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的主要内容如上所述，研究者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尽管此书的出版迄今已近二十年，书中的某些观点已被其他学者阐释过，不再新鲜，还有一些观点放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下也不无商榷的余地。然而纵使如此，刘若愚此书中所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所谈到的一些学术问题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和启发，翻译、介绍、研究它对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不无裨益。众所周知，我们所处的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多元化倾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纯粹的学术知识的积累对一个真正的研究者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像从前一样绝对的第一位置，尤其是在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或研究成果时尤其如此。很多研究者迫切地关注如何打破目前的学术格局，如何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来，于是纷纷将国外各种观点介绍过来，一时间颇有万舸争流之势，然而一段时期大浪淘沙后剩下的真正能为我所用的只如寥寥晨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在借鉴参考国外相关理论成果时，学与思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特别是思想引进有时更具有优先位置，毕竟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思想”；至于思想的具体内容，尚居次位。作为动词的思想（也即如何思想）与作为名词的思想不同：前者无所谓进步与落后，无所谓过时。
因此从“思想”这个层面上来看，刘若愚《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具有值得研究者重视的显著特点。首先他在写作这本书时有意识地立足于摆脱、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而进行中西文论比较研究，视野相对开阔，立论平和精当客观妥帖。这部分可能是由于他所接受的融合中国古典传统学问及西方文学研究于一体的特殊教育和研究背景。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初刘若愚在北京所受的教育是那种传统中国经典和现代西方学科的混合课程，覆盖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主要方面，也包括一些知识渊博的中国传统学者讲授的如古文写作等的课程。后来他多年一直生活在海外，接受了理查德、燕卜荪及新批评主义者和现象学者像胡赛尔、梅洛—庞蒂、英加登、杜夫海纳等、象征主义者和后象征主义者诗学批评家如马拉美和艾略特等多方面批评理论的影响。这种融贯中西的特殊背景使他视野极其开阔，能够比较真切地认识中西文论，而不会像不少研究者那样或许理论上提倡公正客观的态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然仅仅人云亦云生吞活剥地接受对面的思想文化。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使他对提出融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内在方法于一体的批评理论实践体系很感兴趣。这实际上和他在《中国文学理论》所表达希望达到的“世界性文学理论”（an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的目的完全一致。
为了构建真正的比较诗学，《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首先在材料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种别具匠心的、被刘若愚称为“并置”的方式（juxtapose），即把中文文本和西方文本放在并列地位而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比如将宋代苏轼和明代谢榛对语言和思想、诗歌媒介和创造过程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与现代西方诗人瓦雷里和奥登的有关观点进行平行比较。这种安排材料的方式并不是无意为之或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有着明显的学术意图。刘若愚在引言中说明了他之所以如此安排的三个原因：“首先我并不想主张中国诗学时间顺序上的优越性，而是关注一种独特的中国诗学理论，它相当有意思，而且和西方诗论有很多的可比性。其次，我认为只有通过把两种不同传统并置的方法，我们才能引进各个传统中独特的理念。再次，这种并置也使我们开始意识到各个传统之下有关语言、诗歌、诗学、诠释本质上的没有言说的预先假设，从而为摆脱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建立真正的比较诗学铺平道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
除材料安排方式外，纵观全书我们处处可以体会到刘若愚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用意，欣赏到他对不少重要中西文论平实客观的比较研究。书中涉及了现代西方很多文艺理论流派和思想，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艾略特、伽达默尔、英加登、伊塞尔、德里达等人的主要观点几乎都进行了分析。然而，如此全面地引进西方文论并没有导致他机械地将之全盘套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古典文论的解读上。恰恰相反，在把每一种西方理论和中国对应理论进行比较时，他都能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到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两种文论必然的差异。这种几乎不带偏见的批判眼光使他能够超越狭隘的视野相对科学地评价各种文学理论的意义价值及其区别，立论扎实。例如跋语《非个性的个性》中刘若愚谈到叶燮和艾略特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如二人都承认传统以及个人才能的重要性，都相信传统不但需要连续也需要变化，但他立刻指出由于理论针对对象的不同，二人存在着观点和强调内容的不同：叶燮为反对主张模仿特定时期的古代诗人的复古主义者，特别强调个人才能、勇气、判断和力量，而艾略特为反对后浪漫主义对原创的强调，声称在诗歌中没有绝对的不依赖过去的原创，更注重传统和学的因素。这样同与不同两方面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视野。书中像这样的观点罗列与辨析俯拾皆是，可见作者态度之严谨科学。而要在如此庞杂的中西文论中有系统地梳理出多处具有可比性的内容要点并上升到一定高度，也足以显示出作者学识之不凡及用功之勤奋。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古典文论研究中，在融合中西的尝试过程中，寻找发现传统中国诗歌批评家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家一些共同的关注焦点是很多国内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刘若愚的《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在这方面也做了富有成效的尝试。《阐释悖论》一章就从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的两个契合点：一是中国“参”的观念和现象学“互为主观”的概念可能具有可比性。一是中西有关意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诠释的多义性的理论。这两个契合点都是中西文论中比较重要的观念，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者时至今日对这个问题似乎都不太重视，对此的探讨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和深度。刘若愚此书的研究应该说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其次，尽管站在对中西文论客观研究的立场上，《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这一书名本身就表明作者不会对中西有关语言、悖论、诗学理论进行完全平均着力的对比探讨，而是集中力气在“中国视野下”即中国传统文论上。很多学者在阅读海外学者的汉学著作尤其是有关古代文论的著作或论文时，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们书中所引用的中国材料其实大多数都是国内同人耳熟能详的非常普通常见的材料，但由于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他们在这些普通材料的选择组合和解读中却经常会产生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或理论系统，这些见解或理论系统乍看上去或许有些突兀，仔细分析却有一定道理。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把中国文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几个相互影响和综合的部分就是如此，后来因此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一书同样具有这个特点。如本文在内容介绍中所述，此书从语言悖论入手，将儒道两家以及此后批评家有关语言悖论和言意关系的理论一一梳理，其中包括《老子》、《庄子》、《列子》、《论语》、《孟子》以及扬雄、欧阳建、刘彦、袁宗道和禅宗的相关观点，这种材料组织方式目前学术界似乎使用无多。对一些经典名言如《老子》中“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孟子》“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等一一提出新的解读方式，认为它们都是语言悖论的例证。他的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据，颇有见地，可以启发古代文论研究者扩大范围转变思路，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几本经典几个名句，从而将更多的文本纳入研究视野。就目前学术现状来看，这个转变似乎很有必要。
刘若愚阐释重建中国视野观照下的语言、悖论、诗学理论的积极努力与丰硕成果在第三章《悖论诗学》里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认为对语言悖论和诗学元悖论的意识最后导致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形成了以言少意多或其极端形式无言而无不言为规则的悖论诗学，这种诗学以刘勰《文心雕龙》的“隐秀”发其端绪，贯穿了唐以后的整个诗学主流。从王昌龄《诗格》对简洁暗示的偏好、王维李白的诗歌、皎然《诗式》“两重意”“三重意”“四重意”、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黄庭坚“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杨万里“去词去意”说、姜夔“四高妙”说、严羽兴趣说、谢榛“辞前意”与“辞后意”说、很多明代诗人对趣的强调、王士祯“神韵”说一直到张炎“清空意趣”说、王国维“境界”说，几乎涵盖了审美层次上中国诗学绝大多数重要的观点。刘若愚把如此众多诗学观点第一次用悖论诗学这一红线贯穿起来，梳理出一条线索，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悖论诗学的发展脉络，确实有开创之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阐释悖论》这一章是刘若愚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的中国文论问题史。这种理论框架的建构立意新颖独到，逻辑清晰严密，无疑富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一位语际批评家对中国文论史的深刻认识和精心研究。
此外该书还有一些其他优点，如文笔清新流畅，对一些中国名诗如王维《鸟鸣涧》和《辛夷坞》的解读也非常精彩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穿越时空的距离，刘若愚的《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的确可以给当代研究者提供不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