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宗时期的晋阳
唐朝统一全国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伏一举杀死前来参加朝会的建成、元吉兄弟，并迫使唐高祖李渊交出实权，史称“玄武门之变”。不久，高祖退位，李世民登基，次年改元为贞观元年，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在位期间（626年—649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称“贞观之治”。与太宗素有渊源的晋阳古城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精心治理，有了很大的发展。
李世民追随父亲李渊晋阳举义时，年方18岁，人称“太原公子”。在李渊准备反隋的过程中，李世民“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17]，团结了一大批人才。其中的杰出人物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副监裴寂为李唐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武德二年，刘武周南下攻陷晋阳，震动关中，甚至连李渊都打算“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关键时刻，李世民强调了太原的重要意义，主动承担了“平殄武周，克复汾、晋”[18]的任务，一举收复失地，扭转了形势。
唐太宗即位后，任命李为并州都督，坐镇晋阳，防范突厥。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乘突厥颉利可汗统治不稳之机，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李为通漠道行军总管、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兵十万，统一由李靖节制，分道进击，大败突厥。次年初，李靖又依李之谋，彻底击溃突厥，俘虏其可汗颉利，余众投降。至此，盛极一时的东突厥汗国灭亡了。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山西境内出现了将近40年的安定局面。唐太宗曾说：“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19]，对李的贡献和太原战略地位作出了高度评价。
贞观四年（630年）后，唐太宗以皇子李治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又授李光禄大夫，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坐镇太原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不但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守备力量，而且在治理晋阳的过程中也颇有政绩。
唐朝时，晋阳城横跨汾河两岸，由西城、东城和中城三座城池组成[20]。从春秋末期到唐初，位于汾河西岸的晋阳西城通过一千多年的不断修建，已经发展成为南北8里，东西4里，城周27里，城高4丈的大型城池。西城中又有3座内城：大明城（即春秋末年董安于主持建造的古晋阳宫城，北齐时在此置大明宫，所以称大明城，城高4丈，城周4里）、宫城和仓城。唐初，并州州城、太原府城、晋阳县城以及河东节度使治所皆设于此[21]。
唐时的汾河太原段河道偏西，距晋阳西城东墙仅一里左右，即今晋源镇东一带。今日汾河河道系清乾隆时期的人工改道[22]。西城正东的汾河东岸从北齐到隋朝曾先后为晋阳县、太原县所在地，这一地区得到了初步开发。贞观十一年（637年），李在原先汾东城邑的基础上建成了周回8里的正方形城池，即晋阳东城[23]。到武则天时期，并州长史崔神庆又在汾河之上筑起中城（也称之为“连城”），将东、西二城连为一体，加强了晋阳城的总体防御能力，“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24]。
古时太原多盐碱地，晋阳东城建好后，井水苦涩，无法饮用。为解决用水困难，李于贞观十三年（639年）修筑晋渠，“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25]。晋渠引晋水向东，到达汾河西岸，又修筑跨越汾河的渡槽将晋水引至东岸，绕东城一圈，供居民饮用，最后流入汾河。
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时，晋渠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马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面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26]。可见，这项在当时来说十分先进的引水工程起到了给排水、美化环境、灌溉农田以及加强城防的多种功能，为晋阳城的兴旺发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武则天与北都晋阳
武则天（624年—705年），原籍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因其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死后谥为则天大圣皇后，故而后世称之为武则天。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隋末曾是家境殷实的木材商人，追随李渊起兵反隋，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贞观中，为荆州都督。武士彟先娶相里氏为妻，生有二子。相里氏死后，他又续娶隋朝皇族杨达之女。杨氏生三女，武则天为次女。贞观九年（635年），武士彟卒于荆州任上。相里氏所生二子对武则天母女甚为“礼薄”。可能正是兄长的冷漠使其对家庭生活失去了兴趣，所以后来被招入宫时，她非但没有像普通女子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反而说：“见天子庸知非福”[27]，表现出对宫廷生活的向往。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唐太宗听说武氏长得十分美貌，便于次年召为才人，赐号“武媚”，时年14岁。此后多年，武则天一直是正五品的才人，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宠爱。但在太宗病重期间，太子李治入宫侍疾，与武氏产生了私情，命运就此出现转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病逝，六月，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按照惯例，武氏与其他没有子嗣的宫人一起落发，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旧情难忘，便借为先帝祈福之机与她相会。此时，王皇后正欲打压与其争宠的萧淑妃，遂向唐高宗提出接武氏回宫的建议。高宗自然顺水推舟，将武则天接回，并封她为正二品的昭仪。在以后的宫闱斗争中，武则天凭借其智慧与狠毒的手段将王皇后、萧淑妃铲除，终于在永徽六年（655年）被册封为皇后，为执掌朝政和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28]，登上皇后宝座之后，得到了施展其政治才华的平台。唐高宗自显庆元年（656年）起，为风疾所困扰，常感头昏目眩，便让武氏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她首先利用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贞观老臣不满之机，设法将这些政敌一一剪除，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扫清了障碍。其后，武则天大力提拔人才，培植私党，并针对时局，提出12条建议（即建言十二事），劝农桑、薄赋徭、息兵、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等，皆被高宗采纳施行。武氏的这些做法不仅巩固了她手中的权力，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颇得人心。后来，唐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武则天逐渐掌控朝廷大权，出现了“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29]的格局。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但国家大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手中。次年，又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武后继续临朝称制。接下来她残酷打击李唐宗室及拥唐官员，终于在载初元年（690年），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位15年，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迫其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恢复唐朝国号。十一月，武则天病逝于洛阳上阳宫，享年82岁。
武则天继承贞观遗风，大量提拔人才，扩大统治基础；重视农业，减轻百姓负担；加强边疆建设，巩固边防安全，促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学术界对她做出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
武则天对故乡并州很有感情。她在任命崔神庆为并州长史时说：“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前后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30]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故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所以委任颇有才干的崔神庆治理并州。
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陪同唐高宗巡幸故乡并州，在太原逗留了近两个月。为表达对桑梓的眷顾之情，武后首先在太原行宫款待来自文水的亲朋故旧，赠送了大家很多礼品，并下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31]武则天与高宗又设宴招待随驾官员和并州官吏、父老，赦免并州及所过州县的罪犯。由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在晋阳起兵时就追随唐高祖李渊，所以她对太原旧臣有一份特殊情感。于是，她请高宗下诏祭祀了太原起兵时的死难者。其后，武后还陪同高宗游览了并州各处风景名胜，尽兴而返。
武则天称帝当年，改文水县为武兴县。长寿元年（692年），下诏在并州设北都。这体现了武则天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太原在唐时的重要战略地位。
（三）“富吴体”与北都晋阳[32]
晋阳在唐代不仅是著名的军事重镇，而且是重要的文化名城，亦为唐代古文的发祥地。初唐时期由富嘉谟、吴少微在北都晋阳创立的“富吴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它一反六朝以来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以崭新的面貌，首开“以经典为本”的先河，受到了当时文坛的重视和推崇，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展现了太原的文化风采。
1.富嘉谟、吴少微生平
富嘉谟，生卒年不详，雍州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以进士入仕。武周圣历年间（698年—700年），武则天令张昌宗“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修撰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富嘉谟为二十六学士之一，参与了该书的编撰[33]。长安年间（701年—704年），富嘉谟出任北都晋阳尉，后入朝为左台监察御史，不久病逝。身后有文集五卷，今佚。《全唐文》存其文四篇。
吴少微，新安（今安徽歙县）人，与富嘉谟同时，“亦举进士，累至晋阳尉”，后到吏部任职，经侍郎韦嗣立举荐，拜右台监察御史。
富嘉谟、吴少微在晋阳为官时，志同道合，相与莫逆。他们的文才受到了并州长史张仁亶的赏识，“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初唐之时，因受六朝骈文影响，“文人撰碑颂，皆以徐（徐摛、徐陵）庾（庾肩吾、庾信）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文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34]。富、吴二人由此声震文坛。
富嘉谟、吴少微在多年的文交宦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富嘉谟去世后，卧病于洛阳的吴少微闻听噩耗，悲痛欲绝，“投枕而泣，泪沾乎衽席，匍匐于寝门之外”[35]，仰天而呼，赋《哭富嘉谟》诗：
吾友适不死，于戏社稷臣。
直禄非造利，长怀大庇人。
乃无承明籍，遘此敦牂春。
药厉其可畏，皇穹故匪仁。
畴昔与夫子，孰云异天伦。
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陈。
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
鼓兴斡河岳，贞词毒鬼神。
可悲不可朽，车没荒榛。
圣主贤为宝，呼兹大国贫。
不久，因悲病交加而逝，留有文集五卷，后佚失。《全唐文》存其文六篇。
富、吴在晋阳为官时，有魏郡（今河北大名县）人谷倚任太原主簿，三人皆以文词著名，时人称为“北京三杰”[36]。
2.“富吴体”的代表作及其写作特色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富嘉谟所撰《双龙泉颂》、《千蠋谷颂》和吴少微所撰《崇福寺钟铭》三篇文章，“词最高雅，作者推重”[37]，可视作“富吴体”代表作。可惜富氏的两篇文章已佚，仅能从题目窥其大概。
“双龙泉”“千蠋谷”均为北都晋阳附近的名胜。“双龙泉”即今太原市阳曲县西北的南、北龙泉。两泉相距仅500米，周围山峦起伏，林木荫翳。泉旁有大安寺，亦称“三藏寺”，相传建于唐初。寺内有佛塔一座，俗称“唐僧宝塔”，为唐贞观年间高僧玄奘法师传经之所。据寺碑记载：“昔日三藏神僧，归于东土，斯方立观日月，象山拱翠，峙鸾凤而走蛟龙……曰：天下古龙泉之地也”[38]。可见早在唐初，这里已是一方胜境。
“千蠋谷”乃晋阳附近地名，又作“乾烛谷”。《通典》记载：“阳曲县有乾烛谷。”[39]是谷为晋阳通西北诸州孔道。其东曰天门关，隋炀帝杨广曾在此开辟交通，修设栈道，故名杨广道。该处山崖如削，谷径幽深。著名的“天门积雪”即为古代晋阳的八景之一。由此可见，富嘉谟的两篇文章均属山水游记类散文。
富嘉谟文章风格独特，言辞犀利，受到了初、盛唐之际文坛的赞许。吴少微赞其为“鼓兴斡河岳，贞词毒鬼神”。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文坛领袖张说与文士徐坚论近世文士时，说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章“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而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倶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40]。这样的风格，正和“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的骈文迥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
吴少微《崇福寺钟铭》是仅存的“富吴体”代表作。崇福寺在晋阳南五里，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建，唐大历二年（767年）重修[41]。唐开成五年（840年），日本高僧圆仁朝五台山后返长安，途经晋阳，“次入崇福寺，巡礼佛殿。阁下诸院，皆铺设张利，光彩照人，供陈珍妙。倾城人尽来巡礼”[42]。足见该寺在唐代乃晋阳名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