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东滨渤海，又地当“九河下梢，斥卤不毛”【1】，极具盐业发展条件。但是直至元代，天津盐业在华北地区的盐业生产中并不突出。明清时期，伴随沧州等盐场的日渐衰落，天津盐业的优势逐步显现，并获得迅猛发展，至清初，天津跃升为长芦盐业的管理、生产、转运及芦商聚集中心，成为长芦盐业的重心所在。
纵观天津的发展历程：设卫建城于明初，然而至万历间，已为“舳舻之会，冠盖之场”【2】，清雍正间，其行政建制连升为州、直隶州、府，成为“畿南第一要镇”【3】。可见，天津盐业与天津的发展轨迹相似，步调一致。那么，天津盐业与天津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呢？
天津盐业在天津古代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是其支柱性行业之一，对其城市的形成和建设、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均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宝坻与宁河的创建即直接受益于当地盐业的发展；又如天津基础设施的筹建与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氛围的构建，慈善、义举的蔚然成风等等，均得到了盐业的大力支持和襄助；再如商贸的扩大，行业结构的丰富，消费层次及水平的提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盐业的需要和刺激；此外，古代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尺之一——人口，无论常住者还是流动者，都因盐业而增多。正是由于“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4】，形成了北方最别具特色的经济城市。
当然，盐业在促进天津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因所处的区位优势获得了较快发展。如天津具备优越的盐业生产条件，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又如，天津拥有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尤其水路通畅，水运发达，使得食盐转运快捷、省力、费用低廉，商人乐意于天津转运，由此进一步刺激了天津盐业的生产，并增添了天津的盐业事务与管理压力，促使了管理机构相继移驻天津，进而推动了盐业的各方面发展，使之逐步走向兴盛，与沧州等地盐业形成截然不同的走势。可见，天津的交通条件为盐业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机遇。再如，天津距京师较近，信息通达，而盐业与政治的关系又十分密切【5】，故盐商乐于在天津业盐。如明天启间，安徽盐商吴养春“家资巨万，交结缙绅”，为身家之保全，其“付与未到官男子吴逢元、方中凡本银三千两，于天津做盐”，后二人回乡，“遂将天津本银付胡君实掌管，以备有事打点京中使费取用”【6】。并且，部分在京官员亦利用京津往来之便，将公、私所得银两交于天津盐商，以隐匿资财或获取利息。如乾隆十一年七月，查出白钟山之“宦资皆寄顿于天津淮阳盐商之家，代为营运”，且数额高达十万两，而其在京房产“所值不过数千金”【7】。资金的注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天津盐业的发展。
通过盐业与天津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地方建设应当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找准优势，因地制宜，集中精力发展优势产业，如此，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1】（乾隆）《天津府志》卷4，形胜疆域志，形胜。
【2】《明神宗实录》卷298，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癸丑条。
【3】（乾隆）《天津府志》卷4，形胜疆域志，形胜。
【4】蒋诗：《沽河杂咏》序。
【5】如傅衣凌先生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81页）中提到：（盐业）“与政治结着不解之缘，且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而盐商“假如不是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很难获得超经济的超额利润。”又如：“因为和官僚政治太过密切了，常不能独立的长久维持其经济上的活动，每随政治的变动，而起变化，辄与王朝的兴衰，同其始终。”
【6】《明熹宗实录》卷73，天启六年闰六月丁未条。
【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70，乾隆十一年七月己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