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发达的现实，正在促进各学科的相互作用。播音学应该从闭关自守转为门户开放。多年的技能实践，容易形成狭隘的经验观，像那种对“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欣赏，像那种对“理论”“概念”的厌倦，都有意无意地隔绝着与其他学科的主动交往。当我们一旦放开眼界，定然会发现，原来纷繁浩渺的世界里竟有我们采撷不尽的瑰宝奇珍，可以同我们的经验相得益彰。
从现在的认识出发，播音理论的研究应该首先同心理学、美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并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播音理论体系的分支：播音心理学、播音美学、播音教学法。这种结合，是一种化合，而不是混合。这就加重了理论研究的分量，增大了获得成果的难度，有些同志已经开始制订计划、积累资料了。不过，光凭单枪匹马、单科独进的研究，收效不会太大。相互切磋，携手并进，成果必然更多。现仅以自己的所见，简述三科分支的枝叶。
播音心理学应该包括播音员心理和听众心理两方面。播音员心理，除了对稿件的理解、感受，话筒前的状态等过程性之外，还应深入研究第二信号系统在心理过程中特殊的制约作用，及其与普通心理的差别。把诸如“感觉”“注意”“思维”“情感”“想象”等概念不加限制地移用过来，是远远不够的，在内涵上、在外延上，都要“播音化”才显出自己的特色。听众心理，如果离开对语言声音形式的感知特点，离开了听觉期等反应规律，离开了对时代、环境、生活水平、文化教养的考察、体验，离开了对具体听众的情绪、愿望、要求、理想、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的生动把握，也就只会得到笼统、飘忽的满足。而播音员与听众之间心理上的相互感应，应该是播音心理学的核心。
播音美学，对播音语言艺术同样是需要迫切研究的课题。美学自身，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兴起已经姗姗来迟了，美的本质是什么等许多重大问题都在争论之中。播音美学也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这个现状，会使有志者殚心竭虑地奋进，以求培植出哪怕是一朵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花，为播音艺术的成长贡献一点一滴馨香的汁液。尽管我们还没有出现不同的学派，但播音美学研究的重点理应有所考虑。至少有四个问题不能不涉及：播音的民族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民族化，要揭示我们播音的民族性特点，以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风格化，是播音语言艺术成熟的标志。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有风格差异的代表作，在至少是广播爱好者的听众中产生了不同风格的印象。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在克服雷同化、公式化中耗费了不少精力。如果从风格化的美学高度来考察，除了音色上的区别，很难说已经形成了各自的个人风格，一个电台的播音风格的形成尤属不易。真正风格化的播音，真正有个人风格的播音员，真是屈指可数。这和我们理论研究的不足，不能说没有关系。
意境美，在播音语言艺术中应该赋予更深刻的内涵。严格说来，一条消息、一篇社论，天气预报、节目预告，都应该富有意境美。在播音中体现意境美便显得重要。每个播音员对自己通达的意境的开拓，必然该富有意境美。在播音中体现意境美，比起文学创作、戏剧表演来，当然有许多不利因素，必然丰富和延伸、扩大和加深着整个广播、播音整体的意境美。韵律美，对于唯有声音手段的播音有特殊的意义。让听众从声音的波浪中得到多方面的满足，让播音这一时间艺术满载空间立体感及于对象，发挥普通话独特的韵律美肯定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元音(乐音)占据着每一个音节的主体位置，调值的丰富变化，调类的简约明晰，词或词组明朗的轻重格式，双声叠韵，平仄交错，音与形通，声与情谐，这一切常使我们遗憾于听而不闻，用而不谙。“字正腔圆”被看做感情的枷锁，“亮、脆、甜”“像谈话”，倒似乎是韵律美的本义。事实上，齐越的“朗诵式”、夏青的“宣读式”、林田的“讲解式”、费寄平的“谈话式”，都有他们自己独树一帜的韵律美。虽然这种概括不尽准确，他们本人也不一定同意，但那韵律美中的色彩纷呈，不是可以显露一二么？之所以不能尽情地表述出来，正是理论研究不足的缘故。民族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相辅相成，相通相异，构成了播音美学的血脉，为不同风格流派的定型、延续，提供理论依据。
播音教学法，必须从教育中汲取新营养。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已发展到赞科夫体系，当然不是偶然的。“传道、受业、解惑”已不能适应历史的新形势。智能结构的提出，智力培养的实施，正从根本上动摇着传统教育观念，为夺取和鸟瞰以超几何级数递增的微观、宏观科学成果以及研究方法打开了更为宽广的通道。这为本科教学和电台自培都带来了必须变革的重大课题。后继乏人或后继无人，数量少只是一个方面，质量高低才是关键。《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说：“学问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要迅速有效地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播音员，不给以理论的“规矩方圆”，是不能迸发“心营意造”的潜能的。播音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试验，一定会为多出、快出人才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总之，我们播音理论的研究只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才能造成更蓬勃、更兴旺的局面。而播音理论研究的广阔前景，不是令人鼓舞地展现出来了吗？
三
在播音第一线的同志们，有丰富而新鲜的实践经验，占有多类型的大量材料，对于播音的研究拥有不可替代的明显优势。伴随着业务学习和业务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进行，一场播音理论研究促进提高播音质量的大竞赛，不管是否意识到，总之是势不可遏地出现了。
在播音理论研究中，幼稚和偏颇，甚至错误和荒谬，都在所难免。可怕的是“万马齐喑”的状况下，简单否定，轻易摒弃，希冀某种定论，强求某种统一，都是有害的。老一辈播音员的经验和意见，应该受到尊重和珍视，但绝不是终极真理。新一代播音员虽然缺乏经验，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将催动他们勇于探索。对他们的哪怕是“管窥蠡测”，也不应视之为“狂妄”。理论研究上的“论资排辈”，将使“大人物”僵化，会使“小人物”畏葸，这在其他学科中是有教训的。
理论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和轻浮。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研究播音理论，不会一夜之间就发现真理，必须准备付出艰苦而长久的劳动。
播音理论研究，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否则，那成果是很不可靠的。恩格斯说过：“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正确的前提和途径，才能使我们明察秋毫，见微知著。
播音理论的研究，由于参考资料的奇缺，必须强调积累的功夫。积累越丰富，才越有利于探求规律性。积累，要做到眼勤、耳勤、脑勤、手勤。对播音员来说，更要注意脑勤、耳勤。思索之力不及时诉诸笔端，仅凭记忆，终归事倍功半。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得很对：“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播音实践时间再长，不做札记之类的积累，无论怎样丰富的经验，也会“岁久化为尘”的。而札记的整理，则定能为播音理论研究添砖加瓦。
当前，播音理论的研究，已足显紧迫。研究播音理论的责任感和光荣感，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在这大有作为的领域，有志者必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去迎接那硕果累累的灿烂的明天！
1981.12
播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有声语言的驾驭及其效果，是考察播音员功力和水平的试金石。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实践不能没有理论，实践性再强，也需要理论的概括和理论的正确指导。由于一开始认识播音，只限于工作性质，尚缺少学科性质的认识条件，于是就产生了某种偏颇，即“播音重要，但无独立理论”；从苏联播音经验中，又认识到播音同表演的相同之处，以为以表演理论解决播音实践问题就行了。因此，长期以来，形成播音理论体系、建立独立学科的意识相当淡漠。
直到播音和教学两方面实践都提出了需要研究理论的问题之后，才开始起步，才开始脱离经验总结阶段，向建立体系阶段进展。但从播音队伍整体来看，研究理论却显得无足轻重，鲜有问津者。本文在这方面，提出了体系的构想，呼吁同行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向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久便得到了认同。现在播音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层次，研究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
夏青
研究播音理论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自《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发表后，已历15个年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播音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丰硕的收获，显示了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态势。
仅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1987年8月成立并于第二年开始评论文奖以来，每年均有数百篇论文完成，在选送的数十篇中获一等奖的都在10篇左右。虽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发展也不平衡，但是，我们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理论研究的，能有这样的收获，确实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世纪之交，人们一方面常做“世纪回眸”的小结，另一方面也想进行“前瞻设问”的应答。实践性强、应用型的播音学科，处于交叉、边缘、新兴学科之林，其结节点，当以哲学为纲，传播学与新闻学为经、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纬。位于电子传媒和网络文化的始端的应用过程更不能缺少规律的指引和章法的制约。身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社会语境的播音创作(即播音与主持艺术)实践，要改革，要创新，理性的思考往往在热点、难点的闪烁中追奇求异，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轨道，进入非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文化的死胡同。这是改革大潮中必起的浪花，不过迟早还要回归。但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必定会拨乱反正、扶正祛邪，使实践少走弯路，直奔前程。
一
播音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意味着播音学科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学术成果不断增多和日趋成熟，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队伍愈益壮大。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成为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带星号的专业；播音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设置和几经修订；符合本专业要求的本科、专科、中专以及二学位、硕士学位的多层次学历班的开办。以上这些对理论研究的迫切期待，以及各自的可衔接而不可重复、可借鉴不可替代、可突前却不应滞后，还有不同的成果形式，都分别指出了本学科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联系与区别。
当代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完全孤立的，必然同其他学科主要是相关学科发生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层次、多角度、纵横交错、叠加融合的，不应该生搬硬套、外贴强加。社会科学各分科之间、自然科学各分科之间、社会科学某分科与自然科学某分科之间，都是如此。中国播音学的学科独立性，正是在分析综合诸多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中，在探寻本学科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日益显露出来的。这显露，随着广播电视传播系统的分工细化而突出，随着相应的理论研究的深化而明晰。然后，才出现了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辨析与诠释。
较大的学科有较大的理论体系，较小学科有较小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有较高层面的理性分析与理论概括，实践性强的学科有应用层面的理性分析与理论概括。虽然一般来说，较大的学科的理论体系会涵盖该范畴内那些较小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应涵盖范畴内那些实践性的学科，但这绝不是说涵盖等同于包揽。较小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性强的学科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较大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不应该也不可能解决那些较小学科、实践性强的学科的保有自身特性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这独特性、规律性恰恰是较大学科理论体系、理论性强的学科的本源和基础。更何况，所谓较大、较小、理论性强、实践性强，都不是绝对的、割裂的，总呈现出相对性、边界模糊性和内涵外延的交叠性。
至今，仍有论者有意无意地无视播音学科的独立性，无视有声语言表达的社会功能。他们把有声语言充其量只看做思维活动的副产品、文字语言的伴随物，动辄思维如何、文笔如何，就是不提有声语言表达如何。在广播电视传播流程中，极力强调采访、编导的能力和权力，甚至“记者出身”也成了炫目的光环，唯独不问语言面貌、表达水准。这种学术观，应该在多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多学一点语言学等方面加以匡正。另外，也需要对西方传播学理论、传播实践做一些冷静的分析。在哲学、传播学、语言学上的偏执观点，不容易产生严密周延的理论，并且还会造成理论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