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诸多有利因素作用下，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业的管理、生产、转运及芦商聚集中心，盐业极为繁盛。同时，作为天津的重要经济行业，其对天津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推进了城市建设，引导、带动了文教事业的兴盛，助推了慈善事业的兴旺等。
<h2>第一节 盐业与城市建设的推进
明清时期，尤其清康、雍、乾三代，驻津盐官与居津盐商借助盐业资本，多方参与了天津的城市建设，从城墙的修缮到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各式园林、建筑的兴起，活跃一时，使得天津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获得了“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1】的美誉，整体上提升了城市的层次，并且使津邑百姓的生活居住条件得到了提高。
一、盐业与城墙的修缮
与北京等历史古城相比，天津城初建时间较晚。据业师南炳文先生考证，天津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2】。但由于天津“地处虚湿”，城墙“易于蛰损”【3】，故在其建成后曾多次进行修缮【4】，据笔者所见，先后共计14次，其中，有盐官、盐商、盐业资本参与者5次。
以雍正三年（1725年），寓居天津之盐商安尚义【5】、安歧父子捐修一事流传最广。据载：时天津城濠皆坏，巡盐御史莽鹄立题请盐商安氏父子情愿捐修，遂获允准。此次修缮主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筑和疏浚，历时十年。修成后，城周围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六尺【6】，垣高一丈九尺八寸，垛高四尺二寸，共高二丈四尺，基广三丈二尺，上广一丈九尺，共计垛一千四百五十有四，东西长五百零四丈，计二里八分，南北长三百一十五丈，计一里八分【7】，周围九里二分，东去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卫河二百步。明弘治三年（1490年），天津道刘福修缮时曾“构楼于门，曰镇东，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8】，此次修缮完毕后，雍正帝亲将其名改为“东连沧海”、“南达江淮”、“西引太行”、“北拱神京”，并赐名新城四门为：“镇海”（东门）、“归极”（南门）、“带河”（北门）、“卫安”（西门）【9】。由此也产生了皇帝为奖赏、纪念安氏修城，特将西门命名为“卫安”的传说。
盐商主动承修者仅此一例，其他多由“地方官报明盐政”，尔后，在盐务官员的主持下，“酌量兴修”【10】。
实由用于救助贫困商灶的商捐余剩银内拨给。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巡盐御史奏请“于商捐余剩银动用”，以供修城，获准【11】。而此终非长久之计，如遇灾伤之年，贫困商灶众多，又适逢城墙需要修缮，则资金势必不给，出现困境，因此，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请嗣后天津城修缮任务总归巡盐御史衙门办理，但修缮款项改由运库银内支出，至于“商捐一项，系助穷乏商灶之用”，当专款专用，以备不虞，“仍留接助穷乏商灶”，并请“嗣遇兴修，亦酌动公项，或殷商自愿捐修者听”【12】。得到批准。
二、盐业与交通设施的改善
交通问题为民生所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当重要。其对地区经济、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天津河淀众多，舟与桥便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闯荡营生不可或缺的交通设施。众所周知，船只载重量有限，且“从桥安，从船危”，然而，由于天津“河流湍急，不可以植柱石”【13】，不便建桥，故济渡多依赖船只，不仅给行人、商旅带来很多不便，而且安全性也不能得到保证。于是，由船只串联而成、横亘河面的浮桥便成为当时技术条件下最佳的交通设施。清代天津共设浮桥四座，均位于人流量较大的关键路段，对天津交通的助益颇多。而此四浮桥之创建与后期维护均与盐业有关。
西沽浮桥位于天津城北三里左右。肇建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冬，成于次年四月。时西沽为由天津入京师之通衢，但“河面宽阔”，遇“车马驼载，非渡船可济”【14】。于是，直隶总督赵宏燮捐资倡修浮桥，天津道朱纲、长芦运司运使宋师曾积极响应，不仅捐俸表率，还躬亲督理此事。在官员带动下，盐商亦解囊相助。如侯天顺，为此“昼夜督励，殚财力卒其事不懈”【15】。西沽浮桥共用船十六只，总长二十六丈，花费白银二千余两。据称：其“排列巨舰，横贯铁索，施板覆土，南北对峙，坦若康衢”【16】，且“铁锚、麻缆，百物具备”【17】。为沽上行船之便，其又可启闭，并另备有大渡船一只，以供浮桥开启时济渡。西沽浮桥为清代天津见于史载的第一座浮桥，开创了天津浮桥的规制。此后，浮桥陆续增设，除捐资助修者有别外，仅规模大小有异，式样基本类此。
次年，众商捐造河楼迤西浮桥【18】。
五十五年，天津道朱纲、长芦运司运使宋师曾以天津城“北郭外，门临会通河，运道所在，且为榷关口，百物于是乎聚焉，赋税于是乎出焉，四方行人，往来如织，不为作桥，曷以济渡！”【19】遂利用修造西沽浮桥之余材，在津城北门外半里许，建造钞关浮桥。当然“其施财者，长芦商人共之”【20】。此次制“巨舰十有三，其制一如西沽”【21】。亦外设大渡船一只，遇粮艘经过，随时启闭。
盐关浮桥位于天津城东门外之盐关口【22】。初，其地仅有一小舟济渡，而海河水势剽疾，济河者往往遭覆。雍正八年（1730年），青州分司同知孟周衍（字虚舟，山西太谷人，贡生）捐俸倡首，率众商捐造浮桥用船十四只，“聚舟如筏，横亘中流”【23】，以通往来。桥成后，济河者如履坦道，咸感其惠，遂又称此桥为“孟公桥”。由于设立于运盐要道，盐官浮桥还成为稽查私盐的一道关卡【24】。每逢运盐开桥，则令桥夫以巨舰渡人，并按例给以工食。然而桥夫渔利，渐废巨舰而用小舟，每渡按人索钱，如无则“诟辱之”，舟小人众，时有覆溺之虞。并且有人利用两岸搭板与日暮闭桥之机，故使留缝隙，俟车陷入，则哄起帮忙，以索重酬，进行欺诈。经小直沽批验所大使平圣垣（字翊山，浙江山阴举人，嘉庆六年任）的治理，民人终得以“不病涉”【25】。
天津为“四达之衢”【26】，舟车往来频繁，自浮桥相继设立后，行旅赖之。然而浮桥之设并非一劳永逸，需要按时检查，进行维护，方能保证安全、长久使用。初，浮桥系五年排造一次，由众商负责。嘉庆九年（1804年），众商因浮桥日日横亘激流之中，又桥上车马重载，络绎不绝，并且冬季河水结冻、消融，时有破损，恐经久“不能坚整，致碍行人”【27】，遂呈请嗣后每三年排造一次，得到批准。浮桥之修护费用外，所有每年桥夫工食，及应行添换绳缆、锚锁等，皆由商捐公费内给发【28】。
浮桥以外，盐官和盐商也参与其他交通设施的修建。如道光四年（1824年），经长芦巡盐御史阿尔邦阿奏请，修筑天津西沽迭道【29】；又如盐商査氏曾捐设龙王庙义渡【30】。
三、盐业与官衙、园林的兴建
城市建筑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一般情况下，惟有经济相对发达之区才会对此着力经营；并且，其还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建筑的多寡、美观与否等，直接影响到初至者对城市的感官认识。明清时期，在盐业的带动下，天津各式建筑的数量陡然增多，并且多是精巧细致之作，如行宫苑囿、私家园林等。
（一）官衙
1.长芦巡盐御史署
长芦巡盐御史未移驻天津之前，商人将原裁户部饷司衙门加以修缮，作为御史巡行之公廨。康熙元年（1662年），河西务钞关移驻天津，遂还之，及巡盐御史至，则赁房屋以居。二年，巡盐御史张吉午及官、商共捐银一千二百二十两，建造公署于天津河北旧饷道衙门基址（位于天津三叉河口西北岸）。七年，巡盐御史移驻天津后仍居是地【31】。
至雍正元年（1723年），衙署已“倾圮颓废”【32】。次年，商众趁巡盐御史莽鹄立东巡之机，鸠工重建【33】。至其归，“倾者已正，颓者已整，甃石砌砖，易瓦缭垣，庖、湢、厕、厩靡不完聚”【34】。共建屋一百二十二间【35】：照墙一座，东西辕门、旗杆台、鹿角木、鼓吹亭各一，大门三间，号房二间，仪门三间，角门二，东关帝祠，西五圣祠，大堂五间，抱厦三间，皂快房六间，二堂三间，环水楼上下各三间，厢房六间，东偏住房十四间，西偏书房二层，各三间，箭亭三间，群房十四间，东辕门外公所五间，巡捕厅三间，官厅六间，西辕门外赍奏厅八间【36】。
署后附置有园林，内中景物以环水楼尤为出众。据亲历者称，其“四面皆水”【37】，“岿然而高”【38】，风景壮观、秀美，如天晴气朗，则“月夕风晨，云霞灿烂，烟火参差，路转樯回，帆影拂槛，至若波潮上下，忽盈忽虚，依稀乎海上三山，蜃楼百幻”【39】，登楼则西北之“皇都壮丽”【40】，东南之鹾商辐辏，灶丁聚居，尽收眼底【41】。此外，政暇游憩之所还有敬事堂、绎志轩等地。
2.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署
康熙二十七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运使任玑及商人共同捐银，购买了天津城内鼓楼东街一处民房，并将之改建为运司衙署。建成后，其北向坐落，房屋共计二百四十二间【42】：照壁一座，东西鹿角木，八字精旗杆台，铁狮台，鼓吹亭，马快班房四间，更夫房一间，军牢、夜役、壮丁、轿夫、买办房八间，大门三间，土地祠，皂快班房四间，公所房三间，舍人房二间，仪门五间，科房二十二间，库后房四间，礼房、后房七间，堆卷房三间，库子、茶夫房二间，官厅二间，家丁房二间，马神祠一间，马夫房四间，马棚四间，银房六间，大堂五间，东西间即运库二堂十间，东引库三间，西门房三间，过厅三间，耳房三间，三堂五间，厢房六间，廊九间，后楼五间，廊十二间，平房三间，厨房、群房十四间，客厅六间，船房五间，廊三间，西厢房三间，耳房二间，西偏院屋五间，群房八间，幕宾房十二间，廊六间，五□书屋三间，廊十二间，西院房三间，群房四间；后院更夫房二间【43】。
署西亦置有园林，名意园，广袤二亩许，有亭有池。运使叶绍本曾以诗描绘园中景色：“独爱荒园存，风物殊清婉，扰扰尘坋中，邱壑亦足遣；绿筱挺劲竿，青藤引长蔓，傍砌植疏花，芬芳傲九畹……”【44】
3.青州（天津）分司署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巡盐御史毕懋康发官银三百两，青州分司运同杨嘉猷（字元忠，号荩斋）捐银二百两，众盐商共捐，于天津东门外、海河西岸，临盐关建造分司衙署。其东向，共屋九十八间：照壁一座；大门三间，班房六间，马神祠一间，土地祠一间，马棚三间；仪门三间，科房九间；大堂三间，银库一间，外宅门房一间；二堂三间，厢房六间，廊九间，客厅三间，书房三间；三堂三间，厢房二间；内堂三间，厢房四间，厨房四间，灰棚十间，亭一座，内过堂三间，茶房一间，上房五间，套房二间，群房八间【45】。
（二）行宫及其他御用建筑
1.柳墅行宫
乾隆三十年（1765年），经长芦盐商呈请，巡盐御史高诚奏准，由众商公捐公办，于天津城南门外、海河东岸修建行宫，作为皇帝巡幸、驻跸之所。行宫周围大墙共二百四十丈，居北面南，周围植柳，“宫墙、甬道、内外朝房、殿阁亭台、溪桥山石，以及林木花卉、鹤鹿禽鱼，靡不具备”【46】。乾隆帝御题为“柳墅行宫”。
行宫的具体形制如下：沿河有御题“柳墅瀛津”牌楼一座。外宫门西向，内宫殿南向。大宫门一座三间，宫门外左右朝房六间，南北朝房六间，辇房五间，轿房五间，陈器库五间，外膳房十五间；二宫门一座三间，其前有御题石屏，军机处房三间，左右朝房六间，穿厅三间；正宫门一座三间，左右值房十八间，垂花门一座，左右值房六间，御题“偕乐堂”大殿五间，左右游廊二十八间，过堂游廊三间，耳房一间，御题“播醇斋”五间，左右游廊二十二间，耳房二间，左右过堂游廊六间，照殿七间，左右游廊十八间。内宫两层共十五间，左右游廊六间，耳房二间，穿堂游廊四间，内值房共七间，左右游廊二间，左右耳房三间，东首佛楼一座上下六间，西洋式戏台一座，左右游廊十间，过堂游厕三间，御题“海棠厅”三间，左右游廊十三间，过堂游廊六间，照厅三间，御题“校籖室”三间，大殿西戏殿三间，左右游廊二十间，过堂游廊三间，大戏台一座后场三间，后殿两层十间，左右游廊十五间，过堂游廊三间，前后值房共十五间，前后清茶房八间，前后照房十间，左右耳房二间，东苑平台曲尺楼一座楼下厂厅五间，临池顺山厅三间，游廊六间，穿亭一间，临池歇山厅三间，方亭一座，船式房四间，藤萝厅三间，宫墙门一座，御题“柳径”碑一座，南苑山亭一座，临河房三间，六方亭一座，御题“横桥”碑一座，南所厅三间，册页房一间，平房二间，三面游廊共二十四间，御座楼上下六间，折叠游廊六间穿亭一间，芍乐厅三间，游廊八间，临池厅三间，御座船一只，水手房二间，御题“曲池”碑一座，东首阿哥书房三层共九间，照房共十五间，游廊共二十四间，耳房共三间。其内各种陈设，玉玩、铺垫等项，亦皆由各商捐办。
乾隆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三、五十五、五十九年，乾隆帝巡幸行经天津，均驻于此，且其期间所作之宸翰诗笺、额联墨宝、琅函石刻均贮于行宫内，又颁存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由盐务官员经管。至嘉庆十三年三月，嘉庆帝亦巡幸驻跸。
嘉庆六年（1801年），因天津水患较重，海河一带之沿河堤岸，并行宫、船坞内外房屋墙垣俱多坍塌，遂令众商于公捐拨存参课项下动支兴修【47】。此外，五年、八年，长芦巡盐御史那苏图向后奉旨率众商查勘、修葺【48】。
2.海河楼
“海河楼”为乾隆皇帝御题，在天津三岔河口北岸，南向，西接崇禧观。乾隆三十八年，由长芦通纲商人捐资建造，作为皇帝巡幸各处庙宇、拈香时进茶、膳之所。其有“亭池、廊庑、台榭、树石，前临河为楼，檐宇峻矗，俯瞰波流，遥瞻海色”【49】。有房共一百五十二间：大宫门三间，高台房三间，叠楼游廊二十三间，游廊五间，平台五间，穿厅三间，小旁楼三间，穿厅北游廊三十间，东游廊六间，船式房五间，方亭一间，御题海河楼五间，西游廊五间，二宫门四间，楠木房三间，御座房三间，东游廊三十一间，南游廊四间，两卷房十间。
乾隆九年至五十九年，历奉乾隆皇帝巡幸天津，恭进茶膳。其楼内贮有乾隆皇帝御题海河楼匾额、御制诗章、对联木刻等。嘉庆五年、六年，先后由通纲商人借款查勘修整【50】。
3.皇船坞
皇船坞，又名水围，位于天津城南门外海河闸口三里，北向。为贮存御用龙舟之所。蒋诗有诗称：“皇船坞口是渔家，杨柳青青拂岸斜。绝似西湖船厂外，二分烟水一分花。”【51】
其始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奉谕旨所造。原有房屋六十七间，水炮二座，围墙一百二十丈。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令水围所用皇船、苫盖、修饰等项，交由坐粮厅办理，永为遵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经巡盐御史金辉奏明，改建坞房三座，每座九间，备贮船只。坞前立一石闸，以司启闭。水浅则闭闸蓄留，水涨则启闸疏泄。内、外坝各一座，以备御舟出，随开随闭。坞旁有东西角门二座，旁官厅三间，水手房三间，汛房二间，库房七间，大门一间，围墙一百六十丈。并复经奏准，仍归长芦盐政管理，商人随时看护修葺。五十五年，承办商人因皇船桅柁向系以席片包裹贮藏，恐日久糟损，遂捐造房七间，专贮桅柁。
皇船坞共贮御舟十只【52】，分别为：御题安福舻座船一只（长九丈三尺，宽一丈九尺）、御题翔凤艇座船一只（长八丈四尺，宽一丈六尺）、御题行春舫如意船一只（长四丈五尺，宽九尺五寸）、第一舟一只（长三丈四尺，宽七尺五寸）、二号沙飞船一只（长八丈六尺，宽一丈六尺）、三号沙飞船一只（长八丈六尺，宽一丈六尺）、新沙飞船一只（长九丈一尺，宽一丈八尺）、头号湖船一只（长四丈四尺，宽九尺四寸）、二号湖船一只（长四丈三尺，宽九尺三寸）、乌图里船二只（长二丈六尺，宽五尺二寸）。
嘉庆五年、六年，皇船坞俱经通纲商人借款逐一查勘、修整【53】。
4.其他
万寿龙亭创于雍正八年，由巡盐御史郑禅宝奏建。嘉庆二十四年，巡盐御史延丰重修。至光绪三年，长芦运司运使如山再修。其创修皆由地方官员与商贾捐款而成，且以后者为主。以光绪三年修缮活动为例，官员方面共捐一千四百两，石灰二十四万斤，其中涉及盐务之官员直隶总督兼长芦巡盐御史李鸿章捐银二百两，石灰二十四万斤，长芦运司运使如山捐银四百两；盐商方面共捐银六千两，如许受之一千两，严克宽六百两，杨俊元、黄世熙各五百两等【54】。
观海台，在大沽南岸，康熙二十八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运使郎廷极建【55】。乾隆三十二年商众重修【56】。
（三）私家园林
私家园林是财力的外在展示，建造、拥有者非富商大贾即权势显贵。天津“自元置镇以来，独未有为园以收其胜者”【57】。清前期，由于芦商积聚起大量财富，于是，开始在天津选地筑园，开创了天津的园林之盛。
上列天津园林中，以盐商张霖之问津园、一亩园，以及査氏父子之水西庄最负盛名。问津园内“树石葱蒨，亭榭疏旷”【58】，经过天津之海内名流“无不假馆”【59】；一亩园则建有垂虹榭、绿宜亭、红坠楼、遂闲堂诸胜，让人流连忘返。而影响最广、最为人称道者莫若水西庄【60】。是园占地百亩，园内树石清幽，有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花影庵、碧海浮螺亭、泊月舫、绣野簃、一犁春雨诸胜，时人赞誉其“水木清华为津门园亭之冠”【61】。乾隆十三年（1748年），高宗东巡路经天津时驻跸此园，适值春夏之交，园内紫芥盛开，遂赐名为“芥园”【62】。
除雅致的物质景观外，天津的私家园林还颇富不俗的文化景观。时，天津盐商或为与朝中的政治力量产生交接，或为摆脱世人眼中的庸俗气息，或为自身的精神需要，重视并投身于文化事业，广收金石、墨宝等，并将之储于园内。如安氏沽水草堂内收藏金石、书画甚富，时人多比之天籁阁（明代嘉兴项元汴藏书阁名。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63】。又如张氏园亭，其内收储“法书、名画”甚多，以至于“充溢栋宇”【64】。査氏水西庄内也遍布“缥缃锦轴、法物图书、金石彝鼎之属”【65】。正是由于这些珍贵的文化景观，赋予了天津园林更多的内涵，提高了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使得园林的主人能够广揽名士，并与之结交宴游。
盐商的私人园林不仅为天津建筑史，而且为天津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