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阀混战争夺太原
在镇压各地反元起义军，尤其是红巾军的过程中，元廷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只得求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时势造英雄，察罕帖木儿便在剿灭起义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割据山西等地的大军阀。
历朝历代，太原都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成为群雄角逐的重心。占据太原的察罕帖木儿此时也成为当时占据大同的另一大军阀势力——孛罗帖木儿的眼中之钉。至正二十年（1360年）八月，元顺帝为缓和两大军阀势力的矛盾，特下诏划定双方割据范围：察罕帖木儿镇守石岭关以南，孛罗帖木儿占据石岭关以北。然而，是年九月，孛罗帖木儿却越过石岭关，围攻太原三日不克。十月，元顺帝为平衡双方力量，让察罕帖木儿将太原交予孛罗帖木儿。但察罕帖木儿拒不交出，两军战于太原城外，孛罗帖木儿败退。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察罕帖木儿被刺杀，其养子扩廓贴木儿掌兵权。次年，孛罗帖木儿再次进攻太原，双发爆发争夺太原的第三次混战，此战再次以孛罗帖木儿的失败告终。
不久，这场军阀混战中又加入宫廷内部争权的成分。当时，元顺帝支持孛罗帖木儿，皇太子支持扩廓贴木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因皇太子想夺取帝位，提前登基，孛罗帖木儿以“清君侧”的名义进入大都，皇太子逃到太原。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和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皇太子两次命扩廓贴木儿进攻孛罗帖木儿。其时，扩廓贴木儿皆坐镇太原，调度诸军。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顺帝不满孛罗帖木儿的骄横专权，将其刺杀，召回皇太子。扩廓贴木儿的势力也因此达到极盛。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因扩廓贴木儿日益跋扈，朝廷将其统帅的军队分由各将统领，并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驻兵防守。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扩廓贴木儿率兵攻打太原，杀尽朝廷所派官员。就在元廷频繁内斗之际，朱元璋已建立明国，挥师北伐。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初二，明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不久攻入山西，太原为明朝所有。
三、名人风采
（一）金代名人
1.元德明（1159年—1206年）先祖为北魏拓跋氏，太原秀容人（今山西省忻州市人），元好问之父。其“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35]。后元德明因醉心于滹沱河岸景色，故迁居山西繁峙砂河驿（今砂河镇），“放浪山水间，余酒赋诗以自适”[36]。著有《东岩集》三卷。《中州集》存录其诗四十三首，《中州乐府》存录其词《好事近》。
2.折元礼（？—1221）金代词人。因其父折定远侨居山西忻州，遂为忻州人。明昌五年（1194年）两科擢第，官至延安治中。兴定五年（1221年），死于蒙古军攻陷葭州（今陕西佳县）的战乱中。《中州乐府》存录其词《望海潮》：
地雄河岳，疆分韩晋，
潼关高压秦头。
山倚断霞，江吞绝壁，
野烟萦带沧州。
虎旆拥貔貅。
看阵云截岸，霜气横秋。
千雉严城，五更残角月如钩。
西风晓入貂裘，
恨儒冠误我，却羡兜鍪。
六郡少年，三明老将，
贺兰烽火新收。
天外岳莲楼。
想断云横晓，谁识归舟？
剩着黄金换酒，羯鼓醉凉州。
3.王渥（1186年—1232年）字仲泽，后改名为仲泽，太原人。兴定二年（1218年）考中进士。他生性“明俊不羁”[37]，且博学善论，“工尺牍，字画清美，有晋人风。”王渥的“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得师友之。”[38]元好问亦赞其曰“博通经史，有文采，善谈论，工书法，妙于琴事”[39]。因此，王渥被完颜陈和尚召为经历官，并为其讲授《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此外，亦曾为元帅奥屯邦献知遇，所以有十年的时间是在军中。后王渥赴宁陵任县令，政绩斐然，升任尚书省令史。正大七年（1230年），王渥出使宋朝，对答敏捷，被宋人所重，有“中州豪士”之称。回朝后，历任太学助教，枢密院经历官，右司都事。天兴元年（1232年），汴京被围，哀宗任命完颜思烈权参知政事，前往邓州。彼时，王渥为左右司员外郎，随同前往。后，汴京沦陷，驻守中京的完颜思烈急于援助京城，但王渥进言道：“武仙大小数百战，经渉不为不多，兵事当共议。”[40]但完颜思烈因与武仙素有间隙，故反疑王渥与武仙合谋，几乎决意斩杀王渥；而王渥因光明磊落，内心无愧，亦不惧。不久，完颜思烈大败，王渥战死。《中州乐府》存录其词《水龙吟》：
从商帅国器猎，同裕之赋。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
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
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
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
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
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
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
看鞬橐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
4.赵益太原人，抗元英雄，爱国志士。其本是一执笔读书人，但面对入侵的蒙古军队，毅然投笔从戎，“鸠合土豪”[41]，多次大败元军。是故，晋阳公郭文振任命其为寿阳县令，在榆次重原寨屯兵驻扎。后，赵益领兵夜攻太原城，割下众多元兵左耳，缴获无法计数的马匹兵器，护佑两万多名老幼出城，成功收复太原。因此，赵益升任太原治中，而后又升任为同知太原府事，兼任招抚使。元光元年（前134年）八月，蒙军集结大部对太原城发动猛烈的进攻，赵益难以抵挡，遂“自焚其府库，杀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杀”[42]。金宣宗闻赵益事迹，感慨赞叹，追赠赵益为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北路宣抚使，并诏令朝廷寻其子孙，加以录用。
5.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进士，后历经升迁，任辽州刺史。终其一生，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收复失地，以拳拳之心报国。贞佑四年（1216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奏请将辽州升级为节度使级军镇，但朝廷认为辽州城的规模和人户数低于节度使级军镇的要求，不能升级。然而就郭文振的功绩而论，理应升迁。因此，就以原来的官职充当宣差从宜都提控。
郭文振任职辽州期间，恪尽职守，深受百姓爱戴。兴定三年（1219年），郭文振升任遥授中都副留守，兼元帅左都监，代理河东北路元帅府事，原职刺史与从宜不变。同年，为保秋收，郭文振招降太原东山的二百多个村落，将村中老幼转移到山寨，并征召七千名壮士驻扎在各个营寨。郭文振认为，如果深秋尚无敌兵侵袭，就可以直接攻打太原，收复河东。其上奏朝廷，获宣宗嘉许。兴定三年十月，郭文振兼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合坚州、台州兵力收复太原。兴定四年（1220年），根据郭文振的奏议，宣宗下诏将乐平县升为皋州，将寿阳县西张寨升为晋州。
适时，战后的河朔，“郡邑萧然，并无官长，武夫悍卒……僭越名位，瓜分角竞，以相侵攘，虽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领其职。”[43]这些“武夫悍卒”为扩张权力，甚至要求行帅府之事。郭文振认为朝廷采取的“假权傅授”之策并未奏效，反而因总管该地区的陕西行省交通梗塞，消息不畅，让其更加飞扬跋扈，无人敢管。甚而贿赂使者，共同欺瞒朝廷。此等的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令郭文振夙夜痛心忧惧“变故之生，何所不有”[44]。于是郭文振奏请“选重臣复置行省”，如此便可节制各部。朝廷从郭文振所言。同年，郭文振被封为晋阳公，辖河东北路。
因统辖范围广大，郭文振恐“不能周知利害”而有损军国大计。故于兴定五年（1221年）奏请朝廷任命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行元帅府事，或任本路兵马都总管，与郭文振共同管辖。宣宗赋予郭文振选人赋职的权力，且此人受郭文振统领。后，郭文振奏请朝廷任命胥鼎为河北行省，收复河北，但朝廷未准。
元光二年（前133年），辽州坚守失败，郭文振将部队转移到孟州。而且郭文振请求辞去公府封号，但被朝廷驳回。不久后，因汾州招抚使王遇与孟州防御使纳兰谋古鲁不和，郭文振只好转移部队到卫州，一直到哀宗正大年间。
6.李汾出身沙陀族，尊李克用为远祖。本名让，字敬之，后字长源，太原人，元好问三知己之一。李汾为人心高气傲，“旷达不羁，好以奇节自许”[45]。他喜读史，“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亦工诗文，诗风“雄健有法”，“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46]。但因性急易怒，被人所恶。
李汾因避乱入关中，元好问赞其“关中无一人敢与相轩轾者”[47]。京兆尹子容赏其才能，招入门下。两年后，李汾辞别子容，到泾州拜会左丞张行信，张行信也待其以上宾之礼。
元光年间，李汾到大梁应考进士，未考中。但因其诗名甚旺，被推荐到史馆任书写。（书写是抄书的小官职。编修官将日间所录资料编撰完毕后，由书写抄成洁本交给翰长。）李汾胸怀大志，但“以斗食故”，屈居此位，毫无兴趣。当时，赵秉文是学士，雷渊、李献能都在学士院。一次，此三人正编撰时，李汾正襟危坐在一边，旁若无人的朗读太史公、左丘明的文章，声音甚为洪亮。读毕，环顾四周，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看”。此举令在座众人皆是不满，而尤令雷、李二人咬牙切齿，于是他们以谩骂官长为由控告李汾。不久，李汾罢任入关中。对此事，《归潜志》作者刘祁相当同情李汾。他指出此事反映了当时污秽的官场风气，“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
翌年，因蒙古军日益逼近，国家形势日趋严峻，李汾到京城上书，但不受朝廷所重，故将救国希望寄托在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上。当时，正值恒山公武仙驻扎在邓州一带，“长源往说之，署行尚书省讲议官”[48]。李汾投入武仙门下，是为救国之危难，但武仙与完颜思烈不合，力求自保，加之李汾言辞犀利地揭穿武仙，令武仙畏惧，欲杀李汾而后快。此举被李汾觉察，遂逃往泌阳，武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锁养马平，绝食而死，年未四十”[49]。关于李汾的结局，在《金史·哀宗本纪》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恒山公武仙杀士人李汾。”而《归潜志》亦说李汾“为仙麾下所杀，年未四十”，元好问《中州集》亦说被害。
李汾生平作诗甚多，但“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50]。其中，《中州集》收25首，《全金诗》补1首，《中州集》小传和《归潜志》又录有零散佳句近20句，但这些只是李汾诗作中的很小一部分。
李汾的诗在金代诗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金代前期和中期，诗坛主要受宋诗影响。南渡后，金代诗风转师唐诗法度。李汾、元好问等青年诗人更加自觉的倡导唐代诗风并付诸实践，促成整个金代诗风的转变。
李汾师法唐诗，却不失自家面貌。其诗作中融入了作者“羁旅流落之怀”[51]，倾泻着作者的感愤之情，这种追求宣泄的文学主张，与拟古派和模仿派相比，更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李汾擅长七言和歌行，“同辈作七言诗者，皆不及也”[52]。他的诗风雄健豪放，写景抒情，极富意境。元好问曾赞其诗风“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53]，“千丈气豪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54]。
7.赵元又名宜禄，字宜之，号愚轩，太原府定襄人，与元好问为世交。他天资聪颖，“为人有才干，处事详雅”[55]。经童出身，举进士不中。曾任职巩西薄，但不久即失明，只能离开官场。失明带给赵元沉重的打击，使其一度迷失方向，无所事事。此期的悲苦从《书怀继元北弟裕之韵四首》中可见一斑：“少从白衫游，气与山峥嵘。……多机天所灾，室暗灯不荧。……如能平其心，一切当自平。”泰和以后，赵元诗名鹊起。金南渡后，赵元往来于洛西山中，被赵秉文、李纯甫、雷渊、元好问所推重。
赵元虽以诗歌倾诉因失明导致的沮丧无奈之情，如“摄衣起欲舞，稚子不须牵。”（《书怀继元北弟裕之韵四首》）“老懒愚轩百不能，饱谙人意冷冰冰。”（《寄裕之二首》），但他断然跳出小我的悲苦，以更宽广的胸怀和悲悯的目光关注着时代的灾难、战争的残忍、朝廷的腐败和民众的创伤。《渡洛口》中“忘机羡煞沙鸥好，不省人间有战争。”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修城去》中“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百死之余能几人，鞭背驱行补城缺。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城根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更是强烈抨击了蒙古军队的残忍无道，金朝统治者的昏庸无道，更对苦难的百姓寄予了无限同情。赵元控诉战乱徭役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邻妇哭》更为感人至深。
赵元的诗歌，元好问赞“其五言平淡处，他人未易造也。”；李纯甫赞“轩昂学古澹，家法出《关雎》。暗中摸索出奇语，字字不减琼瑶琚。”（《赵宜之愚轩》）。赵元的诗收入《中州集》34首，《全金诗》补遗一首，词三首，收入《中州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