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我想教你两件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德马蒂尼，意味深长地说，“第一，切记不要从封面来判断一本书的好坏，因为封面有时也会蒙骗你，我敢打赌，你一定认为我是个老乞丐，是不是?”
“嗯，是的，先生，我是这么想的。”德马蒂尼坦白地说。
“嗯，年轻人，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的。不过，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神秘地笑望着德马蒂尼，“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人们梦寐以求的任何东西我几乎都有。”说着，他收敛起笑容，目光也从德马蒂尼的脸上移向了远方，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一年前，我妻子死了，我为她祈祷，请求上帝保佑她的在天之灵。从那以后，我开始追忆过去的岁月，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我知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我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体验过，比如做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就这样，在过去的一年里
好心的老人为他指明了眼前的路，也为他指明了一生的路。老人不仅是一时的老师，更是永远的朋友。，我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到处漂泊，到处乞讨。”说到这儿他把目光再次移向德马蒂尼，“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否则会受骗的。”他顿了顿，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我要教给你的第二件事是要学会如何读书。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别人无法从你的身上拿走的，那就是智慧。”
说到这，他伸出一双肮脏不堪的手握住德马蒂尼的右手，把刚才从书架上找到的书放到德马蒂尼的手上。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不朽的经典。
然后，他又带着德马蒂尼回到来时经过的那个过道，向那位笑容可掬的老太太道谢之后，下了台阶，返回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街上。在他们即将分别的时候，他再三叮嘱德马蒂尼永远不要忘记他的教诲。
德马蒂尼发誓：他将永远铭记于心。
回家
文/［美］里贝尔梁莉
哈里回来了，6个月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早上醒后惬意地看看窗帘在晨风中飘动。回家的感觉真好，但似乎有点儿遗憾。
6个月前，作为镇上收税员的哈里，在汽车展销会上看中了一款心仪已久的轿车，但当时手头缺现金，就问汽车销售员能否把这笔交易推迟到下周二。销售员说汽车当天必须买走，并且要付一大笔首付款。情急之下，哈里动用了保险箱里的税款。车到手后，哈里开着它直奔波特兰市，准备把他存在银行保管箱里的一些债券兑成现金。不料，在去的路上，由于车打滑，出了车祸，哈里被送入医院，神志不清地躺了一周。当然，动用税款的事就败露了，他被判了6个月监禁。
父亲痛心地说：“儿子，你真糊涂啊。”
“我知道，爸。”
“你在镇上的信用一向都好，麦克唐纳在你每周只赚15美元时就为你开了一个赊欠户头。取得了他的信任，你在镇上任何地方都容易贷款。”
“对不起，爸。”
“如果你今天要去镇上，替我买些剃须刀片，好吗?”
哈里没出门，整天在花园里忙活着。第二天，父亲问起刀片的事儿，哈里回答说他没去镇上。父亲严肃地斜眼看了他一下。母亲赶紧去镇上把刀片买了回来。
“你有什么打算吗，孩子?”几个星期后父亲问道，“我们并不是要赶你走——这是你的家，但……”
哈里正看着《波特兰日报》，说：“正好，他们在招聘清洁工，我明天准备去应聘。”
哈里乘公共汽车去了小镇北边的山区，来到靠近加拿大边境的森林找工作。他找了一份不要求个人档案的砍伐工。他每天工作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觉得非常自由，自由的感觉是如此美妙，以至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劳作的艰辛。
但他忘不了家里的亲人，父亲话语中那忧郁的、掩饰不住的无奈让他无法忘怀。
他又回来了，坚定地、平静地乘公共汽车在小镇中心下了车。只要他还想给亲人们带来一些安慰，或是想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就得面对全镇的人。
汽车停在了麦克唐纳店前，哈里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儿，麦克唐纳就坐在店前的长椅上。
“你好，麦克唐纳。”哈里礼貌地打招呼。
麦克唐纳冷冷地、默默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缓缓地跟着哈里走进店中。
“我买几件白衬衣。”哈里说。
“15号，34的袖子。”麦克唐纳说道。
哈里把手伸进裤兜，紧抓着一卷钞票，“再要几双袜子，颜色要黑的和灰的。”
“袜子是11号。”
哈里选了6双，他还挑了两条领带和3条内裤，做这些事时他的手一直放在裤兜里抓着那把钱，实在等不及要把钱拿出来了。
“就这些了，一共多少钱?”
柜台上有一本记账本，哈里看着麦克唐纳打开它，翻到B字打头的那一页找到“巴尔·哈里”。
“一共是22美元50美分。”麦克唐纳边说边在账本上记录着。
哈里用不着掏出裤兜里的钞票了，他的手慢慢放松了。手从裤兜里退出时，空空的，但满手是汗。
麦克唐纳把东西包好，递给哈里，说：“再来啊，哈里。”
哈里提着包，走在街上，脸上露出释怀的微笑，嗓子眼儿像被什么堵得满满的。他回家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他不用再害怕什么了。
是麦克唐纳的宽容与信赖，使得哈里不再惧怕面对全镇的人，不再惧怕面对自己的过去。
老
文/王国华
电台直播间接到一个电话，彼端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我要点一首歌——《生日快乐》。”平时点歌的都是一些学生。没想到老年人也来赶时髦。女主持人感到很有意思：“老大爷，您要点给谁呢?”“点给我自己。今天是我的生日。”主持人有点儿意外：“老人家，那您现在在哪里呢?”“在家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哦，主持人明白了。这一定是个孤苦无依的老人。真不幸。
“好吧，一首《生日快乐》送给这位老大爷，虽然只有您一个人过生日，但现在所有的听众都在为您祝福。我们都是您的亲人。”主持人说话很得体。但是老人告诉她：“孩子，你误会了，我有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在这个城市里。”
什么?儿女都在一个城市里，居然不来为自己的父亲过生日!老人接着说：“是的，他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但他们太忙了，女儿要加班，儿子要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讲话，他们实在脱不开身子!”
“您真的是一个好父亲，这么理解他们。”
老人哽咽了：“是的，我总是跟他们说——你们还年轻，一切应该以工作为重，把精力多用在自己的事业上吧。我一个人过惯了，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不想这么说了。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该把自己从他们的生活中割裂开来。即使他们事业上真的有了大成就，他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毕竟，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渐渐变老……”
导播间里，那个女导播员已经泪流满面，她不知道，父亲执意要跟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么一番话。她想好了，下了班，自己要马上赶回家。是的，时间还来得及。
我们常常把亲情第一挂在口头，而很多时候，恰恰是许多不起眼的小事让我们忽略了亲情的存在。让我们放下心灵的羁绊，重拾往日的亲情吧!
难忘的新年
文/资逢春
我叫安德烈，是西伯利亚农场的一名农艺师。我想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新年的前一天。
一年前，我第一次来莫斯科出差。很快办完了公事，我决定在莫斯科过新年。可是去哪儿呢?一个熟人也没有，除了尼古拉，我刚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他邀请我一块儿过新年。我拨通了尼古拉的电话，他看到我果然很高兴，可他在新年前夜有值班任务，过一会儿他又说，可以把我介绍给一个好朋友。
我们来到莫斯科一个叫切烈穆斯克的新区，这儿全是新的建筑群，尼古拉的朋友也住在一幢新房里。一位可亲的老奶奶接待了我们。不一会儿，她让我们去商店帮她买芥末，我当然主动请缨，商店就在旁边不远，刚刚路过时，我看见过。很快我就找到了商店，买好芥末，正准备往回走时，我一下就慌了，该去哪儿呢?不知道地址，我忘了问，哪幢房子?哪个房间呢?我都没记住，甚至尼古拉朋友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放眼望去，所有的楼房都一模一样，怎么办?站在街道上，我焦急不安，却又束手无策。
突然，一个女孩儿从我身边走过，问：“您怎么在这发愁呀?马上过新年了!”
我不好意思地讲了我的情况。姑娘笑了说：“呀，我就是尼古拉的朋友呀，我叫微拉，都找了你一个小时了，咱们快回家吧，过新年了。”
尼古拉的朋友们对我都很热情，尤其是微拉，我们一直跳舞，我跟她谈论西伯利亚，讲述自己。
“知道吗，微拉，跟你在一起，我多开心啊!等你大学毕业，一定要去西伯利亚看我，一定要去!”
第二天早上，微拉告诉我：“别生气，我骗了你，我根本不认识尼古拉，当你讲述自己的遭遇时，我感到很遗憾，所以就邀请你来做客。”
我当然不生气，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个新年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过的新年，而今年，我则是在西伯利亚过的，当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我可爱的微拉!
谎言并不都是可恶的，有时善意的谎言不仅会使自己拥有好的心情，也会使别人收获快乐。当别人处于困境需要帮助时，请主动伸出援手，你会收获同样的快乐和幸福。
给妈妈的信
文/赵强
我决定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时，我还不到十七岁。妈妈竭力劝说我放弃这个理想，但最终还是在同意我一参军的文件上签了字。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送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在加入海军陆战队前，我还从未去过离新泽西的家80千米以外的地方。
到菲律宾快两年了，我已经把这儿当成了家。一天，我被叫到博伊德中校的办公室。中校看起来很和善，但我敢肯定他叫我来不是为了打发时间。
中校正在看文件，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忐忑不安地等着。忽然，他抬头问道：“列兵，为什么半年多都没有给你母亲写一封信?”
我感到腿有些发软，暗自思忖：真有过这么长的时间吗?
“长官，我没什么可写的。”
中校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当时的实情是，在闲暇时间，我们这些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有太多的开心事去做，对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
博伊德中校告诉我，我妈妈已经找过美国红十字会，接着红十字会又和他就我不写信的事进行了联系。随后，他问：“列兵，看到那张办公桌了吗?”
“是的，长官。”
“拉开桌子的抽屉，里面有纸和笔。马上坐下来给你妈妈写点儿什么。”
“是，长官。”
写完一封短信后，我又站到中校面前。
“列兵，我命令你至少每周要给你妈妈写点什么。明白了吗?”我照办了。
大约35年后，年迈的妈妈脑力开始下降，我不得不送她到疗养院。给她收拾行李时，我翻看着一只旧的松木箱子。在箱子底部，我发现了一捆用鲜艳的红丝带捆扎的信件。
这是我在菲律宾时被命令写下的那些信件。整个下午，我坐在她公寓的地板上一封封地读着这些信，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年青时由于疏懒而使妈妈何等不安。
直到那一刻，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对妈妈来说，这也许太晚了，但对我还是有用的。
如今，我已用不着长官站在面前命令我定期给亲人写信了。
被别人提醒才知珍惜亲情的人，悔悟的同时心中应有份羞愧。亲情永远不应被遗忘。因为它常伴我们左右，让我们为之感动。
穷人的方式
文/杨国华
一对农民夫妇十五岁的儿子得了一种恶性皮肤病，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夫妻俩借了所有能借到的钱，领着儿子到处去看病。那年冬天，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母亲陪护儿子治疗，儿子睡在病床上，母亲就和衣坐在冰凉的水磨石板上，几十个日日夜夜，她没有安静地睡过一宿觉。母子俩吃的都是从家里背来的煎饼和咸菜，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午餐的时候，总会给他们打来两份饭菜，而母亲依旧吃着煎饼和咸菜，把另一份留给儿子晚上吃。后来，儿子的病情不断恶化，医生告诉母亲：“儿子的病治不好了，维持生命需要很多的钱。”母亲回到病房，默默地收拾行李，然后平静地对孩子说：“咱们回家吧。”说完，母子两人在走廊里抱头痛哭了整整一夜。天亮时，便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再后来，孩子的不幸遭遇被一些媒体报道了，好心的人们纷纷捐款，连学校的孩子也将自己的零花钱一分一分地捐了出来，希望能留住他的生命。然而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孩子还是死了。孩子在离开人世之前，把能够知道姓名的好心人一个一个地记在笔记簿上，他告诉父母：“我不想死，可我知道自己的病拖累了你们。我死之后，一定把这些钱还给人家。”终于有一天，孩子走了，孩子走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像睡着了的样子。
埋葬了孩子，这对可怜的父母显得苍老了很多。虽然家里已是空荡荡的，连生活都成问题，但他们还没有遗忘孩子的遗愿。夫妻俩变卖了家产，踏着积雪，敲开那一扇扇门，把钱一笔一笔地退给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并对那些好心人说：“孩子已经走了，多谢你们帮忙。”人们拒绝接受，他们哭了：“孩子的心愿不能违呀!”大伙只好含着泪收下。可是，那些无法退回的钱，他们却用来作为一个基金，谁家有病有灾的，尽可以拿去使。其实，他们正是最需要钱的。然而，他们却帮助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们。
他们说养了一年的猪可以卖了，承包的果园也能收入点钱，他们想把那基金再充实一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流着泪听完了这对夫妻的诉说的。为什么最应该得到金钱和帮助的人，却那么慷慨地建立一个基金?在高度物质化的社会里，对照他们，在精神上是穷人还是富翁，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有爱，有一颗无私的心，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定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
一张汇款单
文/孙光
六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一行四人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四个人怀揣着同样的梦想，那就是——挣钱。
四个人兴奋而紧张，挤成一团，在冰冷的车厢里彼此温暖着。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跟即将开始的打工生活有关，跟蛋蛋远房的大伯有关，因为是他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工厂最后的四个打工名额，他知道，我们是从小一块儿光着屁股长大的最最要好的朋友。
那告别贫瘠山村的路遥远而漫长，整整24个小时，我们都没有合一下眼，那每月二百多块的工资，虽还遥不可及，却如兴奋剂一般撩拨着每个人的心。
终于到了，没有人关心那从没见过的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在蛋蛋大伯的引领下，我们来到那家工厂，没料想，我们听到的第一句话便是：四个招工名额只剩下了三个。这句话如晴天霹雳般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炸响，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要打道回府，不容置疑。
蛋蛋第一个站出来说，你们留下，我走。没人应声。蛋蛋他爹卧床多年，已是家徒四壁，蛋蛋需要挣钱给他爹看病抓药。大碗说，还是我走吧，我是弟兄四个当中的老大。还是没人应声。大碗的媳妇没奶，不能可怜了那嗷嗷待哺的娃娃。我说，我走，我没有负担。
我果真就走了，谁也没能留住我。我在那陌生都市的角落里呆坐了一天，但我没有后悔，虽然我的眼里写满了留恋。我知道，他们都比我更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