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刘少雄所说，由于近二十年词学著作出版甚多，平心而论，“刘氏对诸家词境的诠释与把握，对（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并非新颖的看法”。但是，要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刘若愚的英文词学专著出版在三十年以前（1974年版），当时中国大陆除了一些民国年间出版的词选或专著，就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所编选的教材，词学研究还是一片荒漠，不能与今天词学论著汗牛充栋的局面相提并论。所以，本着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观点来看，刘若愚的《北宋六大词家》具有如下一些学术特色：
第一，这是一部开英文论词专著风气之先的著作。
在《北宋六大词家》中译本出版之后，台湾学者刘少雄撰写了一篇书评《境界探索的起点——评刘若愚著、王贵苓译〈北宋六大词家〉》，谈到：“原书扉页有一段简介说：‘这是第一部有系统地、具批评性地探讨词（一种精妙优美文体）的英文论著。’确实，在这之前，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歌词的研究、介绍并不十分热衷，有关的单篇论文、学位论文及选集，都寥寥可数。而像刘著之专以论述一个时代（北宋）的词学发展，选择其中重要而具影响力的六大词家——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苏轼、周邦彦，详切就其‘代表作品’加以评释，这种结合词史、词选性质的著作，确实凤毛麟角。此书对词学的推介之功，不言而喻。”此书在西方开词学研究之风，今天的中国词学研究要走向世界，本书的英文原本值得借鉴。
第二，这是一部有理论观点，有评价方法的体例完备的著作。
刘若愚评论诗词有自己独特的诗观：“诗是境界和语言的双重探索。”有自己的评价方法，一是“这首诗是否探索它独有的境界？”二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它是否开创新的局面？”由此判断这首词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伟大的还是平庸的。在上述观念和方法指导下，刘若愚建立起评论词家的完备体例：首先是选词和翻译，其次是注释词中的典故，三是标示词的声韵谱，四是详细评释赏析，五是总论，分境界探索分析和语言运用分析两个主要部分，语言分析包括用字、句法、意象、典故、声调等等特色辨析，最后在与前后词家比较之中，论定其在词史发展上的贡献和地位。这种有观点有方法的著述特色，很值得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参考。
第三，这是一部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立论公正平允的著作。
刘少雄在《近现代词学批评方法论》一文中评说：“大陆以外的学者，少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词学批评方法新旧并陈，研究的领域拓宽了，而且也较能专注于词的艺术性的探讨。王国维的影响是依然存在的。譬如刘若愚秉持其诗观以论词，以为诗（广义的诗）乃诗人对境界及其赖以表现的语言的探索，便显然是王氏‘境界’说的后继者。其《北宋六大词家》，应用了实际批评的方法，颇能就词中用辞、造句、意象、典故或音律等形式特质，配合其内容意境，作细密的论析，在西方汉学界颇有启迪的作用。”的确如刘少雄所说，刘若愚评词，秉持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不受政治风气干扰，颇能得出经过独立思考的公允结论。如其对柳永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其对词史发展的重大贡献，一方面也指出其缺乏深刻而复杂的思想，不能与苏轼、辛弃疾相提并论。反观中国大陆词学界，“文革”以前，一味推崇豪放派，贬低婉约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度矫枉过正，掀起一阵肯定婉约派、格律派，不承认豪放派的思潮。到如今时过境迁，回头看看，还是刘若愚的结论比较公正平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四，这是一部在词的赏析方法上颇有建树的著作。
词学批评包括针对理论批评（针对词史和词论）和实际批评（针对作家作品）两方面。刘若愚在词人词作的评释中，中西比较、各个词人相互比较、一位词人前后期比较，不同题材风格比较等方法，使他的评释赏析精细顺畅，令人信服；尤其是在境界探索与语言运用两方面仔细比较六大家之间的微妙异同，更见出其对词境把握的深厚功底和审美敏感；其建立的意象分析法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值得借鉴。对比之下，中国大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刘逸生的《宋词小札》和沈祖芬的《宋词赏析》开创赏析风气，叶嘉莹的中文词学论著掀起读词热潮，其后始有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古典诗词系列鉴赏辞典出版。虽然词作赏析已成风气，但一般的赏析文章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不在少数，并不能通过赏析把握词作与词作、词家与词家的细微异同。就此而言，刘若愚的书仍然能够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刘若愚的词学研究专著《北宋六大词家》其实并未过时，其中文译本只在台湾发行，中国内地各大图书馆收藏的不多，一般研究学者或大学生、研究生知其名而未睹其书。所以，该书的中译本也有经过修订在大陆再版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