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三节 盐业与慈善事业的兴旺
通过方志资料可以很容易发现，在天津市区的慈善事业中，盐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慈善机构的创设与运转，还是临时性救济，多依赖于盐官、盐商及盐业资金的支持。故时人有诗颂称：“津门好，善事出芦纲。千领共捐施袄厂，百间新建育婴堂，丸药舍端阳”【168】。
一、常设慈善机构
（一）育婴堂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天津遭遇水灾，百姓流离载道，“婴孩之弃而弗养者愈多”【169】。芦商周自邠目睹此景后“恻然”【170】，遂出资建屋，雇觅乳妇，收哺婴儿。后因所费甚巨，其家资渐不能支。时长芦运司运使嵇承志与其为寅好，将其事报于长芦巡盐御史征瑞。经征瑞奏准后，于天津东门外建立育婴堂。其共有屋一百零二间，“中为大堂，两厢为官厅、斋舍，前为米房、为衣被房、为制药房，东偏为庖厨、为仆舍”【171】。并由嵇承志详定章程，创立条规。凡工食薪米，更换单、棉衣，天棚，煤炭诸费，及月给医士之薪水，均有定数。所有岁需经费，均于众商捐交参课项内视收养多寡酌量拨给，自五千两至七千两为止，如本年收养尚少，即以余银修理堂屋。
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育婴堂之婴儿、乳妇已多达三百余人，但因管理的滞后，时有婴儿因照顾不周而夭折。于是仿照京师育婴堂与广育堂之例，增设内堂女司事二三人，由心思细密、富有爱心、热衷于慈善事业的绅士女眷充当，月给薪水，令其朝夕约束乳妇，体恤婴儿。内堂门昼夜封锁，以防闲人进入，并于其旁设立传筒，作为传递零星物品之用。如乳妇出入，必有号签、照票。外堂设立外司事，管理经费、档册。长芦运司运使仍委监堂官一员、总商数人，轮流分班检查，以收实效【172】。
（二）救火会
清前期，由于天津“人烟稠密，往往不戒于火”【173】，故“多火灾”【174】。康熙初，芦商武中岳之子武廷豫（字建侯）出资购买器具，创立“同善救火会”，“阖邑赖之”【175】。雍正间，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捐置救火器具。在其示范下，津邑士民接踵而兴，续立救火会至四十余处。
天津各处救火会的设备、管理制度、救火方法、资金支持等均相似。其救火器具有水龙、备水机、水桶等。其会规“皆极慎密而精严”【176】，如要求水龙“不许对面激水”；“不许前后拥塞，致碍水道”等【177】。若遇火灾，鸣锣递传，救火者顷刻奔集灾所，挹水救护，惟恐后时，必尽扑灭乃止，火熄亦以锣为令，按道里分宾主，次序秩然。每岁或春或秋，各局首善摆设酒席，邀请捐资之绅士、铺户与救火之伍善，以示酬谢。各会添制号衣、器具、蜡烛、灯笼等件，用项甚巨，除长芦众商每年捐助会资外，长芦运库亦每岁助银一千余两。天津救火会“行之久而不懈，一方所最赖为善举者”【178】。
（三）其他
义冢。乾隆五十年【179】，长芦运司运使张栋、经历钱荫南，以及幕宾、属官于天津城西门外捐置土地一百二十亩，凡遇贫民之亲属过世而无力安葬，及倒毙无主认领，悉为之收埋。冢旁建屋三间，贮存掩埋之具，并派专人打理。先是，有邑人李氏捐地数十亩，以埋葬倒毙无主之尸，名为“掩骨会”。其地与义冢相毗连，但其花销来自募捐，常常面临供费不给的境地。此时，遂将两处合并，每年于长芦运司商捐公项内动支银一百六十八两，供募夫工食、灯火及施舍席片，日常修理、纳粮等费【180】。
与义冢功用相类似的还有邑民李廷秀等创办于康熙年间的“施棺会”，其倡行数十年，亦常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乾隆间，经理其事者呈请长芦运司运使卢见曾，请求资金援助，遂酌定每年助银二十四两。然其后终渐废。后有史姓邑民，重立于白衣寺内，邑人王德荣等复请于运使，定岁给银二百四十两，从商捐公费内给发【181】。
施粥厂。乾隆五十七年，山东、河南岁歉，两省贫民奔往奉天。时有夫妇二人携子女经过天津，因又饿又累，妇人与子女落队，且无法继续前行，大哭良久后，均沉河自尽，及夫返回找寻，闻之亦自沉。周自邠、朱光觐等听闻慨叹，认为此惨案始于饥饿，遂筹备、设立粥厂【182】。此外，周、朱二人等又设立“饽饽会”，以蜀秫蒸作饽饽，遇风雪，与会者分赴各处，遇贫人、乞丐，每人给发二枚，遇病人、产妇，加给钱文【183】。
留养局。天津县设留养局六所，分别位于城内、西门外柴厂、葛沽、西沽、县西关与杨柳青，各局规模不一，用以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者及流散贫民。其原始资金一千零五十两，由知县陈宏模等捐输。乾隆二十年，将之作为本金借发给商人，月取利息一分五厘，岁收一百八十九两。此外，又有长芦盐商每年捐银二百两【184】。宁河县留养局之经费来源于此相似，先由知县等捐银，交发盐商，月取利息，只是利率较高，为三分【185】。
至清后期，盐官与盐商谋划、注资创建的慈善机构还有“延生社”、“育黎堂”等，不一一赘述。
可见，由于慈善机构的正常运转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故单凭个人力量难以支撑，天津多数私人慈善机构最终或是破产，或是转而依靠长芦运司及盐商的支持。至清中后期，随着盐商的衰落，天津的慈善机构也开始面临困境。如延生社即因“需馍者数已倍增，施财者数反顿减”【186】，虽欲照旧章施以救济，但无如所入不敷，只好张榜劝捐。
二、临时性救济
与常设慈善机构相比，临时性救济无论是在救济时间、救济方式还是救济人群上，均具有相对灵活性。
天津施行临时性救济者以盐商为主体。如康熙四年（1665年）夏，天津水患，“民庐漂没”【187】，查日乾禀请有司设粥厂以赈济，并首倡捐资；十三年，津邑复被水，査日乾偕里中尚义者捐谷若干石，“所救更多”【188】；五十年，岁饥，安尚义设粥厂于南门外，煮粥供饥饿者食，“继十余年不替，全活无算”【189】；乾隆八、九两年，芦商牛兆泰为穷民捐施衣食，共费银三千四百四十五两【190】。又如武廷豫，每岁腊月及严冬雪夜，必率仆携钱遍历闾巷，散给冻馁者，并不使之知其姓名【191】；再如侯天顺，其视天津城北门外有一废庵，便出资改建，夏则于其处设饮，冬则施粥、棉衣，遇病者给药、死者给槥，见有路遗枯骸必代为埋葬【192】。
盐官在临时性救济方面扮演着捐助者与劝捐者两种角色。前者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八月，天津遭受水灾，长芦巡盐御史征瑞捐资修造水车，以“戽水归河”【193】，排除积水；后者如雍正三年（1725年）六七月间，天津阴雨不止，诸水合并横流，四野村田尽被淹溺，从而造成米价腾贵，柴薪无处寻觅。巡盐御史莽鹄立遂劝谕众商捐资买米数千石，委分司官吏兼管煮赈，以救饥民【194】。又乾隆八年十二月，巡盐御史伊拉齐等视贫民“祁寒可悯”【195】，于是劝绅士商民等公捐棉。还有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二月，因天津粮价增昂，百姓乏食，巡盐御史钟灵督同运司、道、府劝谕绅商捐银三万二千两，散给贫民，以作为腊、正两月之口粮【196】。
此外，遇突发事件，部分富裕灶户也会慷慨解囊，对困窘乡邻进行救济。如雍正三年，天津水患，“漂没庐舍”，民食无源，丰财场灶户魏君舜视村中数十户咸欲外徙，遂散给粮食慰留之【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