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卿角逐
春秋中叶以后，各诸侯国之卿大夫以其封邑为根据地，积极发展私家势力，实力急剧膨胀。他们采用铁制工具和牛犁耕地，垦辟出大量私田，开始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变。私田的开垦导致旧的井田制日趋瓦解，奴隶制也随之衰落。代表奴隶制度的诸侯国国君逐渐大权旁落，而卿大夫势力则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这种情况在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晋国原本就有卿大夫轮流执政的传统，随着封建因素的增加与晋公室的衰微，政权被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家卿大夫所把持，形成了“六卿专政”的局面。随后，六卿势力北上，进入太原盆地，在此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以“三家分晋”的方式瓜分晋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如前所述，公元前541年，晋国卿大夫中行穆子率兵越过霍山险阻，进入太原盆地。其后，六卿势力纷至沓来，以谋一席之地。他们在此瓜分领土，建县立邑，开垦私田，改革税制，展开了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大角逐。
六卿势力在太原盆地及其周边的角逐，首先表现为与晋公室争夺领地的斗争。公元前514年，晋公室成员祁氏、羊舌氏发生内乱，六卿乘机“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1]。由祁氏家族领地所分成的七个县就在太原盆地及其周边。它们分别是：邬（今山西介休东北邬城店）；祁（今山西祁县东南古城村）；平陵（今山西文水东北武陵村）；梗阳（今山西清徐县清源镇）；涂水（今山西晋中榆次西南）；马首（今山西寿阳马首乡）；盂（今山西太原阳曲县大盂镇）[2]。县和郡原本是春秋中期各国在新辟边鄙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区建制。起先县比郡大，后来随着军事兼并的不断升级，郡下设县成为定制，最后在战国初期的秦国商鞅变法中郡县制被确立并为各国所效仿。六卿势力在太原地区废除公室领土，建立新型县制，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集中建县的开始，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诛灭祁氏、羊舌氏之后，太原地区成为晋国封建因素最为活跃的区域。六卿势力特别是赵氏家族在此锐意改革，大显身手。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中有《吴问》残简九枚，记载了吴王阖闾与孙武的一段对话[3]。吴王问孙武晋国六卿中谁会成为兼并斗争的失败者，谁将最终取得胜利？孙子回答：范氏、中行氏将最先灭亡，接下来是知氏，最后韩、魏被淘汰。赵氏如果能继续其统治方式，便可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独占晋国。其根据是：虽然六卿都在其采邑废除了过去百步为亩的旧制，但改革的力度却大不相同。范、中行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知以一百八十岁为一亩，韩、魏以二百步为一亩，赵则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改小亩为大亩，目的是要争取民众的支持，适当减轻剥削量，同时也激励民众努力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自己的实力”[4]。范氏、中行氏的改革力度最小，势必会影响到其实力的增强与人心向背，造成这两家在竞争中最先被淘汰的命运。赵氏家族在这场竞争中不但实行了最大的亩制，而且还实行了“公无税焉”的措施[5]，即暂时不向小农征税，以争取更多的人口归附。这样自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六卿除采用先进的生产、剥削方式外，都在积极经营各自的根据地，谋求从根本上增强实力独尊于晋国。此时，分别以范氏之朝歌、中行氏之肥与鼓、知氏之宅阳与高梁、赵氏之晋阳、韩氏之平阳、魏氏之安邑为中心形成了几家卿族的势力范围[6]。在六卿开拓与经营根据地的过程中，又尤以赵氏家族最具战略眼光。“考虑到在人口密集的晋国统治中心的河汾地区及‘南阳’地区开拓领地容易引起同诸卿的矛盾，而晋国四周颇多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赵氏宗主赵简子（赵鞅）经过慎重权衡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晋国的北部边地，制定了“北进战略”[7]。于是，赵简子便把本族宗邑晋阳作为其新的根据地，先后派智囊董安于、尹铎认真治理。在“范氏、中行氏之乱”以前，“董子（董安于）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余。……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8]。这样便在晋阳储备了大量的茅、铜等制造军械的原料，使其具有了强大的防御能力。所以，当后来范氏、中行氏进攻赵氏时，赵简子随即退守晋阳与之周旋，直到与知、魏、韩三家结盟共同讨伐范氏、中行氏方才返回晋都。消灭范、中行之后，赵简子又派尹铎接替已为主上献身的董安于治理晋阳。尹铎到任后一方面增修“垒培”继续加强城防[9]，另一方面采用“损其户数”的方法减轻赋税[10]，以争取民众。经过董、尹二人的苦心经营，晋阳城池坚固、物资充盈、民心归附，成为赵氏宗族与列卿争衡的坚强后盾。故此，赵简子告诫其子无恤（赵襄子）说：“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11]从以后的形势发展来看，晋阳的确在赵襄子战胜知氏、完成“三家分晋”的历史任务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采用了颇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赵氏宗族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晋国后期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因而，孙武对六卿兴衰趋势的预言基本上得到了印证。六卿族通过长达六十年的和平竞争，实力对比打破了原来的均势，由此引起了以赵氏发挥主导作用的两次卿族间以优胜劣汰为目的的兼并战争，进而彻底改变了晋国旧的政治格局。
公元前497年，赵氏家族的内部纠纷引发了六卿族之间长达八年的兼并战争，史称“范氏、中行氏之乱”。在这场规模大、时间长、关系复杂的战争中，范氏、中行氏彻底被清除出晋国，六卿专政演变为四卿专政，加速了晋国政局演变的进程。
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围攻卫国，卫人被迫献给他五百家奴隶，赵鞅便将其暂时安置于邯郸。三年后，赵鞅向其在邯郸的同族赵午（又称邯郸午）索要五百家卫贡，以充实其根据地晋阳。赵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能服从宗主赵鞅的命令。赵鞅认为这是赵午在公然抗命，便将其召到晋阳囚禁，派人告知邯郸赵氏：“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12]不久，赵午被处死。邯郸赵氏随之发动叛乱。身为正卿的赵鞅下令围攻邯郸平叛。由于晋国卿大夫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这场赵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很快就演变为六卿之间的战争。赵午是中行寅（中行文子，中行氏宗主）的外甥，而中行寅与范吉射（范昭子，范氏宗主）又是姻亲关系。于是，范氏、中行氏非但没有协助进攻邯郸，反而与邯郸赵氏合力攻击赵鞅。赵鞅不支，退守晋阳。范氏、中行氏驱逐赵鞅并不意味着内乱的结束，反而引发了涉及公室、其余三卿族以及邻国势力的更大规模的战争。韩氏素与赵氏友善，此时韩不信（韩简子，韩氏宗主）与中行寅的关系紧张；魏曼多（魏襄子，魏氏宗主）亦与范吉射不睦；知跞（知文子，知氏宗主）宠信大夫梁婴父，欲使之为卿却苦于卿位已满；另外，范氏宗族的侧室范皋夷因不得宠于范吉射而背叛了本族[13]。在赵氏与范、中行两家矛盾的催化下，他们与范氏、中行氏的矛盾也开始升级。首先，知跞以“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为由，请求晋定公“皆逐之”[14]。晋定公为维护自身地位答应了这一请求。随后，韩、魏、知三家便打着公室的旗号讨伐范氏、中行氏，但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范吉射、中行寅反而产生了驱逐晋定公，改立新君的想法，出兵讨伐公室。晋君在国人的帮助下，将其击败。韩、魏、知见有机可乘，便联合公室力量将范氏、中行氏驱逐至朝歌。是年十二月，韩不信与魏曼多征得晋定公同意，从晋阳召回赵鞅，让他再次担任正卿。赵鞅为安抚诸卿，团结族人，进行了多次盟誓。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了带有朱书文字的玉石片盟书五千余件。经张颔先生考证，此即赵鞅与诸卿、族人盟誓的载书，定名为“侯马盟书”。
在争得同盟支持和整合内部势力后，赵鞅便开始了与范氏、中行氏长达7年的反复较量。赵氏进攻朝歌，久围不克；范吉射、中行寅派人偷袭绛都亦未能成功，双方相持不下，直到公元前493年的铁之战才使战争的天平彻底倾斜到赵鞅一方。郑国派军队将齐国支援范氏、中行氏的粮食运往朝歌，行至戚（今河南濮阳）与赵鞅军队遭遇，双方在铁（土丘名）展开激战。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赵鞅作了一番很有成效的战前动员，对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赵鞅指出“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的罪行，强调与其作战是“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的正义行为[15]。同时，他又向部下表明其作战到底，如果失败甘受绞刑，死后也不入兆域的决心。主帅意志坚决，行为果断，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心。更为重要的是赵鞅向全军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6]这种按照战功赏赐官职田地、免除奴隶身份的政策使赵氏集团中不同阶层的人员都可以通过杀敌立功来提高自身的地位，有效地鼓舞了全军斗志，使战斗力大为提高，对于取得战斗胜利发生了决定性作用。赵鞅本人在战斗中也十分勇敢，虽被郑国军队击倒在车中，“伏弢呕血”，但依然“鼓音不衰”[17]。士气高昂的晋国军队终于彻底击败了郑国援军，而且缴获齐粟千车。
铁之战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战争相持不下的局面。范氏、中行氏困守朝歌又得不到给养，陷入了被动状态。公元前492年，赵鞅围攻朝歌城，范、中行突围，先后逃奔柏人（今河北隆尧）、邯郸、鲜虞（河北定县）。赵鞅进而攻占邯郸，迫使邯郸赵氏重新归附。公元前490年，赵鞅攻占范氏、中行氏的最后一个据点柏人。范吉射、中行寅出逃齐国。邯郸、柏人成为赵氏领地，两家其余的采邑划归公室。历时八年之久的兼并战争以赵氏宗族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卿族之间兼并战争结束了晋国六卿专政的局面，形成了赵、知、魏、韩四卿专政的格局，为后来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二、赵氏家族
在六卿势力激烈角逐的过程中，赵氏家族的赵简子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赵简子名赵鞅，又名志父。简是其谥号，谥法“一德不懈为简”。他是赵氏立国的奠基人，也是晋阳城的实际建造者。为了取得相对于其余五卿的竞争优势，赵简子派其家臣董安于在太原盆地北缘的晋水之阳建筑军事城堡晋阳城，并以此为据点，击败了六卿中的中行氏、范氏，一跃而成为专擅晋国的权臣。其子赵襄子又凭借晋阳城的战略优势，联合魏、韩，消灭知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赵氏父子的作为使他们在春秋末年的历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史称“简襄功烈”。
赵氏家族之所以在太原盆地北缘建筑晋阳城，并能在六卿角逐中步步取胜，进而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与其家族渊源有直接关系。据古籍记载，赵与秦同祖[18]。传说其先祖为远古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名叫女脩。女脩在一次纺织时，一只玄鸟（燕子）飞来，产下鸟卵，女脩吞之，生下一子，取名大业。其后代帮助舜调训鸟兽，被舜赐予嬴姓。[19]无独有偶，相传商族祖先也是其母吞食玄鸟蛋所生，故《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20]。可见，商、赵、秦都是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赵氏先祖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游牧氏族，擅长养马、御车、打猎。嬴姓在商代世为高官。商末，嬴姓传人蜚廉为商纣王之臣，有二子，一为恶来，一为季胜。三人皆善于畜牧、打猎，故有“恶来有力，蜚廉善走”之说[21]。周武王伐纣灭商，杀恶来，将其家族放逐于西部边陲，其后为秦。蜚廉在霍太山为纣王殉死，遂葬于霍太山[22]。季胜则继承其家族传统，擅长养马、御车而沦为宫廷奴隶，为周王御车。
季胜后裔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23]。周缪王命之为其驾车，西游昆仑，到瑶池拜见西王母。西王母用琼浆招待远方来客，缪王乐而忘返。这时镐京发生了徐偃王叛乱，造父御车载王，一日千里赶回镐京，平息了叛乱。造父因之而建立奇功，周缪王“乃赐造父以赵城（今山西洪洞赵城镇），由此为赵氏”[24]。古时赵与“造”同音同义，《说文》：“赵，从走，肖声。”（郭璞注）《穆天子传》解释为：“赵，犹超腾。”即超速疾走之意。可见，赵氏所封，以其善于牧马、驭车而命名。赵城即造父之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