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次大战期间，日寇侵入，上海沦陷，当时市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市民们的口粮来自两个方面，大部分是只能依靠日本当局配给的平价米、食粮(即苞米粉之类的食物)，极少数比较有钱的，则买一些上门来兜售的大米。这些前来兜售的粮食贩子，他们之中男女老少都有，是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封锁线，将大米私藏身上，所以赚这一点钱，也是极不容易的。当然依靠薪水过日子的市民，是吃不起大米的，只能吃配给的口粮。
配给米，当时市民称之为“八宝饭”，因为其中掺杂着砂粒、黄沙、石子、稗子等有八种不能吃的杂物，每餐以前，必须把这些杂物拣净，否则根本无法入口。除米以外，那就是配售的六谷粉了(苞米粉)，但这些配给的粮食是不够每户吃的，于是就得自己设法去弄各种其他食品填肚子，其中有一项就是豆饼。
豆饼原来是将黄豆经过榨取油后的残渣，是给猪吃的饲料，但在敌伪时期，不少人却将之作为人的食粮。在我诸友中，第一个尝试的便是徐卓呆。卓呆素有笑匠之称，生性幽默，善于动脑，他也是第一个把外国体操带进中国的体育界先驱。在沦陷时期，食粮恐慌，卓呆曾将豆饼进行过各种试验，先将豆饼磨成粉，混入面粉内，制成馒头、面包、面衣饼、面疙瘩等，成分为三与七之比，豆饼粉如放得超过三成比例，做成的面饼就缺乏粘性。还有将豆饼粉掺入米内，用以煮粥，倒也有些香味。偶尔也和以黄糖，把它当作炒米粉吃，也别有风味。卓呆终究是个文人，家中常吃豆饼，外人得知，总不免难为情，因为这是猪吃之物。我与卓呆是老友，他就据直以告，我初时尚不信，他当场取出经过炒熟的豆饼粉，拌以白糖给我尝试，我吃了些，感到风味也不亚于豆酥糖，索性吃了再吃，越吃越感香甘可口，之后还曾撰文一则，载于报刊，以示推广。不一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豆饼为市民食粮，已成历史陈迹了。
饮食小掌故
袁清平提倡吃粥，有《啜粥谈》略谓：“溽暑困人，脏腑疲劳，怕登饭颗之山，宜啜瓦缶之粥。每于晚风凉院，箕坐胡床，一盂盛来，佐以瓜豆，徐徐而啖，口腹爽快。”记得郑板桥亦喜进粥，其寄弟家书有云：“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啖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
清宫德龄女士，喜啖胶州白菜。《醉花馆饮食胜志》抄写本，共二册，不标作者姓名。内容有《关中食谱》、《苏州小食志》、《苏州茶食店》等。回忆范烟桥谈苏州食品，其名篇为《苏味道》，若并入刊行，成一专书，足资治馔者参考。
谭篆青以其谭家菜得汤尔和称赏，人有以“谭家菜割烹要汤”(此用《尚书》典)征对，无人应征。既而张伯驹与其夫人潘素合开画展，夏枝巢老人来观，欣然谓：“对有偶句了，张丛碧绘事后素”(此用《论语》典)，伯驹大为得意，因请张牧石刻朱白文各一印章。丛碧为伯驹别暑。
苏渊雷，每餐必进酒，近赴兴化，参加郑板桥纪念馆开幕仪式，只一日，即言有病，拟赋归来，人询之，始知无酒供应，酒瘾大发不可耐，即备佳酿，渊雷顿时神旺气壮，挥毫作书。
金石家汪大铁，每赴宴，得尝了佳味，便问厨司烹煮法，归而述诸其妻，如法炮制，倘煮而不适口，则再赴肴馆，复进是肴，更向厨师请益。
姚鹓雏晚年失健，《游金山》诗有云：“独上安车君莫笑，登山腰脚已疲癃。”人以“癃公”呼之。鹓雏一度病痢，友人告以红茶加糖，投入金桔饼一二枚，饮之可止，试之果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