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惊杲了。可他们突然醒过神来，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还有许多居民待在家里没能出来。人们立即冲过去，一边呼唤着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一边搬运着那些残砖碎瓦，希望能将埋在里面的人救出来。
警察来了，消防队来了，周围的居民也来了。但空间的限制，容不下太多的人，人们只能轮流上去搬动砖块寻找废墟下面的人。周围不时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呼喊和哭泣声。
整整忙碌了一夜，才清理了不到五分之一的部分，挖出了两个人，但早已是血肉模糊，死了多时了。侯晓一直在救援的队伍里面，他心急如焚，拼命地翻动砖块一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好朋友张星。他知道，张星一家被埋在了最底层，生死未卜。
第二天，人们又整整忙碌了一天一夜，又找到了两个人的尸体。这时，楼房倒塌的原因也有了一些眉目。原来是住在三楼的一家住户，想在受力墙上开一扇门。结果，砸墙开门时，上面的重量失去支撑，再加上这栋楼年久失修，哪经得起这一折腾。结果上面的重量压了下来，又砸坏了下面的墙体，整座楼房就坍塌了。
到了第三天，还没有救出一个活着的人，救援人员也失去了信心。按照常规分析，这样的楼房塌下来，楼内的居民是不会有生还的希望的，救援人员停止了人工清理，他们决定改用机械来清理废墟。
侯晓伤心极了，因为，张星和张星的家人还没有被找到。但是，看到一个个被找到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也绝望了。他不得不相信事实：他，不可能再与张星在一起玩耍了。
当推土机开进现场时，已是第三天的下午。许多人围着废墟哭泣，侯晓也一样。
一想到永远失去了张星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他伏在一堆残砖碎瓦上号啕大哭。然后，他捡起了一根铁条，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露在废墟外面的自来水管。这是他与张星的传递友谊的媒介，他俩以前就是利用这种敲击传递自己要说的话，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
侯晓明明知道张星已不可能再听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他还是“当当当”地敲着，那是他与张星的暗号，意思是“我想同你玩儿”。敲完水管，他又像过去一样，将耳朵贴在水管上，聆听对方的动静。他知道对方永远不会有动静了，但他仍忍不住要这样做，他只是想以这种熟悉的动作来怀念他与张星之间的深厚的友谊。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将耳朵贴上水管的时候，他分明听到水管的回音：“当当”“当当”……那是他与张星之间的暗号，那意思分明是“我需要帮助”。
巨大的欣喜，让侯晓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拼命冲着开推土机的司机大嚷大叫：“停下来!停下来!下面还有人活着!你开过去会轧死他们的!”
推土机停了下来，救援的人们也围了过来。大家对这个孩子的话将信将疑，难道真的还会有人活着?如果有，那简直是奇迹。
奇迹真的出现了。当侯晓再次敲击水管时，一个警察将耳朵贴近了水管，他也隐隐约约听到了回应：“当当”“当当”……下面真的还有人活着!
人工救援重新开始，大家又去搬运砖瓦，寻找活着的人。这天夜间，大家终于在废墟的最底层找到了张星和他的爸爸妈妈，3个人都还活着。倒塌的房屋在他们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大三角空间，张星的爸爸受了轻伤，张星的妈妈伤势较重，而张星居然没有受伤。
3个人被救上来时，身体虚弱，嗓子都嘶哑了。人们赶紧把他们送往医院。后来张星才说，被埋在废墟里面，他和爸爸一直在喊救命，但因为埋得太深，再加上外面的人们一直在吵吵嚷嚷地进行救援，没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渐渐地，他们的嗓子喊哑了，再也喊不出声音了。他们绝望了，以为不可能活着出来了。但是，就在他们悲痛绝望的时候，他听到了“当当当”敲击水管的声音，他心中又惊又喜，他知道这是侯晓和他之间的联络信号。于是，他马上用砖块敲响了头上的水管。
“当当当”“当当当”，这敲击水管的声音，竟然挽救了一家三口人的生命；“当当当”“当当当”，这敲击水管的声音，就是他们纯真深厚的友谊和爱心的象征。当张星和侯晓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传开时，所有的人们都为之动容，感慨不已。侯晓的父母还主动到医院去看望张星一家人，两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重新和好了。自此之后，这座城市的人们见了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家的水管与你家是连着的，一敲就知道了……”
自此之后，这座城市的人们见了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素的水管与你家是连着的，一敲就知道了……”
尘封的友谊
文/佚名
1945年冬，波恩市的街头，两个月前这里还到处悬挂着纳粹党旗，人们见面都习惯地举起右手高呼着元首的名字。而现在，枪声已不远了，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恐惧之中。
奎诺，作为一名小小的士官，根本没有对战争的知情权。他很不满部队安排他参加突袭波恩。然而，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巴黎调来的法国军官希尔顿，他对美国人的敌视与对士兵的暴戾几乎已是人尽皆知。接下来是两个星期的集训。那简直是一场噩梦，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奎诺在这里认识了托尼——一个健硕的黑人士兵，由于惺惺桕惜，这对难兄难弟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使波恩俨然成为一座无险可守的空城，占领波恩，也将比较容易。而突袭队的任务除了打开波恩的大门外，还必须攻下一个位于市郊的德国陆军学院。而希尔顿要求更加苛刻，他要求每个突袭队员都必须缴获一个铁十字勋章——德国军官胸前佩戴的标志，否则将被处以鞭刑。也就是说突袭队员们要为了那该死的铁十字而浴血奋战。
突袭开始了，法西斯的机枪在不远处叫嚣着——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在盟军战机的掩护下，突袭队顺利地攻入了波恩。然而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全是因为那铁十字。在陆军学院，战斗方式已经转变成了巷战。两小时的激烈交火，德军的军官们渐渐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抵挡突袭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举起了代表投降的白旗。突袭队攻占了陆军学院之后迅速地搜出每个军官身上的铁十字。手里攥着铁十字的奎诺来到学院的花园，抓了一把泥土装进了一个铁盒，那是他的一种特殊爱好一收集土壤。他的行囊中有挪威的、捷克的、巴黎的泥土，还有带血的诺曼底沙。他正沉浸在悠悠的回忆中，托尼的呼唤使他回到了现实。托尼神秘地笑了笑：“伙计，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们的休息时间少得可怜，奎诺跟着托尼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从豪华的装饰来看，这个办公室的主人至少是一位少校。满身泥土和硝烟气息的奎诺惊奇地发现了淋浴设备，他边嘲笑着托尼，边放下枪支和存放着铁十字的行囊，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当他出来时，托尼告诉他说希尔顿要来了，他要了解伤亡人数，当然，还要检查每个士兵手中的铁十字。奎诺马上穿好衣服背上枪支、行囊，与托尼下楼去了。
大厅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手里的铁十字，奎诺也自然伸手去掏铁十字，然而囊中除了土壤外竟无别物。奎诺陷入了希尔顿制造的恐怖之中，他没想到会有人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背叛战友。奎诺首先怀疑到托尼，并向其他战友讲了此事，当下大家断定是托尼所为。
所有士兵此时看托尼的眼光已不是战友的亲呢，而是对盗窃者的鄙夷与敌视。他们高叫着、推搡着托尼，而此时托尼的眼中并不是愤怒，而是恐惧、慌张，甚至是祈求。他颤颤地走到奎诺的面前，满眼含着泪花地问道：“伙计，你也认为是我偷的么?”此时的奎诺狐疑代替了理智，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托尼掏出兜里的铁十字递给了奎诺。
当那只黑色的手触到白色的手时，托尼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他高声地朝天花板叫到：“上帝啊，你的恩惠为什么照不到我。”
“因为你他妈是个黑人。”从那蹩脚的发言中，人人都听得出来是希尔顿来了。他腆着大肚子，浑身酒气。随之，一个重重的巴掌甩在托尼的脸上。而后检查铁十字，不难想到，只有托尼没有他要的那东西。
再之后，盟军营地的操场上，托尼整整挨了三十鞭。
两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浑身如鳞的鞭伤基本痊愈。但在这两个星期里，无人过问他的伤情，没有人关心他，奎诺也不例外。
又是一个星期六，奎诺负责看守军火库，他在黄昏的灯光下昏昏欲睡。忽然，一声巨响，接着他被砸晕了。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榻上。战友告诉他，那天是托尼的巡查哨，纳粹残余分子企图炸毁联军的军火库。托尼知道库中的人是奎诺，他用身体抱住了炸药，减小了爆炸力，使军火毫发无伤，托尼自己却被炸得四分五裂。其实，他本来是可以逃开的。
50年过去了，奎诺生活在幸福的晚年之中。对于托尼的死，他始终觉得那是托尼对自己表示愧疚所做的一种弥补。直到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因为他的曾孙，在一个盖子上写有波恩的铁盒中，发现了一枚写着“纳粹”的铁十字。
年近九旬的奎诺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那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为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字，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
车近九句的奎诺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帮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为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宇，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
珠峰12小时生死兄弟情
文/佚名
上午7点，面对“全世界最惨烈的自杀”
故事发生在2003年5月。
我是一个记者，当时去采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下，我认识了尼泊尔夏尔巴人边巴多吉，他被指派为我的高山向导。
初见边巴多吉时，我心里凉了半截。这个夏尔巴人太矮小瘦弱了，个头不及我的肩膀，黑黝黝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可能由于高山反应的缘故，他还有点儿咳嗽。我半信半疑：这样一个人，能带我上珠穆朗玛峰吗?
2003年5月26日凌晨1时，我们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开始了冲顶行动。
这一次，中国珠峰登山队分成A、B两组。我与王石分在B组，分别由边巴多吉等三名夏尔巴人带领冲顶。刚出发不久，我头盔上的顶灯就坏了。为了保护我，边巴多吉一路与我形影不离，用他的顶灯照亮我前方的道路。
走了三个多小时，我感到疲乏和困倦，呼吸也急促起来。因为缺氧，头也涨痛得要命。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吩咐边巴多吉给我把氧气加到两个流量。边巴多吉不同意：“现在加大流量，等你登顶下来时，就会没有氧气了。”我喘着气说：“不行，我现在快透不过气来了。”边巴多吉迟疑了一会儿，在我的氧气瓶上扭了一下。随后，我们又上路了。
上午7点左右，山上刮起了大风，第一个不幸发生了——我戴的风镜的螺丝松动了，呼出的热气直扑风罩，视线一片模糊，无法前行。我只好脱掉羽绒手套修理风镜，刚把风镜修好，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只手套被风吹落到十几米下的岩石边，而那块岩石则倒挂在万丈冰川上!
我正准备冒险去捡手套时，边巴多吉一把拉住我，他咆哮着骂我：“你脑子出问题了吗?如果你离开绳索的保护去捡手套，一旦滑落，就是‘全世界最惨烈的自杀’。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下撤。如果你不戴手套登顶，就要以截去胳膊为代价。”眼看登顶在即，我泪汪汪地坚持：“我要登顶!截肢我也要上!我就想上珠峰去看一眼……”边巴多吉沉默了一会儿，一只手套递到了我面前：“戴上吧，想登顶就必须戴上。”我惊呆了。为了帮助我圆登顶梦，边巴多吉竟宁愿自己被冻僵截肢!
我推开了那只手套。边巴多吉抓过我的手，强行给我戴上了手套。然后他把左手插进右腋窝，说：“你看，我可以把手放到腋窝取暖，这样就没事了。”说罢，他率先向前爬去。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哽咽着叫了一声“兄弟”。山风呼啸，也许他并没有听到我的呼唤。
上午10点，预约死亡在成功咫尺之遥
上午10点左右，我们快到第二台阶了。这时有两条“路”可以走，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听边巴多吉的劝阻，坚持选择了一条“绝路”去走。边巴多吉只好扶着我，让我站在凸出峭壁的那块岩石上，我紧紧抓住绳索，下蹬、运气，拼尽力气向上一跃。但是，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可能是我用力过猛，只听“哗啦”一声，岩石垮塌了一大块，我像一片树叶一样悬挂在了海拔八千多米的绝壁上!我听到边巴多吉“嗷”的一声大叫，刹那间我心如死灰——造化弄人，天不助我啊!
这时，边巴多吉不顾危险冲到了岩石边，他一手攀住岩石，一手拼命地抓我。他的身体已经探在悬崖外，如果他脚下一滑，就会飘落下去……我冲他喊：“别管我，你这样很危险!”他抓了几次，没有抓住我。急得他嘶哑地喊叫：“别怕，你不会死的。我会救你——”可此时其他的登山队员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安全的路。仅凭他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救不了我的。边巴多吉叫我别害怕，他说看到后面又来了一个外国登山队，等他们到达这里时，我就有救了。说罢，边巴多吉唱起一首叫《约定》的英文歌。大意是：太阳跟月亮有约，约定了月亮接受太阳的光芒；冰川和雪花有约，约定形影不离、相伴一生……
边巴多吉的歌声并不动听，但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却另有一种苍凉感。我不再害怕，不再绝望。我相信，山神会被他的歌声打动，定会保佑我。
那个外国登山队终于上来了。他们所有人连成一条线，后面的人抓住前面的人的手，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边巴多吉。他的一只手被后面的人抓着，他探身在悬崖外，瘦小的身子几乎完全倾斜悬空了。终于，他的手指碰到了我的脚跟，他再向上提了一口气——天哪!他终于抓住了我的一只脚，把我的脚死死地摁在了岩石上。我重新站稳，无法抑制地哭了。边巴多吉冲我挥手，用没戴手套的左手冲我做着V字手势。这时，我明显地发觉他的左手已经不太灵活了，我一定要把手套脱下来还给他，他却死活不肯接受。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在海拔八千多米的地球之巅，我们俩的泪水同时掉落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下午3点，我差点成了一具尸体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转身走回头路，陡然发现处处都是险境，每挪动一步都像踏在地狱边上一样。而我脑海里还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氧气不多了。如果不及时下撤，氧气是维持不到突击营地的。可当我检查氧气瓶的时候，却发现氧气流量并没有开到2，而是只开到了1．5——这基本上可以供应我下山的消耗。这时，边巴多吉诡秘地一笑：“请原谅我骗了你。”哦，我的好兄弟!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