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这样说：“早年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从经验中发现，那些来教堂结婚的男女们，虽然有长久相爱、想要结成婚姻的志愿，可是有许多对结婚方面该知道的，却是盲无所知，一点也不知道。”
他又说：“我们把婚姻中相互调适的大问题，交付给机会这两个字。结果，离婚的比例，竟达到百分之十六这个惊人的数目。这样的结合，不是真正的结婚，那只是尚未离婚而已，也就是让自己去受罪。
“幸福的结合，他们的婚姻并不听凭于机会，他们替自己细心谨慎的选择、计划，就像一位建造房子的建筑师一样。”
白特菲尔德为了协助这项计划的进行，许多年来，坚持凡请他证婚的那些男女们，必须坦白地跟他讨论他们未来的计划。由这项讨论所获得的结果，他得到了一个结论，那是急于结合的男女，他们都是“婚姻的文盲”。
白特菲尔德博士说：“性”——那只是婚后生活中一项满足、愉快的事。可是，必需把这件事调和的很适宜，不然，其他什么事也不用谈了。
可是，又如何使它适宜呢？
我们还是用了白特菲尔德的话来解释：“感情的缄默，必须代以客观的讨论能力，和对结婚生活的超然态度。”
但有些智慧是要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总结的，家的感觉更多地来自于家人所给予的爱的温暖。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女人是非常好的人，从结婚之日起就努力操持一个家。她会在清晨5点钟就起床，为一家老小做早饭；每天下午，她总是弯着腰刷锅洗碗，家里的每一只锅碗都没有一点污垢；晚上，她蹲着认真地擦地板，把家里的地板收拾得比别人家的床还要干净。一个男人也是非常好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工作认真踏实，每天准时上下班。他也是个负责任的父亲，经常督促孩子们做功课。按理说，这样的好女人和好男人组成一个家庭应该是世界上幸福的了。可是，他们却常常暗自抱怨自己的家不幸福。常常感慨“另一半”不理解自己。男人悄悄叹气，女人偷偷哭泣。
这个女人心想：也许是地板擦得不够干净，饭菜做得不够好吃。于是，她更加努力地擦地板，更加用心地做饭。可是，他们两个人还是不快乐。直到有一天，女人正忙着擦地板，丈夫说：“老婆，来陪我听一听音乐。”女人想说“我还有一堆事没做完呢”。可是话到嘴边突然停住了——她一下子悟到了世上所有“好女人”和“好男人”婚姻悲剧的根源。她忽然明白，丈夫要的是她本人，他只希望在婚姻中得到妻子的陪伴和分享。刷锅子、擦地板难道要比陪伴自己的丈夫更重要吗？于是，她停下手上的家务事，坐到丈夫身边，陪他听音乐。令女人吃惊的是，他们开始真正地彼此需要，以前他们都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爱对方，而事实上，那也许并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
幸福的婚姻有如宝石，最好是用素净的东西镶嵌。无疑地，幸福的婚姻如果是在一个容貌虽不姣丽，然而形体闲雅，气概庄严的身体内，那是最好的。同时，很幸福的人们多半不见得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大的才德；好像造物主在它的工作中但求无过，不求十分优越似的。因此，那些很幸福的人们多是容颜可观而无大志的；他们所研求的也多半是容止而不是才德。但是这句话也并不永远是真的，因为奥古斯塔斯大帝、泰塔斯·夕卜斯帕显努斯、法王好看的腓力普、英王爱德华第四、雅典人阿尔西巴阿底斯、波斯王伊斯迈耳都是精神远大，志向崇高的人，然而同时也是当代最幸福的男子。论起幸福来，浓郁之幸福胜于短暂的幸福快感。幸福中之最上者就是图画所不能表现，初睹所不能见及者。没有一种至上之幸福是在规模中没有奇异之处的。我们说不出阿派莱斯和阿伯特·杜勒究竟那一位是更大的戏谑者；他们两位之中一位是要根据几何学上的比例来画人，另一位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脸面中采取其最好的部分以合成一个幸福的脸面。像这样画来的人，我想是除了画者本人而外恐怕谁的欢心也得不到的。并不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不应当画出一张从来没有那么幸福的脸面来，而是他应该以一种幸运做成这事（如一个音乐家之构成幸福的歌曲一样）而不应该借助于一种公式。我们一定会看得见有些脸面，如果你把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来观察，你是找不到一点好处的；但是各部分在一起，那些脸面就很好看了。
假如幸福婚姻的主要部分果真是在婚姻的过程中的话，那就无怪乎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反而倍增其可爱了。“幸福人的秋天也是幸福的”，因为年轻的人，如果我们不特意宽容，把他们的青年也认为是补其幸福观之不足者，是没有一个可以保有其幸福的。幸福有如夏目的水果，易于腐烂，难于持久；并且就其大部分说来，美丽使人有放荡的青年时代，愧悔的老年时代；可是，假如幸福落在人身上落的得当的话，它是使幸福变得更为光辉，而恶习更加赧颜的。
让爱情和友情完美结合
友情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关系。恋人的关系，家族的纽带，尽管也是密切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们有着自然的、本能的要素。
真正的友谊，很少被本能的欲望与利害的权衡所驱使，因为它是心与心亲密地接触相撞而产生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强烈的共鸣，它是一种摈弃了其他任何目的的纯信赖的感情。朋友当然有许多种，亲密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我所讲的是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互相理解、信赖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们经常寻求；不过，也没有寻找很多的必要。假如我们能遇到真正的知己，即使只有一两个，那也将是人生巨大的财富，是生活给予我们的不朽的力量与最大的欢乐。
我们总是以为，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身体上强烈的吸引力。但我现在认为有这种吸引力再爱的关系是不重要的，而是，如果我们要的是丰盈的爱，可以维持终生的爱的话，我们必须超越人们的表象。
真爱根植于友谊，而不是身体的吸引力。或者，如同法国作家安东尼·圣艾斯培利所言：“爱，不是由彼此的互相凝视所组成，而是两个人一起向外看往同一个方向。”圣经上也是这么写的：“除非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信念，否则他们无法共同旅行。”这是很普通的想法，分享共同的目标和兴趣。成熟的尊重和彼此欣赏，是持久的爱的关系的基础。
列夫·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都是俄国文豪，他们有一段曲折动人的友谊。
1855年，托尔斯泰在彼得堡认识了比他大10岁的屠格涅夫。尽管屠格涅夫感到这个新朋友脾气大、倔强和甚至有时粗野，但对他却从心眼儿里喜欢，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1861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脱稿，邀请托尔斯泰到自己的新庄园，把稿子给他看。午餐后，托尔斯泰拿起稿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越看越感到兴趣索然，渐渐抛卷入梦。当他醒来时，发现屠格涅夫刚背过身子走出门，再也没有进来。
第二天，两人到诗人费特家做客。席中，屠格涅夫对教育自己女儿的英国女教师赞不绝口，因为她教导女儿为穷人缝补衣服，在慈善事业上捐款……屠格涅夫认为，这样会使女儿渐渐接近穷人。不料，托尔斯泰很不以为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我设想一位穿着华贵的小姐，膝上放着穷人又脏又臭的破烂衣服，在表演一幕不真实的舞台闹刷。”顿时，惹得屠格涅夫怒不可遏，大声咆哮：“这么说，是我把女儿教坏了？！”托尔斯泰也不示弱，两人在客厅里互相揪发抓头，乒乒乓乓大打出手，终致绝交。
两位作家就为区区一件小事，关系中断了17年。这段时间，两人都深感内疚和不安。
1878年，托尔斯泰采取主动，写信向屠格涅夫道歉：“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近日想起了我同您的关系，我又惊又喜。我对于您没有任何敌意，谢谢上帝，但愿您也这样，我知道您是善良的，我确信，您对我的敌对感情已经在我之先早就抛掉了……请您永远原谅我的一切，在您面前，我是有罪的。”
屠格涅夫立即写了回信：“收到您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对您没有敌对情感，假如说过去有过，那么早已消除——只剩下一个对于您的怀念。您曾经是我真心眷恋的人，您，作为一个作家最初的一步得到了我最先的祝贺……”
这一年，在托尔斯泰盛情邀请下，60岁的屠格涅夫到波良纳庄园作客。
等待屠格涅夫的时候，一家人都很激动。托尔斯泰把同旧友的和解称为“精神上的诞生”。
那几天，托尔斯泰一个字也没写过，寸步不离地陪着朋友。在家宴中，屠格涅夫还高兴地跳起古老的康康舞。这一天中午，托尔斯泰的妻子把大家叫到客厅，屠格涅夫在那里念了短篇小说《狗》。这回，托尔斯泰托着下巴，不时点着头，甚至为其中精彩的章节叫好。这次见面，虽然两人都有些拘谨，主人客客气气，客人小心翼翼，但总算言归于好了。
两年后，屠格涅夫又到庄园做客，那是阳光灿烂的5月。
托尔斯泰请客人郊游，两人还带着枪去打鸟。“砰砰”几枪，托尔斯泰打下了两只山鹬，屠格涅夫没有得手，一个劲儿地羡慕主人的运气。
夜幕悄悄降临，终于有一只山鹬向他飞来，枪响了。
“打死了吗？”主人站在原地喊道。
“啪一声掉下去了，您快让狗去捡。”屠格涅夫回答。
托尔斯泰让孩子们牵着狗跑过去，却一无所获。
“说不定只受了伤。”托尔斯泰奇怪地说，“狗找不到是不可能的。”
“不对，我看得清清楚楚，啪一声掉下去，不是受伤，是一下子死了。”他坚持着说。
“但是为什么狗找不到它呢？不可能的。”
“我没有撒谎，它是啪一声掉下去了。”屠格涅夫没法解释，只有再三重复原先的话。
虽然没有争吵，但鸟儿失踪给两人留下不快之感，仿佛他们之中有一个是说了错话。
这回由于大家都不愿意重复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便把这个争议搁下了。尽是在愉快的消遣中打发时间。
晚上，托尔斯泰悄悄吩咐儿子，第二天早点起来，去仔细找一找。
事情终于清楚了：山鹬被打了下来，正好卡在白杨树梢的枝桠上。
当孩子们郑重其事地把猎物带回家时，简直成了一件大事。两位老朋友的高兴劲更是无法形容，因为这次的枝节分歧没有产生裂痕，互谅互让使双方产生更深厚的友谊。
1882年9月3日，屠格涅夫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托尔斯泰悲痛欲绝，到处打听挚友患病和逝世的各种详情。他曾写信给妻子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说：“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我深爱着他，我想把他的作品都读一遍……”
友谊是爱的基石，每天它都会使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更加坚固。所以，不要让你珍惜的关系根植在不牢靠的身体上面，最好还是找个可以跟你分享生命、价值和目标的伴侣。
1896年的一天，契诃夫的四幕喜剧《海鸥》首次在彼得堡公演。
剧院里座无虚席。在右首的特等座位上，一位年轻、美丽、穿着素雅大方的女士，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台。她满脸绯红。看得出来，她是带着一种特别激动、紧张的心情来观看这次公演的。
第三幕开始了，女主人公妮娜与剧作家特里果林在告别。她递给他一个纪念章，接着说：“……作为临别纪念吧。我让人把你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刻在上边了……另一面刻上了你的一本书的名字……”。
“这太可贵了！”特里果林吻了吻纪念章说，“多么可爱的礼物呵！”
妮娜走了，特里果林拿着纪念章翻来翻去地爱抚着，清清楚楚地读道：“……121面，第11和第12行。”然后走到一边，又把这些数字读了一遍，问刚刚走进来的女主人：“这里有我的什么作品吗？”接着又读道：“121面
”……”。
他拿到了那本书，找到了那几行，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着：
“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他走到一边，把这句话又重读了一遍。
这样一个并不特别显眼的情节，却在这位年轻的女士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她一下子呆住了，好像透不过气来，脑子嗡嗡直叫。但她还是强自镇定，努力地记住了那几个数字，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好几遍：121面，第11和12行……
演出结束后，她心慌意乱地坐上马车，向家里驰去。
那是1895年2月的一天，契诃夫收到了高尔采夫（《俄罗斯思想》杂志主编）转给他的一个精致的小包裹。里面是一个漂亮的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金质的表链坠子，样式很特别，也很有趣，既不是通常的圆形、菱形，或长方形，也不是那种俗气的象征爱情的心形，而是一本书的模型。书的一面刻着：《安·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第267页，第6行和第7行。”
按照这个页码翻开《契诃夫小说集》，就会在《邻居》这篇作品里，找到我们已经从特里果林嘴里读到过的这样两行文字：
“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多么新奇的礼物，多么真诚的爱的表白！从这简短的一句话里，似乎可以感受到一颗充满着矛盾、痛苦，并与这种复杂感情进行搏斗的灵魂的轻微的颤栗。
这，到底是谁的赠品？
契诃夫立刻就明白了，完完全全地明白了：这是28岁的女作家阿维诺娃的礼物。
契诃夫仔细地把礼物珍藏起来，他一声也不响，既不回信，也不去看望。这是明明白白的，他们相爱几年了，已经达到心心相印，灵犀互通的程度，爱得热烈而又深沉，纯洁而又高尚……但他们又都明白，结合在一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阿维诺娃不仅有一个热爱自己的丈夫，而且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如果她要交出自己的生命的话，那绝不是一个，不是，而是4个，连孩子们在内。
记得有一回，他们和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谈到：因为选错了丈夫或妻子而不得不破坏夫妇生活，这样做对不对？有的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既在教堂里证过婚，就不能变动；有的举出了种种理由来激烈地反对。契诃夫听着，一语不发，但突然向阿维诺娃小声问道：“您的看法呢？”阿维诺娃不假思索地说：“先得断定这样做值不值得。”“我不明白，怎样叫值不值得？“值不值得为了新的感情而有所牺牲。……要知道，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孩子们。应该想到牺牲，而不是想到自己。这样一来，值不值得就很清楚了。”
这就很清楚了，他还不能作任何答复，但又必须有所答复……
一年后，他们意外地相会了。在一个作家举办的假面舞会上，阿维诺娃化了装，她戴着假面，嘴里含着一枚黑桃，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嗓音，径直走到契诃夫的面前，站住了。
“看见了你，我真高兴！”她说。
“你不认识我，假面人。”契诃夫仔细地瞧着她，回答道。
真的不认识吗？不，契诃夫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契诃夫挽住她的胳膊，带到一个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你知道，我的戏不久就要上演了。”
“我知道，《海鸥》。”
“那就很仔细地看吧。我要在戏里答复你。可是务必要仔细听，别忘了。”
“你要回答我的什么问题呢？”
“回答许多问题，务必细心听戏，都记住。”
阿维诺娃等待着契诃夫的这个许诺，她不安地等待着这一天……
“看来这就是回答，他从舞台上回答我了：121页，11和12行……”阿维诺娃在心里默诵着这几个数字，“但这个数字跟我刻在表链坠子上的完全不同。到底是怎样的回答呢？”她焦灼不安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