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企业游刃有余地选择战略变革模式的基础。战略柔性包括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协调柔性包括能力柔性、结构柔性、文化柔性、技术柔性和生产柔性。所以，企业家采取这些措施增强战略柔性。第一，创造和积累知识性资源以增强资源柔性。知识性资源不仅正成为企业资源中最具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且是作为资源柔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柔性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第二，各层级管理者要及时学习新知识，增加知识容量、更新知识结构和提高知行转换能力，据此增强能力柔性。第三，构造有机的企业组织结构以增强结构柔性。减少管理层级，拓宽管理幅度，促进金字塔形的垂直官僚式组织向扁平形的水平网络式组织转型。第四，建设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以增强文化柔性。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成员的一种知识共享体系，具有自觉的调节群体行为的内源性作用。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培育鼓励尝试、容忍失败的氛围，而且确立了在创新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价值观。第五，做好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使技术和公司战略高度整合，据此增强技术柔性。选择市场主导型的技术创新路径，保持创新的战略主动性，着重抓好市场进入时机、产品与市场定位和设计、制造、营销等职能的整合管理，培养技术能力并使之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密切结合。第六，提高制造系统、服务系统和协作系统的各自柔性和相互间的协调程度以增强生产柔性。从根本上而言，由于战略柔性源于战略学习机制，所以增强战略柔性的基础之举是提高战略学习机制的活性。因为战略学习机制是组织学习和战略管理机制的整合，而且组织学习是企业知识创新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提高战略学习机制活性的关键是提高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或组织学习能力，尤其要提高用来增强企业战略能力的战略学习能力。围绕着这点，上述六项措施具有内在一致性。
为了增强论证力度，这里以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为例加以简要诠释。柳传志的企业家制度能力对联想集团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实施“拐大弯”式的产权改革，实现企业制度的突破。创立于1984年的联想的创业资本中有中国科学院的20万元资金，这种初始产权结构的界定使它成为带着“红帽子”的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特殊的产权制度成为企业成长的内部制度性约束。1993年，柳传志向中科院提出35%的分红权，获得批准。然后他在企业内部做了合理分配。1998年，他又提出把分红权明确为股权，又获支持。企业产权改革为联想的高层经营者的顺利更替、战略变革和组织结构重组奠定了基础。第二，根据独特的经营理念——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培养了杨元庆、郭为等年轻领导者，为联想的持续成长提供了集体领导力。他的企业家战略能力对联想集团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领导联想的两次战略变革：从1984-1990年的完成“技-工-贸”一体的产业结构转向1991-1996年的遵循“贸-工-技”的战略路线，高举民族工业大旗，十年内建成一个“宏基”；从1991-1996年的上述战略转向1997-2000年的通过在信息产业领域内多元发展，尤其是进入互联网产业等途径来进军全球500强。为了实现顺利转型，他采取的措施本质上就是鼓励创新的企业家战略的举措。包括减少行政层级，从“大船结构”转换为“舰队模式”；实行新的市场导向的弹性化生产管理制度和分销的销售管理制度；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建设企业文化，强化“变”是联想永远不变的主题的认识；从“拿来主义”的技术跟踪转向“重点突破”的技术推进。
张瑞敏的企业家制度能力对海尔集团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他把个人经营理念、经营能力通过竭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而加以制度化。在他看来，海尔的成就主要不在于有形的东西，而在于无形的东西，一个企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1998年，“海尔文化吃休克鱼”被编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张瑞敏成为登上哈佛讲坛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海尔文化的核心是创新，这和企业家战略的本质是非常吻合的。它为张瑞敏在海尔推行大量的创新管理措施提供了组织价值观层面的指导。他的战略能力对海尔集团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他领导的两次战略变革：从1984-1991年的名牌战略转变为1992-1998年的多元化战略；从1992-1998年的多元化战略转变为1999年开始、至今还在延续的国际化战略。在战略变革过程中，张瑞敏采取了符合企业家战略要求的管理措施。包括把直线职能制转变为事业部制，再把事业部制转变为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奉行“引进-消化-改进-创新”的市场导向的路线，实行设计全球化、采购全球化、制造全球化、营销全球化、资金运作全球化；创造出日清日高（OEC）管理、企业斜坡球体定律等新方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张瑞敏发起进军全球500强的国际化战略的动机之一是想借此目标来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以实现自主管理。只有实现海尔每一个人的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海尔的国际化。
上述内容是一般意义面上的分析。不同的主导性企业家模式有各自的主导作用机理。战术企业家的主导机理是基于冒险并富有技巧的市场运营；愿景企业家的主导机理是战略性作用机理；制度企业家的主导机理是制度性作用机理；战略企业家的主导机理是在制度性作用机理和战略性作用机理的综合。在转型经济情境中，如果从单个企业成长的历史纵向分析来看，同一个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模式转型的动态研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三节浙江制度变迁特性
浙江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一项宏伟而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浙江本土的经济学者已经对浙江制度变迁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众多精深之见。这块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意义的对浙江制度变迁（浙江模式）的特性研究。例如，卓勇良（1998、2004）认为浙江制度变迁是“开放架构下的内生制度变迁”。他所指的内生制度变迁，其实是基于大量外部要素的推进，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内生制度变迁。首先，外生型制度变迁奠定了浙江内生型制度变迁的市场化环境。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的创业主体，价格体制、流通体制等体制改革为内生制度变迁构造了最初的市场化环境。
其次，外生型制度变迁的推进为推进内生型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他还更加深刻地指出，“浙江民间和政府以其特有的智慧，形成了制度变迁的优化战略。其最基本的特点是：积极避免与原有体制的正面冲突，努力以原有体制可以接受的方式，以生产力发展为优先，形成民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关系，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渐进地、快速地推进制度变迁。”金祥荣（2000）提出“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制度变迁模式。他以“温州模式”的变迁和浙江的改革经验为例，实证分析了如何在摩擦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推进以准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主的改革，并适时向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转换，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根据改革的不同约束条件，选择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从而化解“诺思悖论”。方民生（2000）指出，浙江的巨变主要是以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制度变迁的结果。郑勇军（2001）主张，浙江的经验就在于“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史晋川等（2004）把“浙江模式”概括为“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另一类是特殊意义的对浙江制度变迁的典型性区域研究。集中体现在：马津龙（1993）、徐明华（1998）、杜润生（2000）、史晋川等（2004）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温台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研究。马津龙（1993）在研究股份合作企业时，首次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来分析“温州模式”的形成。徐明华（1998）运用过渡经济学对温州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杜润生（2000）应用自发次序理论来研究“温州模式”，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因而也是一种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史晋川等（2004）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方法（HIA）对台州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他们认为“台州现象”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间诱致加政府增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模式”。
上述研究推出的共同结论是浙江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民众，在地方政府的“积极的无为而治”的制度供给调控下，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形成“自发拓展秩序”。需要指出的是，陈建军（2003）通过设计企业家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认为，浙江的企业家资源是非常丰盈的。杨轶清（2008）指出，从社会成员结构来看，“浙商”主要来源于农民。他引用有关调查数据证实，农民出身的“浙商”约占总数的八成，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因此，“浙商”是民商。根据企业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做出这个推论：企业家的天然禀性使作为企业家的“浙商”成为浙江制度变迁的重要民间力量，构成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所以，以“浙商”为研究对象，是透视浙江制度变迁的一个主体性视角，也是在转型经济情境下研究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的合适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