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出版后，当时在哈佛大学、现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发表了一篇书评，他谈到：语言的不恰当性以及如何克服它一直是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都梦想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出传递的所有内容而不损害意义的丰富性以及思想、感情和经验的起初的完整性。他们渴望一种清晰、准确有效的语言，排除了它的模糊、内在的局限以及不可避免的隐喻性，这种理想的语言可以通过传递却不减少意义、内容或所指。不过我们使用的语言没有达到这个理想媒介的标准，哲学家和神学家觉得它远不如人意，抱怨它的无用或甚至试图去取消它，而诗人强调无言的意义并主张“诗歌中言少意多”的观点。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都用语言来表示它所谓的不恰当性，不过这种不恰当性的指责本身就存在相互抵触、讽刺或如刘若愚所说的悖论的必然。刘若愚引用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文本试图给“悖论诗学”下个定义，并很有说服力地谈到了中国传统中这种悖论诗学在诗歌写作阅读和阐释中的结果。
读过他早期著作《中国诗歌艺术》（Chicago，1962）、《中国文学理论》（Chicago，1975）和《语际批评家》（Bloomington，1982）的读者都知道刘教授对宽广复杂的中国诗歌和诗学领域涉猎得多么广，由此他写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它的各种概念、假说和方向的著作权威而具有说服力。像常常在他对文学的讨论中发现的那样，这本新书里读者可以期待同样的博学睿智和资料丰富。如果说更早的作品中他超越了其他用英语写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的人，那么公正地说，他在这最后一本书中超越了自己。这本书更集中地概述了中国文学，从而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并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诗歌中老庄思想影响的重要、道家和禅宗语言怀疑论的含义、强调含蓄或含混以及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如此容易被接受的阐释的多义性。换句话说，这本书不是仅仅把作者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谈论的中国文学理论改写了一遍，而是有一个强调诗歌语言阐释含义的集中的主题，它在中国传统中已经被认识到而且在诗歌和诗学中表现了出来。
通过把中国和西方文本并列放在一起和提出“传统中国悖论诗学与当代西方诗学和阐释学之间可能的结合点”，刘教授显然想把这本书写成比较诗学的一个样本。确实这本书所引用的中国文本的阐释明显地充满了作者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而且其中许多地方很有见地地分析了中国概念和表述以及对应的西方概念和表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分歧。例如，作者发现中国“参诗”的观念和“互为主观”的现象学概念存在一些基本的相似点，因为它们都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鲜活的存在，“一个互为主观的有意图的对象”，而且都“让读者承担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对“言外之意”的强调以及它合乎逻辑的结果即阐释的多义性被拿来和西方不确定的概念和文本具体化做比较；对严羽、王夫之的讨论以及他们的观点与罗曼·英加登、伊塞尔观念的相似性是该书最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段落之一，刘教授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比较主义学者。
但刘教授没有声称给我们提供一种比较诗学，而只是“一种中国诗学”，他谦虚地表示愿意“为真正地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诗学铺平道路”。放在这样一个视角下，那么这本书令人赞叹地达到了它的目标。作为对待中国语言概念和中国诗学传统的阐释含义的先驱者性质的著作，它开启了一片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激动人心和最有前途的领域，指出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没有哪位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批评感兴趣的人会忽视这本书所谈论的重要问题或它提供的有价值的眼光，沿着它开启的这条道路进一步研究将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它的论证。
当时在乔治城大学、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David Palumbo-Liu教授也发表了一篇书评，最后谈到：“这本书最大的长处之一在于对读者提出疑问，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地质疑语言、悖论和诗学——什么是语言？确实有这些悖论吗？语言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本书十分重要、内容丰富而又具有召唤力，它让人思考这些问题并既欣赏到它们的复杂性又欣赏到刘若愚对它们的深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