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期，周幽王无道，赵氏后人叔带去周如晋，事晋文侯，遂为晋国大夫，这便是赵氏家族在晋国发展的开端。此后，赵氏日益兴盛，传五代而至赵夙。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伐霍、魏、耿，令赵夙为将伐霍，建立战功，晋献公便将耿赐给赵夙。赵夙之孙赵衰又追随晋文公重耳流亡国外，为他回国即位及称霸诸侯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其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到衰子赵盾担任正卿时，利用晋灵公幼年继位之机，把持政权，操控国君废立，开创了晋国历史上卿大夫专权的时代，赵氏家族的发展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赵盾死后，公室为维护自身地位，联合其他家族势力，成功地发动了“下宫之役”，使赵氏遭到沉重打击而陷入中衰境地。直至赵盾之孙赵武（即赵氏孤儿）成年后，赵氏家族又迅速走上复兴之路，从六卿族中脱颖而出。到赵简子时，赵氏立国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赵简子晚年，为了赵氏家族的长远发展，把能否实现其“北取代国，南灭智氏”的战略构想作为立嗣的条件。为此，他告诉他的儿子们，“吾藏宝符于常山（今山西北部的北岳恒山）上，先得者赏”。诸子到常山求宝，一无所获，唯独毋恤称其得到所藏之宝，问之，答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26]毋恤，即后来的赵襄子。襄为其谥号，取“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之意[27]。赵襄子本是赵简子的庶子。按照宗法传统，他在赵氏家族中的地位很低，但其自幼聪明果敢，胸怀大志，颇受父亲看重。此次，又能领会到寻宝的真正意图，故而赵简子废嫡立庶，安排赵襄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赵简子去世后，赵襄子继承父业，北上常山，灭掉了代国。随后，他又联合魏、韩，消灭智氏，瓜分晋国，完成了赵氏建国的历史任务。
三、晋阳肇建
（一）赵氏战略中心的确定
赵氏集团是春秋末期晋国最富朝气的一支力量。赵简子、赵襄子父子在参与六卿角逐和对外开拓的过程中，看到了太原盆地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认识到只要控制了太原盆地，便可南制诸卿，北伐诸戎。于是，将太原盆地北缘定为其战略中心，加以重点经营。
太原盆地北缘是当时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接合地带。该地区位于黄河中游的汾河谷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边山河流，呈向心状注入汾河，灌溉便利。这样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晋国势力达到盆地后，六卿在此推行新的土地制度，亩大税轻，宽恤民力，更加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太原盆地北缘东、西、北三面的山地丘陵地区，植被繁茂，水草丰沛，是理想的牧场。春秋前期，无终、狐戎、赤狄、白狄等群狄诸戎在此游牧。晋势力进入该地后，六卿继续在此经营畜牧业。赵简子在晋阳西山“有食谷之马数千”[28]，可见该地畜牧业之盛。
渔猎也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生产手段。古来太原盆地边山布满了茂密的森林，大型野生动物出没其间。山麓的丘陵地带，是广阔的草原，食草动物繁多。这样的地理环境，为狩猎提供了理想场所。古代的汾河流量宏大，晋水清澈见底。两水盛产鱼类，可供捕捞。战国间成书的《山海经》曾描绘太原盆地北缘悬瓮山、晋水的物产：“县雍（悬瓮）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麋，其鸟多白翟白[有][鸟]。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鮆鱼，其状如儵而赤鳞，其音如叱，食之不骄[29]。”《山海经》描述的悬瓮山、晋水景象，正是当时太原盆地边山环境的缩影，渔猎之便，自可想见。
太原盆地北缘又是手工业荟萃之地。春秋时期手工业以冶铜为最。悬瓮山等地丰富的铜矿资源，为冶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董安于建晋阳，“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30]；智伯铸大钟遗仇由，都说明该地冶铜业已相当发达。此外，铁器、玉器、蚌器、车马器制造也颇具规模。1987—1988年在太原市南郊金胜村发掘大型春秋墓葬，出土青铜、黄金、玉石、骨器、陶器、蚌器等六类3100多件。其中7件青铜鼎尤为精美。考古专家认定大墓年代为春秋末期（前475—前425年之间）。有学者认为此即赵简子陵墓[31]。金胜村春秋大墓出土的文物，充分反映了春秋末期太原盆地北缘手工业的发达与兴盛。
太原盆地的经济地理环境特点正和赵氏家族的生产经营方式相吻合。如前所述，赵氏之先祖本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游牧氏族，擅长养马、御车、打猎。入仕晋国后，赵氏又逐渐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氏族。然而，一个氏族的传统生产手段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从春秋到战国，赵氏一直保留着畜牧驭马的传统。战国时期，中原诸侯独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并取得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从春秋到战国，赵氏一直是一个农、牧二重经济兼相发展的氏族和国家。太原盆地北缘的这种农牧结合、渔猎并举、手工业发达的经济地理环境为赵氏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32]。这是赵氏在六卿角逐中选择太原盆地北缘为战略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定公十一年（前501年），赵简子病中梦，后述梦谓“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又说“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政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后来又借“野人”子晣之口解释说：熊罴者，中行、范二卿之祖；二笥有副则简子之子将克代及知氏……”无独有偶，晋哀公三年（前454年），智、魏、韩联军攻赵，赵襄子奔晋阳，其从臣原过在王泽遇霍太山神，得朱书。书中告诉襄子，山神将助赵灭智氏，赵氏将“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云云。这也是赵襄子效法其父，编造的神话故事。“河宗”古指龙门河上游之岚、胜二州一带；“休溷诸貉”系诸戎群狄；“黑姑”亦指群戎，这些戎狄族都活动在太原盆地或其边山。“晋别”泛指赵以外的魏、韩、智领地。其实这都是赵鞅父子假借天神意志编造的以太原盆地为依托，内灭诸卿，北服群狄的谶言罢了。其实质无非是想实施以太原盆地为中心，争取局部统一乃至向西北发展的愿望和战略部署而已。可见赵国氏族早已看准并利用太原地区的战略形势及融合戎狄族的有利条件，以此为统治中心，来实现其建立国家的战略目标[33]。
（二）晋阳城选址
赵简子选择太原盆地为其战略中心后，决定在该地区北缘建筑一座军事城堡，作为战略后方和军事据点。他把筑城任务交给了其得力家臣董安于。
春秋时期，随着城邑的建设和发展，城建理论日趋成熟。《管子》集中论述了选择城址应该考虑的自然环境因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34]，“圣人之处国者，必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35]。”以上论述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建筑国都城邑，要选择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之地；二是要依山傍水，最好在经水（发源于大山而流入海洋的大河）和川水（大河支流）的汇合处，或大泽之畔；三是物产要丰饶。董安于受命营建赵氏战略都邑，充分考虑了上述三方面的自然环境因素，将城址选在太原盆地悬瓮山麓的晋水之阳。根据古代山南水北为阳的方位指向，故名晋阳。
太原盆地四面环山，中间低平。汾河从北缘山区流入盆地，贯中而过。汾河所带泥沙淤积，在盆地内形成多级型冲积扇平原。《尚书·禹贡》谓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周礼·职方》曰：“河内曰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滹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五扰”即马、牛、羊、犬、豕，“五种”为稷、麦、豆、麻、黍。晋水之阳地当冀、并之属的太原盆地北缘，位于多级冲积扇高阜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人口集中，经济发达，是理想的城建之所。
太原盆地北缘依山傍水，环境优越。晋水之阳当汾、晋两水交汇的锐角内，西倚悬瓮山，东濒汾河水，南望台骀泽。这样的山水地理形势，首先是有利于城邑的给水排水。由于年代久远，毁圮为甚，资料匮乏，晋阳城肇建时的给排水设施情况不得而知，但后世在晋阳城的扩建、改建中对晋水径流与河道多有利用，如三家分晋后，利用智伯渠引水灌溉；唐贞观十三年（636年），并州长史李引晋跨汾的晋渠工程[36]；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征北汉，引水灌晋阳退兵后，北汉“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等[37]。凡此等等都说明了晋水对晋阳城给排水的巨大作用，亦足见其在晋阳兴衰中的地位。
河流湖泊具有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的重要作用。晋国是春秋时期富有城建经验的国家，十分重视河流对城市的排污净化作用。晋国初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公元前585年，准备迁都。诸大夫主张迁到“郇（今山西临猗南）、瑕（今临猗西南）氏之地”，因其“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执政的韩献子力排众议，认为“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他认为不如汾、浍交汇的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38]。两千多年前，晋国在城邑选址时就十分重视河流排污和净化环境作用，确实难能可贵。董安于选择汾、晋交汇处的晋水之阳建都立邑，显然是借鉴了晋国迁都新田的经验，利用汾、晋及台骀泽调节气候、净化环境。
赵氏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建筑了晋阳城。经过简、襄两代人的苦心经营，晋阳“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39]，成为赵氏家族的坚强堡垒，从而奠定了其赵国初都的重要地位。
（三）肇建年代
晋阳城创建的具体时间，古籍没有明确记载，最早见诸文献的当推《春秋》经、传，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经谓“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传作“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两则史料所讲的具体情况在“六卿角逐”一部分中已有详细叙述。由此判断，晋阳城当在公元前497年之前就已经建成。这一观点在学界形成了普遍共识[40]。晋阳城经西晋末年的补修和唐代初期的扩建，到唐朝中期，已成为一座规模宏伟的巨大城池。可惜在北宋初期的战争中遭到焚毁，但不到三年时间，宋朝地方政府又在晋阳城以北不远的唐明镇建起了新的太原城。晋阳与太原一脉相承发展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的历史。
（四）晋阳形制
关于晋阳城初建时的规模形制，史学界一直沿用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的说法，太原“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左传》言董安于所筑……周回四里” [41]。认为董安于所建晋阳城只是一周回四里的小城。到晋并州刺史刘琨时，才扩建为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的大城。
上世纪60年代初，两位考古学家谢元璐、张颔曾就晋阳古城率先做过勘察。他们发现由今南城角村北至古城营，折东至东城角村，再折南至南瓦窑，又向西回复到南城角村，有地上残墙和地下夯层遗址所联结的一座南北2700米，东西4500米的古城遗址。据夯土的质地和夯法分析，应属东周古晋阳城。
在此基础上，靳生禾、谢鸿喜两位教授通过进一步踏勘研究，认为上述大城及后世所说的“大明城”的小城，都出于董安于之手。前者是春秋末年四卿之战的发生地——古晋阳城，后者则是古晋阳城中的内城，即《战国策》所说的“公宫之垣”（如同北京城内有紫禁城）。靳生禾教授说：“谢、张二位前辈勘察所得南北2700米、东西4500米的古城遗址，按唐制换算，正与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周回二十七里’大体吻合，只是出于春秋董安于而不是晋代刘琨罢了。”他强调指出：“根据晚近发现，春秋末年，列国都城大多大于‘周回二十七里’，赵的晋阳城怎么可能区区‘周回四里’即一里见方呢？何况一里之城怎么可能抗击三家联军围攻三年呢？再说西晋末年，刘琨仅凭整个并州民户不满两万，兵卒千员，在匈奴刘渊父子大军轮番攻击下，尽管个别修补固有‘周回二十七里’之城是可能的，而平地起家构筑‘周回二十七里’之城则断乎不可能。”[42]此外，王尚义博士等其他学者也对董安于所建晋阳城为“周四里”的说法提出疑义，认为晋四卿晋阳之战中赵氏凭借“区区四里的小城，抗拒智、魏、韩三家合兵之力”“坚持三年之久直到胜利，从情理上解释不通”。他们根据太原金胜晋卿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与规格，结合当时的礼乐制度变化，认为当时的晋阳城不会只有四里之围，后世刘琨修筑晋阳只是修补而已。结论是晋阳二十七里城垣之西城就是董安于肇建之晋阳城。[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