对的。承认播音的技巧性，但不甚了了，恐怕是现状的一隅。稿件制约着我们，但同一篇稿件可以有不同的技巧运用，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样式，恰好说明技巧性不是束缚了而却是开拓了表达的丰富性。无论怎样说，到头来也不会造成是另外一种语言艺术的品格，这正是一种局限性。播音理论的研究就要回答这局限性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怎样充分利用这局限性，并形成自身的艺术特色。歌德说过：“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旁驰博骛。”研究自身的特点，给以比较严格的限制，不能否认是一种本领，而且的确属于艺术本领。“旁驰博骛”，东家找米，西家借面，不能否认是一种本领，而且的确属于艺术本领。“旁驰博骛”，东家找米，西家借面，做出来的充其量是普通饭食，东邻西舍都会做，没有什么独特风味。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应该给播音的技巧性确定一个具体的界限，不论界限的边缘是怎样地延伸开去，是怎样地模糊。黑格尔说：“界限就是事情终止的地方，或者说，界限就是那种不复是这个事情的东西。”缺乏播音技巧性的这个大体的界限，很难说会有播音特点寓其中，现于外。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想象、渲染，形似、神似，转述、扮演，生动、形象等等，既不易殊途同归，却可以同床异梦，继承可能抹掉播音特点，创新也可能脱离播音特点。实践中的歧异就会向各自的理想国奔驰，播音技巧性的核心便可能裂变为别的什么艺术品种了。
就以“说”和“播”的表达样式来看，从概念到实践都存在着歧异。“说”就是生活化的语言样式吗？“播”就是呆板腔调的代名词吗？如果只有“说”才平易近人、亲切自然，那么，日常生活中“训人”、“质问”等语气是不是“说”呢？话剧、电影、评书、相声都在“说”，播音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向生活语言接近”“向电影语言靠拢”的不够科学的表述已经流传开了，甚至在实践中还产生着指导性的影响。“哼哼哈哈”“这个那个”掺杂到播音中去，许多同志已指出其不当，以书面语为主体的稿件以“说”的样式表达，也有同志指出其欠妥。“播”和“说”哪个概念的容量更大、特色更显呢？理论上的模糊，将导致实践的上盲目，理论的指导性只好被动地当做个别实践的具体说明，理论的体系将会长久地被“分而治之”。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演变、发展史，而播音，似乎备受政治形势的左右。对播音的褒贬很少有自己的精确标准。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几乎常常受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干扰。因此，对播音稿件的准确表达，这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呢？稿件好，播得成功，当然是锦上添花；那么，稿件一般，播得出色，不是更难能可贵吗？十年浩劫中的播音不能说没有佳作，优秀播音员的播音也不能说没有次品，优秀稿件的播音并非品品上乘，一般稿件的播音就没有一篇独得风韵？播音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承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看到了稿件的优劣、播音员与听众审美趣味上的种种差异，不同欣赏水平、不同认识角度造成的不同评价……我们更觉得应该深入地研究。能不能有一个基本的、较为具体、客观的标准呢？基本，并不面面俱到；具体，避免笼统抽象；客观，应该容纳不同风格、不同样式，又具有历史发展高度。这样的标准的可审性，不应该模棱两可，也不应该机械生硬。它是多年播音鉴赏力的总结，又是播音规律的深入探寻，是继承的归宿，是创新的桥梁。播音质量的标准当然不是简单的算术公式，不是空洞的法律条文。它需要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力，它需要“群起而攻之”的巨大能量。
仅此数端，可见一斑。理论研究的勇猛奋进，定将把我们的实践推向更为独特、广阔的天地中去。在那里，我们会摆脱“刀耕火种”的狭隘眼界，我们能克服“遗憾艺术”的明显弊端，“事后诸葛”的结果主义就可以被“未卜先知”的原因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