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首先区别两种中国诗歌的翻译者：作为翻译者的诗人（或简称诗人—翻译者）和作为翻译者的批评家（或简称批评家—翻译者），并指出他们有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读者群。诗人-翻译者是一位诗人或不成功的诗人，他自己的缪斯女神暂时或永远都不会用翻译作为给自己的创造再充电的方式。他的主要目的是以他对一首中国诗歌的理解或误解为基础用英语写一首好诗，不管他如何达到这一点。批评家—翻译者是用英语写有关中国诗歌论著文章的批评家，他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他阐释的一部分说明这首诗本来的样子是什么。至于各自读者，诗人—翻译者针对那些不懂中文但喜欢读英文诗歌的人，而批评家—翻译者可能有几种读者：学习中国诗歌的说英语的学生，他们正努力和原文做搏斗并需要指导和帮助；希望把他人对中国诗歌的阐释和评价和自己的作比较的专家；出于比较或其他学术目的而不是简单欣赏的目的，那些不懂中文但对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兴趣很浓的人。第一种读者，包括大多数不专注于亚洲研究的为流行出版物和期刊写书评的人，他们不知道或不关心译文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原文，当他们说一部作品是很好的译本时实际上是说它用英语读起来很好。其他的读者则需要知道译文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原文而不简单地知道它用英语读起来怎样好。
这两种翻译者当然不是相互完全排斥的，确实他们会巧合：同一个翻译者应该既是中国诗歌有能力的批评家又是英文有能力的诗人，但在实际情况下很少翻译者能不用任何帮助直接从中文翻译成英语，同时自己又是有所建树的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似乎是唯一的例外，但他的翻译甚至也不免明显由于误解原文而不是作为诗歌从而允许存在的一些错误。其他中国诗歌翻译者则形成了整个译者群，从一个极端自由发明不讲究忠实原文的庞德（Pound）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忠实原文但缺乏诗意的高本汉（Klas Bemhar d Johannes Karlgren）。总的来说，懂一些中文或根本一窍不通的诗人—翻译者如庞德、艾米（A my）、洛厄尔（Lowell）、威特·比勒（Wit ter Bynner）和肯尼提·瑞克斯（Kennety Rexroth），或者对本土学者已有的翻译予以再创造或合作者。不幸的是，他们选择的合作者或本土信息源常常被证明是对中国诗歌所知甚少的人。然后就有一些翻译者似乎主要致力于创作出中国诗歌的有诗意的英语译文，如亚瑟·渥里（Ar-thur Waley）、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哥扎姆（A。C。Graham）、布顿·华森（Burton Watson）和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 Chaves），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自己就是著名诗人。除了做剑桥大学生的时候所写的一些早期诗歌和一两首自我模仿的作品外，瓦雷里没有出版自己的诗歌；格雷汉姆至少出版一本原创的诗集，其他人据刘若愚所知都没有出版自己的诗集。转到批评家—翻译者如汉斯·弗兰克（H ans Frankel）和斯蒂芬·欧文（Stephen Oven），他们当然也希望写出可以阅读的中国诗歌的英语译本，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论证原诗的某些特征和特质而不是用英语写出优美的诗歌。当然，刘若愚把自己也等同于这一类。
因为诗人—翻译者和批评家—翻译者有不同的目标和读者群，他们自然在翻译的方法上有所区别。第一，当面对一首中文陈词滥调的诗歌时，诗人—翻译者会提高修饰而不是用英语的套语来取代；而批评家—翻译者就会觉得有义务指出它是一首落入俗套的诗歌。第二，在中国诗歌充满了引喻的情况下，一位诗人—翻译者会避免累赘的脚注而或是意译或把他认为必要的解释加入译文；而批评家—翻译者会保留所有的引喻然后加注释或评价来解释它们的意义和诗学功能。
刘若愚认为，现在可以平息直译和意译之间古老的争论，或至少用不同的术语来讨论这个问题。不问应该直译还是意译，而应该问什么中文语言结构能够实现诗学功能和什么英语语言结构能够实现相似的诗学功能。诗人—翻译者可能不过分关注第一个问题但应该注意第二个问题，使用任何他认为能够最好的实现理想的诗学功能的英文语言结构。相反，批评家—翻译者将想到他的职责是说明某种诗学功能是如何被某种原创的语言结构实现的，不管这种结构能否用英语加以复制，如果复制的话，它们是否能实现英语中相似的诗学功能。他也许不得不二者选一：或者去复制原创的语言结构，如果可能，不管它们在英语中是否有诗意上的效果，而告诉读者它们在原文中是如何作用的；或者用他希望能实现相似诗学功能的英语中不同的语言结构来代替，然后告诉读者这些功能在原文中被其他艺术方式实现。
在实践层面上，刘若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翻译中国诗歌时遵循中国句法来保留潜藏在它之下的感觉模式是绝对必要的还是往往可能的？
这个问题第一部分的答案是它取决于原来句法所实现的是什么语义和诗歌功能。有时必须保留原来的句法，如在诗句“青青河畔草”中，它首先表现了一种感觉印象，然后指出它的方位，最后确定产生这种印象的对象，这样一来读者觉得仿佛他正在直接体验这种风景。如果我们翻译成“Green，green；the riverside grass”，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原诗的效果。它只增加了定冠词算是对英文语法和惯用法的让步，没有改变或抽离原诗的效果。但如果我们译为“T he grass by the river is very green”，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断言，读者会觉得他正在被告知而不是正在体验什么。不过在其他情况下，翻译中通过改变句法能保留甚至能更好的产生诗句的语义和诗歌效果。杜甫的《石壕吏》最后一句原文是“独与老翁别”。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Alone with the old man I parted”，除了不符合惯用法外，它也不能说明这一点，即诗人独自告别老翁是因为老妇人已经离开了。这就是刘若愚为什么把它译为“And said goodbye to the old man alone”。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的译文“Only the old man was there to see me off”之所以恰当，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
简要说来，批评家—翻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处在和原来的作者与作为读者的批评家之间相同的关系上。批评家—翻译者的任务是在诗歌的境界与读者的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并且如果不能复制，就去描述体现诗歌境界的原来的语言结构。由于批评家—翻译者为之写作的这种读者被认为是寻求知识而不是仅仅寻求快乐，对批评家—翻译者来说传导比取悦更重要。对他来说翻译自身不是结果，只是阐释过程的一部分。刘若愚最后补充指出，任何诗歌永远不可能有确定的翻译，正如任何诗歌永远不可能有确定的阐释一样。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译本和歪曲都是同样可以接受的，正如不是所有阐释和误读都是同样有效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