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穷究事理，增长知识和智慧
朱子说：“本章阐述至善的要领。”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格物”即明辨。穷究事物的道理，从而扩充知识，增长智慧，一说“格”是格除的意思，即格除自己思想的杂质，使自己不被物欲所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便自己不受恶行的玷污而污染了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行为高尚，使自己的心灵美好，使自己的修养提高。
原文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第一句程子谓为衍文。第二句朱熹指其上面别有阙文，故“所谓致知在格物者”以下，乃朱菉取程子之意补撰，用以解释格物致知的义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知其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
经文上说的致知在格物，是说要想推极我自己的知识，就是对每遇到的事情去考究它的性理。因为人心的灵敏，都是有知的，而天下的事物，也没有一样不具有性理的；只有在事物的性理上不曾用心穷究，那他的知识就很有限。不能彻底明白。所以大学开始教人，必使学者对着天下一切的事物，都要依自己粗浅的道理去穷究它，以求能到达它的极点。等到用力穷究的时间久了，自会有一天能心窍开朗，对一切道理都能贯通，那么，天下一切事物的外表和里面，精细和粗浅，就没有不通达的人，而且心中的全部体制和最大作用，也就没有不明白的了。这就叫做穷究事物，也叫做知识的极诣。
此谓知本。
解读
民为邦本
人为天地之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于民，关注民生，注重民心，体恤民情，主张为民请命。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苟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的“民为邦本”；不论是政治家，还是人文智者，或是古圣先哲，在对于民众的关怀上，都体现着精深的辩证色彩，富有深刻的哲思和睿智的思想光芒。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总是在“君权”与“民本”间摇摆，从而推动历史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前进。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秦王朝。秦统一六国，可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但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秦王朝却践踏“公天下”的道德传承，只为了一家一姓的权利而不顾百姓的意愿，一味地奉行严刑峻去剥夺人民的自由，加重人民负担，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结果只经过短短十五年便改朝换代。于是，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语告诫当政者要善待民众，爱护百姓。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史无一例外地证明民心的向背是兴之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薄民”，则“其亡也忽焉”。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体现的则是民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些以成就帝王霸业为目的的统治者。只是把人民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其驱使的“牛羊”。这些统治者虽然也曾掀起了历史的波澜，但是他们的功业都是短命的，很快地便又被民众争自由的浪潮所淹没。
相对于斗转星移朗朗乾坤，人类是渺小的，是微乎其微的。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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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所任，为民谋利
薛胄，字绍玄。隋代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北周大将军薛端之子。薛氏从东晋时就是豪门世族，历代显赫。薛胄虽然生在豪门显族，但他聪颖好学，经常借阅那些束之高阁、无人翻阅的深奥古籍。每览奇书，对于其中所载的奇人异事，都细究深摩，直到了然于胸，晓解其义。少年时代的刻苦攻读，为薛胄日后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明帝时薛胄世袭爵位，赐为元城郡公，累迁司金大夫，加开府。周亡入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任兖州刺史。任内惠政德民，遂升任大理寺卿。到任后，薛胄发现监狱里人满为患，积案数年，无人过问，数百人多年监禁，仍未定案判决。于是他逐案审查，发现在押犯人大部分都是贫苦无助的百姓。因为诸如欠税逃租之类的原因而被羁押。薛胄只用了十余天即处理完毕，将无罪百性释放归田。隋文帝说：“赵绰断案多以法，薛胄断案多以情。”薛胄平暴除乱，执法宽平，昭雪冤案，深得民心。因此，他又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但是，终因他性情刚正，坚持原则，政见与当朝意愿不合，被贬出京。由于薛胄长年奔波迁徙，心力交瘁，病卒于途中。
薛胄在任兖州刺史时，曾治理泗河水患，修筑丰兖渠，变害为利。
兖州地势平缓，城东有两条河，一条叫沂河，一条叫泗水。在此汇合后转向南流，形成大泽，泛滥成灾，吞没农田、房舍，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
从北魏元匡修筑泗津桥堰到薛胄时，已历八十余年。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蚀，当年元匡所建的桥堰已被毁圯无余。又由于战乱，东魏娄昭攻取瑕丘城时，决泗河水灌城，致使堤防遭受严重智慧金言
地方史志都记载了薛胄在兖州的政绩。真正能够为人民带来千秋利益的事业，人民自会感恩戴德、永铭不忘。
此谓知之至也。
解读
人贵自知
常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是自己对自己人生存在价值的一个客观定位。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大多数人是很难把握自己的，所以也就很难客观地评判自己。所以也才会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之说。人在职场，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会做什么、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是最可贵的。只有对自己定位准确，才能使自己适得其所，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有不少人在树立理想、目标的时候十分在行，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却不会及时修正自己的目标，而是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条道上走到黑。表现在求职上，他们往往只考虑大单位、白领职位，年薪不能少于多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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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窃虚名，卓尔不群
魏舒，字阳元。战国时晋国任城樊（今山东济宁市）人。
魏舒幼年丧父，成为孤儿，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建造新的宅院时，有位风水先生看了看这所宅院的位置后说：“从宅象气势看，当会出现显贵的外甥。”外祖母因为魏氏甥自小就天性聪慧，心里认为必定会应验在他的身上。魏舒也说：“我当为外婆家成就这个良好的宅相。”
魏舒为人诚实质朴。看上去似乎有些迟钝，因此不为乡亲所重视，但魏舒对此也并不介意。在日常言行当中，魏舒并不刻意遵守平常人所信奉的礼仪行为，也没有做出过为人所称赞的事情。与人交往，总是宽以待人。从来不显扬别人的不足。他生性喜好骑马射箭，经常穿着皮制的衣服，深入山泽，以渔猎为乐。只有太原王又对魏舒说：“你的才德堪当国家栋梁，终当为台辅，只是至今仍然未能令妻子免于饥寒，我当尽力资助你。”于是常常给予接济，魏舒也坦然接受而不推辞。
魏舒曾经去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拜会朋友，适逢主人的妻子夜间分娩。不大一会儿，魏舒听到外面有车马声，又听有人问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回答说：“是男孩，记录下来，他十五岁当受到铁器伤害而死。”又问：“借宿的是谁？”回答说：“是魏公，叫魏舒。”十五年后，魏舒又来到这家，问起当年所生孩子的情况。主人说：“那孩子因为修剪桑树时被斧子所伤，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魏舒便知自己日后应会封爵为公。
魏舒四十多岁时，郡府推荐他当孝廉，宗族中年长的老人觉得魏舒没有学问，就为他筹划说，不要应召，这样还可以得个辞让的美名。大家也都认为不应召是上策。
魏舒不愿意这样假做作。他说：“去应召考试，如果因为自己的才德修养不行，不被选拔，那是我自己的责任。怎么能以不应召而获得一个高士的虚名呢？”
从此，他奋发上进，发愤学习，每百日诵读一部经典。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魏舒以对策升第。魏舒先被任命为渑池长，后升任浚仪会、尚书郎等职，又转任相国参军，封爵为剧阳子。魏舒善于决断大事，遇上众人难以决断的国政大事，他总能缓缓道来，详为筹划，其见解之深刻多在众人之上，因此深受晋文帝的器重。文帝曾称赞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晋武帝即位后，魏舒累官至司徒，为当时所宗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解读
必然问题的相对合理的解答
世界虽然看上去杂乱无序，但其运行是有规律的；万物的存在也都有其意义。认识世界是困难和复杂的，但简单地说，世界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我与我之外的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我与外在的一切的关系。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但是，世界又不能无视我的存在，也因为我的作用而使这世界有了些细微的改变。而我对于世界的影响，在于实践、在于思考，并由此而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而现实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都是事物存在的具体形式。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与现实的妥协的产物，是一种相对的合理，永远也没有绝对的求解。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只能是一种探索，谁也不能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还在不断地获得新的解答。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自身的认识，乃至一切知识的来源，都离不开实践。想要求取真理，必先付诸实践。学习与思考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学习是实践，当然也需要思考，而思考也就是实践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更高级的实践方式。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见《实践论》）“格物致知”就是教给人们求知和认识事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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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人宴乐游玩的时间力学不倦
鲁丕，字叔陵，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他性格稳重，好学不倦，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宴请交游上，常因此被人非议。但鲁丕依然故我，并欣然自得。经过不懈的努力学习，鲁丕通晓五经，尤其对《鲁诗》《尚书》深有心得，并以此教授弟子，成为一代名儒。
建初元年举贤良方正，鲁丕以对策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后又升任青州刺史、赵王相等职。前去向他求学者常达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影响很大。
鲁丕任赵王相期间，赵王商曾经听信巫医之言，想要移居学馆来避病。鲁丕谏止说：“我听《礼记》说，诸侯死于职任，大夫死在家里，人的生死各有天命，没有听说过有可以逃避得了的先例。学校是传授五帝治化之道的所在，是弘扬先王礼乐教化的处所，您却想废除杜塞这个神圣的净地，用来私相结交游宴，那些巫医相师的邪说妄语是不可听信的。”赵王因而对鲁丕感到敬畏。
鲁丕任赵相六年后，升为东郡（河南濮阳南）太守。他重视发展农田水利，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