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光弼守晋阳
由于唐军防守松懈，不堪一击，安史叛军进展迅速，很快便席卷河北，当年十二月就攻克东京洛阳。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建立大燕政权后，准备西进攻克潼关，然后占领长安。
在唐军与安禄山反复争夺的过程中，山西地区（时称河东道）在整个中原战局中发挥着战略屏障的重要作用。为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守，唐玄宗于叛乱爆发当月即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次年正月，又任命郭子仪部将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三月兼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郭、李所部一路东进，连败叛军，迅速包围云中（今山西大同），攻克马邑（今山西朔州），南下太原，准备东出井陉，截断叛军归路。与此同时，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颜真卿等十七郡官吏起兵昌义，结盟自保，联合兵力达二十余万，“欲连兵断（安）禄山归路”，给安史叛军造成很大威胁。安禄山为稳固后方，派史思明引军回击常山。在准备不足，强敌已至的情况下，颜杲卿“告急于（王）承业”，以求支援，但王承业为窃颜氏之功，“遂拥兵不救”，致使常山陷落，杲卿被杀，河北许多城郡得而复失[56]。为应对恶化的形势，李光弼奉命由太原出井陉，在河北大败史思明部。河北许多郡响应，纷纷归唐，安史叛军的归路再次被截断。然而，非常有利的形势却又一次因统治者的昏聩而被葬送。唐玄宗受奸相杨国忠调唆，猜忌潼关守将哥舒翰，逼他放弃据守潼关的正确战法，主动出击。结果，六月，哥舒翰兵败被俘，潼关陷落，长安门户顿开。
潼关失陷后，唐玄宗逃往四川成都。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拥戴下逃到灵武（今甘肃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此时，长安已被叛军所有。面对京师沦陷，河北重落叛军之手的严峻形势，唐肃宗一方面诏令郭子仪率军由河东道至灵武护驾，另一方面又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平章事，节度如故，驻守晋阳，以阻安史叛军。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今河北定县），蔡希德自太行（天井关，山西晋城南），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共十万”，合围太原。战前，史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迅速占领后，就可长驱北上，攻“取朔方、河、陇”等地。而这时李光弼麾下的精兵全被调赴朔方，剩下的团练不满万人，并且战斗力远不及叛军。因此，太原诸将都主张抢修城墙，以拒敌兵。但李光弼却认为：“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57]他命令士卒和晋阳居民在城外凿挖壕沟，增强防御能力，又制土墼（未烧制的砖坯）数十万，做好迎敌准备。
敌军开始攻城后，李光弼下令将土墼增垒在城墙上。当墙体某一部分被破坏时，即用其迅速修补好。史思明专门派人回河北取攻城器具，并用三千胡兵护送。不料行至广阳，李光弼别将慕容溢、张奉璋将其全部消灭。晋阳城高池深，叛军围攻一月有余也未能攻破。于是，史思明挑选骁锐将士为游兵，下达命令说：“我攻其北则汝潜趣其南，攻东则趣西，有隙则乘之。”[58]但李光弼军令严整，防范严密，成功地挫败了叛军声东击西的阴谋。
在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不仅安排了严密的防守措施，而且还采取了一些非常巧妙的战法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大迟滞了其进攻锋芒。他招募到一些安边军中善于穿凿地道的铸钱工。当叛军到城下仰面骂阵时，“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此后，敌兵再来到城下，都非常警惕地看着地面，以防备来自地道的袭击。史思明又用“梯冲、土山以攻城”，李光弼则命人通过地道将城墙周围挖空，梯冲、土山靠近城墙时马上便塌陷下去。多次攻城未能得手使得叛军进攻时更加疯狂。为此，李光弼制作出名叫“大砲”的守城器械。这种威力巨大的装备能“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贼死者什二三”，迫使其“退营于数十步外，围守益固”。随着史思明改强攻为围困，李光弼又派人出城向史思明诈降，令其麻痹大意，不做防备，暗中却命士兵通过地道把敌营下面挖空，再支上柱子。到了约定的投降日期，李光弼立于城上，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城，假装投降，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就在史思明得意之时，李光弼令人撤去木柱，“俄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唐军借“贼众惊乱”之机，“鼓噪乘之，俘斩万计”[59]，再次取得重大胜利。
不久，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命史思明回防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李光弼派出一支敢死队发动突袭，大破蔡希德部，斩杀叛军七万余级。蔡希德趁乱逃逸[60]。晋阳保卫战胜利结束。
一代名将李光弼凭借其杰出的胆略与强大的安史叛军搏杀，最终成功地保卫了唐朝的军事重镇——北京晋阳。此后，李光弼又乘胜东征西讨，相继在清夷（今河北怀来）、横野（今河北蔚县）以及大横关（今陕西永寿西南）等地击败叛军，为彻底平定安史之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姓氏名人
（一）太原士族
门阀士族萌芽于汉朝，发展于三国，东晋和南朝前期达到鼎盛，到南朝中后期开始走下坡路。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加强皇权，停止州郡中正官品评人物之权，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61]，打破了士族世代为官的局面。隋炀帝创立科举制，使一批庶族士人得以参加统治政权，更削弱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但是，士族势力此时并未被彻底削弱，直到唐朝中后期才真正走上了衰落的道路。隋唐的统治者及其依靠力量大都为士族出身，为巩固皇权，历代君主必然重用各自的勋旧功臣。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旧士族外，新兴士族相继出现，构成了政权的主体力量。唐太宗重修《氏族志》，唐高宗、武则天修《姓氏录》，中宗到玄宗时又修《姓族系录》，皆因统治者变化，需要提高新兴士族的地位而为。因而，隋唐时期，门阀士族依然有着诸多特权，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太原的士家大族有：[姓氏&；渊源&；代表人物&；王氏&；据说出自姬姓，其始祖为周灵王之孙宗敬，春秋时避乱于晋阳。隋唐时分为三支，一为太原王氏，一为琅琊王氏，一为京兆王氏（出自毕公高之后）。
隋代：王通、王劭
唐代：王缙、王珪、王涯、王播、
王铎（均为宰相）
王维、王勃、王绩、王翰、
王昌龄、王之涣（均为诗人）郭氏相传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周平王时其后裔迁于阳曲（今太原市阳曲县）。华阴郭氏亦出自太原郭氏。
郭子仪、郭元振、郭正一（均为宰相）狄氏相传出自姬姓。唐朝名相狄仁杰武氏相传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之后。武则天、武三思、武承嗣、武元衡（宰相）
乔氏传出自姬姓，本为桥氏，后改为乔。乔琳（宰相）白氏战国时，秦国名将白起之后。白居易、白行简、白敏中（宰相）
（二）宰相狄仁杰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唐朝（武周）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出生于世宦之家，祖上在北魏时期就身居高官。四世祖狄湛为北齐重臣。其墓葬位于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2000年7月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详情见本书第五章。祖父狄孝绪，贞观年间曾任尚书左丞。其父狄知逊，任夔州长史。
狄仁杰一生历经宦海沉浮，但他无论身居何职都保持高尚的节操，执法如山，关注民生，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进谏，匡正君主的过失，为唐朝走向全面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孩童时代，狄仁杰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其门人被害，县吏追查，众人都与之争辩，唯独狄仁杰镇定自若地读书。当县吏责问时，他却说：“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62]其后，通过明经科考试，出任汴州判佐。狄仁杰被人诬告，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时任工部尚书）受理询查，不但平反了冤案，而且对他的人品才干颇为赞赏，谓之“沧海遗珠”，遂推荐其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在并州期间，同僚郑崇质被派往“绝域”执行公务，但其母却年迈多病，需要侍奉。狄仁杰对他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63]，随后请求并州长史蔺仁基允许他代替崇质前往。当时，蔺仁基与司马李孝廉不和。狄氏高尚的风格使蔺仁基深感羞愧，于是，他主动与李孝廉和好。仁杰之言行不仅为其赢得了“孝友绝人”的美名，而且对净化官场风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年—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一年内就清理了涉及17000人的大量积压案件，而且无人诉冤。更为可贵的是，狄仁杰敢于直言谏君，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斫昭陵柏树，狄仁杰上奏其罪，应免其职。唐高宗即令处死，仁杰又奏罪不当死。高宗脸色大变，说道：“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64]而他继续进谏说：“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65]唐高宗情绪平静后，采纳其言，权善才得以免死。不久，狄仁杰又被任命为负责监察百官的侍御史。他恪尽职守，先后弹劾投机媚上，恃宠用事的韦弘机、王本立等高官。最终，这些佞臣或免官或治罪，朝廷风气为之肃然。狄仁杰正直耿介的作风也得到了唐高宗“真大丈夫”的赞誉[66]。
在高宗病逝，武则天独掌大权之后，狄仁杰做出了更多的政绩，对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垂拱二年（686年），他被派往民族杂居的宁州担任刺史。狄仁杰采取“抚和戎夏”的施政方针，营造了比较融洽的民族关系，使得“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67]。其后，受御史郭翰举荐，狄仁杰升任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当时吴、楚之地多淫祠。他针对这一陋习，“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68]，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平定了豫州越王李贞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缘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69]。他十分同情这批被牵连的百姓，密表上奏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70]武则天遂赦免死刑，改为流放丰州。被救之人无不感恩，到达流所后，“复相与立碑颂狄君之德”[71]。宰相张光辅平定越王叛乱有功，故而，将士恃功，勒索甚多。狄仁杰断然拒绝，并且义正词严地怒斥张光辅为邀战功而大肆杀戮的罪行。张光辅理屈无言，怀恨在心，还朝后谎奏狄氏出言不逊，使之被贬为复州刺史，入为洛州司马。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短暂的宰相经历。一次，武则天问：“卿在汝南时，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狄氏十分坦诚地回答：“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72]武则天亦为其胸怀所叹服。
狄仁杰参与朝政不久便再次蒙冤，身陷不测之地。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将其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的条款。因而，在来俊臣威逼狄仁杰承认“谋反”时，狄仁杰非常机智地承认：“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73]使来俊臣未对其动用酷刑。判官王德寿企图以免死为条件，诱使其供认司员外杨执柔为同党。他却断然拒绝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随即“以头触柱，流血被面”，令“德寿惧而谢焉”[74]。由于狄氏已经承认“谋反”，只待行刑日期到来，故而来俊臣未对他严加管制。狄仁杰乘机将申冤书置棉衣中，对王德寿说：“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75]。其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来俊臣又在武则天召见狄氏之前伪造了谢死表。武则天召狄仁杰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又问：“何为作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76]经查此表确系伪造。于是，狄仁杰被释放，贬为彭泽令。其后，武承嗣为除去他成为皇嗣的障碍，曾多次奏请诛杀仁杰，均被武则天拒绝。
此后数年，狄仁杰先后担任彭泽令、魏州刺史、幽州都督之职。在这些职位上，他改善民生，抵御契丹入侵，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政绩卓著。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被召回朝中，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股肱之臣。已进入暮年的狄仁杰仍然忧国忧民，继续积极地向武则天建言献策，对周、唐交替之际的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