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社会技能之外，场域行动者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其成为制度创业者的重要因素。例如处于社会地位较低的组织或团体中的行动者由于其在利益分配、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其改变现有制度的愿望会更加强烈；而组织中处于较高层次的成员或组织场域中地位较高的组织一旦意识到制度创新的需求则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制度创业者（Battilana，2006）。
2.制度创业行为
制度创业行为主要体现在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的情境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Greenwood和Suddaby（2006）的案例研究反映了成熟行业场域中的精英企业是如何打破制度框架的束缚进行制度创业的。
首先，精英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边界跨越性和偏差的存在使其更有可能看到现有制度不均衡以及可选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次，现有制度的不兼容性及不适应性导致了资源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该制度框架中的行动者看到制度矛盾的存在，这一认知又导致了对于可选的新制度逻辑的共识和公开化；最后，制度创业者的实际行动在于对行为结果的构想和集体动员的努力，并最终导致制度变迁。他们还建立了场域层次的制度创业导致制度变迁的过程模型。
Hargodan和Douglas（2001）以爱迪生市场化电力照明系统为案例，研究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场域中实现创新。爱迪生电力照明系统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创新，更在于制度创新。该公司采取了稳健的合法化战略，突破了现有的成熟场域中的制度性约束，获得了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在新兴场域中的研究通常和新技术联系在一起。制度创业可以创造新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为新行业的成长提供保证（Aldrich和Fiol，1994）。为新技术建立合法性是制度创业者的另一重要任务（DiMaggio，1988；Fligstein，1997），传播技术创新知识的同时，要让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认可新技术的适宜性。Jain和George（2007）强调了技术转移机构（technologytransfer offices）作为制度创业者的身份为新技术建立合法性的作用，认为其所研究的案例组织至少扮演着三种角色：新技术的保护者、传播者和影响者。同样是新技术的传播与应用领域，Ritvala和Granqvist（2009）在对芬兰引进国际先进的心脏康复技术的研究中，发现当地的科学家对新技术的本土化和相关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制度创业者的作用。此外，Maguire，Hardy和Lawrence（2004）通过对加拿大艾滋病治疗促进组织的案例研究，指出新兴场域（emerging fields）的制度创业包括三个关键活动：
第一，制度创业者处于具有合法性的主导性“主题位置”（subject position），从而能够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第二，通过讨价还价、协商、妥协等政治方式把创新行为理论化；第三，通过建立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惯例及价值观的联系，把创新行为制度化。
由此可见，尽管现有研究没有明确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概念，但已经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企业家制度创新行为。上述理论在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中的角色是：制度企业家是行为主体，组织合法性是行为目标，制度创业是行为情境、行为主体和行为机制的统一。围绕企业家创业活动，它们和制度紧密相连，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因此，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概念，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企业家制度能力的内涵
一、概念界定
企业家制度能力是指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和（或）内部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Scott（1995）指出，制度有三个支柱（institutional pillars）：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认知性支柱。这个观点影响了企业外部制度分类。Kshetri（2007）在研究中国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时，就把制度分为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为了保持所使用理论的一致性，这里把企业外部制度分为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前者属于正式制度，后两者属于非正式制度。规制性制度是指政府、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理论的内在聚合力和规范化程度。
定的具有强制执行特征的正式规则；规范性制度是指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认知性制度是代表社会公众对特定事物或者活动的知晓程度的知识集合。企业内部制度是指企业产权制度和职能管理制度。因此，企业家制度能力包括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以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为作用对象，通过外部制度创新，打破外部制度约束，获取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以企业产权制度和职能管理制度为作用对象，通过内部制度创新，优化内部管理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制度演进的动态性，即便在相对完善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情境下，企业家制度能力也会存在。但是由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差异，西方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会及影响和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家制度能力不可同日而语③。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正在进行的正式制度变迁实践和非正式制度变迁为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学者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原始试验”（Scott，1995），研究企业家如何拒绝旧制度，确立新制度，发展新能力。因此，这个概念的研究属于特定情境研究（徐淑英、欧怡，2008），它从制度层面表现了中国转型经济情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本土化要求。
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企业家制度能力是制度理论和企业家能力理论的整合性产物。Oliver（1997）整合了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论，提出资源资本和制度资本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他没有分析这些资本的积蓄机制。应该说，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具有互补关系。企业家制度能力理论是Oliver（1997）观点在企业家能力理论中的应用。Peng（2001）认为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论的整合对于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战略研究颇具指导价值，但是这种整合机制是未知的。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就是在这些前期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探索。
这里需要作出说明的是，为什么西方企业家存在企业家外部制度创新行为和内部制度创新行为，但是在西方文献中却没有出现“企业家制度能力”这个概念。本书认为，可能的原因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差异。就制度理论而言，在西方战略管理学界起主导性理论指导作用的是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出其发点是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传统的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处于被动的适应环境的地位，所以，最初的合法性内涵是“组织趋同”。只有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可，才被认为是“恰当的”。后来，随着管理学者的介入，新制度学派被赋予战略视角的内涵。于是组织被赋予主动影响、改变环境的角色。随后这就成为制度创业的基础。根据尹钰林、任兵（2008）的观点，“目前的制度创业研究大多关注什么样的行动者成了制度创业者，制度创业涉及哪些关键要素，哪些因素影响了制度创业，但很少有文献从纵向角度，考察场域形成不同阶段制度创业者的策略，及其对于推动场域合法性演化的作用。”由此可见，尽管战略视角的组织性理论和后续的制度创业理论已经认识到“行动者”的作用，但是尚未把研究触角伸向企业家。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虽然可以从制度变迁的实现机制角度来引入制度企业家，但是也鲜有文献讨论制度企业家是如何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实现制度变迁。Burns和Nielsen（2006）就指出，学术界没有较多关注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组织行动者为何、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影响制度变迁。张曙光（1999、2005）指出，作为个人（不是部门和单位）的制度企业家是制度变迁舞台中的主角，只有描述出制度企业家个人的选择和活动，案例报告才会生动，所分析的制度变迁过程才有可构造性。因此，本书认为，当深入研究合法性（演化）机制时，必须引入企业家这个重要的行动者。
第二，研究情境差异。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正在进行的制度变迁（规制性制度变迁、规范性制度变迁、认知性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企业家是制度变迁这个大舞台的重要角色。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前的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处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阶段，古典企业就是“企业家的企业”，作为自然人的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兴衰成败影响重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企业家行为几乎就是企业行为的表现。但是，西方企业却截然不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企业家行为、企业家能力和企业行为、企业能力已经有本质差异（这也就是组织竞争力的内涵）。因此，西方研究更多的是以企业行为出现。
第三，研究领域差异。国内基本是把企业家置于企业创业情境之中，不是非盈利性组织创业。创业的本质是创造新事业，对于任何组织都有倡导之必要。但是中国现阶段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是企业创业。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非盈利组织的活动很活跃，在社会治理尤其是新兴领域（emerging fields）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盈利组织把社会责任视为首要责任，这和企业所追求的经济责任是有很大差异的。在追求社会责任的主导性力量驱使下，企业家难有用武之地，自然就难以进入研究文献。
二、概念辨析
企业家能力是一个由多种企业家能力构成的能力束。企业家制度能力最容易和企业家关系能力混淆。
第三节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测量
为了更加科学地开展研究，为第五章的案例分析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概念，应该对企业家制度能力加以测量。测量方法借鉴了Man（2001）和贺小刚（2006）对企业家能力的测量方法。即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整理出企业家访谈提纲。基于行为事件的访谈方法，对12家传统企业和4家高科技行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进行了实地访谈，整理出企业家制度能力测项，并结合案例层面的企业家能量测项，推出经验研究角度的企业家制度能力测项。再以文献层面的企业家制度能力归类表为参考，完成企业家制度能力的测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企业家制度能力是新概念，其学术合法性尚待学术界的检验，因此不适合采用大样本调查的数据统计方法来加以测量。这里所做的测量也是初步的工作，大量后续测量工作有待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