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老人和孩子，为了家的祥和，为了外面工作的人放心，也为了自己。拿出无比坚强的勇气。打扮好自己，调整好内心，乐观面对一切询问的目光。然后对自己说：没什么大问题。一切都会解决的。一切都很好，爱能够承受！
室友和睦的公式
文/佚名
我总是邋遢。我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常说：天才，尤其是创造性的天才都是不拘小节的。因此我认为，大大咧咧的性格非但不是我的缺点，而恰恰说明我将来会是一个干大事成大器的人。然而，进了大学以后，我的室友可不这样认为。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和凯英住到一起。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她做事井井有条，她的每样东西在她心中都有一个标签，用过之后总是会回到某个固定的地方。而我的抽屉里面经常是乱七八糟，杂乱无章的。我和凯英格格不入。她越来越整洁，我越来越邋遢。她抱怨我的脏衣服老是不洗，我反感她把宿舍弄得到处都是消毒水的气味。她会把我的脏衣服推得离她远远的，我则会在她收拾整齐的桌子上胡乱摆上几本书。
有一天，我们俩终于爆发了一场大战。那是十月的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凯英回到宿舍发现我的一只运动鞋(那天刚运动过，气味确实不小)居然在她的床下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她勃然大怒(我不理解她何苦为一只鞋子生气)，捡起我的鞋子朝我的床扔了过来。结果鞋子将我的台灯砸倒，掉到地上。灯泡碎了，碎玻璃溅到我脱下来的衣服里(我脱下来的衣服随手扔在地上)。我跳下床，冲她大喊大叫，对她无礼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她也不甘示弱，同样冲着我大喊大叫。我们相互什么绝情的话都说了。
我相信，要不是一个电话，我们同宿舍的日子绝对不会超过一天。我们各自躺在床上互不理睬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凯英接的电话。我听得出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我知道凯英有男友，从凯英的话中我听出男友要与她分手了。虽然她的失恋不是我造成的，但是由于我刚刚与她吵了架，我总觉得心里有些愧疚。我对她产生了同情。毕竟，对于任何女孩子，失恋都是一个难以独自一人跨过去的坎儿。
我坐直身子，关注地看着凯英。只见她放下电话，钻进了被窝，用被子蒙住头。随着一声低沉的呜咽，那被子就抖动起来。压抑的哭声从蒙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传出来，把整个屋子灌得满满的，也触动了我心中柔软的地方。我不能无动于衷了。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想走到她身边去安慰她，一来怕她不接受，二来我也有小脾气——我心中对她的气还没有消呢。
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起身下床，悄悄地收拾宿舍。我把散乱在桌上的书插进了书架，将她丢在地上的衣服挂进了衣橱，还洗了几双已经放了若干天的臭袜子。接着我拿起了扫帚，认认真真地扫起地来。忽然，我看到凯英正看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她把头从被窝里探了出来。我估计她看着我好久了，只是我非常投入地做事，没有注意到她。她的眼泪已经千了，眼神里透出了惊奇。我打扫完宿舍，走过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是温暖的，而过去我一直认为像她这样过于理性的人都是冷血动物。我看着她的眼睛。她对我笑了，说：“射谢。”
凯英和我后来一直都是室友。我们相处得很好。因为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出了一个公式：克己+恕人+保洁=和睦相处。
凯英秘我后来一直都是室友。我们相处得很好。因为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出了一个公式：克己+怒人+保洁=和睦相处。
真正的友情无所求
文/佚名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以为这是在烘托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物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太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友情?
这个问题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都不是属于自己的。能够随口吐出的，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这话很漂亮，但我们应该注意此间有一处致命的模糊：一般一讲事业似乎总与理想、奋斗连在一起，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哪有这般庄严?习惯于庄严的长辈们喜欢用大词，他们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什么“舞蹈事业”“煤炭事业”“财会事业”，都算事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依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做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美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对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在作出送别诗：“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后，从此两个人再也没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有刻骨铭心的诗句出现。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做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30年的知己
文/佚名
我和萧萧是在初二时被编在一个排里的。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年级叫做连，班级叫做排。校方忙着革命，顾不上学生的学习，一切唯家庭成分论。
萧萧的父亲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头顶着背包在南方的某个湖里涉过水，因此她早早就当上了红卫兵。虽说她因父亲的文化不高而常心生叹息，我却很羡慕她，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她可以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某思想宣传队里蹦蹦跳跳，而我却每逢校级、班级批斗会总是战战兢兢。令人羡慕的还有她妈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个一册在手万卷皆废的年代里，她的妈妈可以偶然带回一点“禁书”。我们渴望一切新鲜活泼的东西。
我们是怎么好起来的，我们都记不得了，大约就是从借书开始的吧。萧萧有时会带来一本前苏联侦探小说，薄薄的一本让人眼睛放光。看之前先为它包个书皮，一来可以偷偷带上课堂；二来可以留个爱惜图书的美名，讨她妈妈的欢心而不会断了书路。借阅范围之小，借阅方式之隐秘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虽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但这不影响我和萧萧的交往。我们去农场学农，熄灯之后顶着一床被子打着手电快活地分食一小包她家人从南方老家带来的芝麻酥糖，舔完手指又舔糖纸。
我去拉练，背着小行李卷在城市周边做三四十公里的行军，数日不归，间或模拟与美帝苏修蒋匪遭遇之战。萧萧身体不好另兼有宣传鼓动我们之重任，她没有拉练，却想法捎给我一只饭盒，里面有我妈妈做的咸菜，还有她放进去的糖块，那应该也是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吧。
萧萧的爱说爱笑、无拘无束让人愉快，富有同情心、重情重义令我心安。多方面的天壤之别使我们很少在同学面前显示我们的友谊，这一是由于形势所迫，二也因为少年人的担心、敏感和骄傲。在那样一个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年龄，拥有一个信任你、理解你的朋友无疑是命运对你的厚爱。
革命革掉了初三，也革掉了高三。一转眼4年过去，已进入花季的我们要到农村这广阔天地去绽放了。我们不属于老三届，革命激情已相当弱，下乡是为了回城，早去早回人尽皆知。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萧萧威了免于插队的幸运儿。为避免站台上出现的离愁别绪，这幸运的人提前去我家送我，她哭得泪如雨下。30年后，我写下这只有天知地知的一幕不禁悲喜交集，而当年我并未流过一滴眼泪。
我们一起分享了我在农村的劳累，分享了她参加工作的喜悦。虽然隔着千山万水，虽然分多聚少，但我们从未生疏过。
盼望已久的招工失败导致的绝望，不期而至的恢复高考带来的希望，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的精神生活，格格不入的陌生环境，远在天边的亲人、爱和友情，这就是我的1977。在那段日子里，我接到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萧萧做长话接线员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她把电话从省城打到我所在的市，从市里查到我的单位，从单位追到我的工作地点：一条山沟。在那个“精神富足”、电话机却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迂回曲折的来电让工友们惊奇不已，让我惊喜万分。目久年深，电话的内容已模糊不清，惟一记住的是那一份永远的情意。
现在，生活又使我们相隔千里。萧萧40岁生日的时候，一向疏于写信的我用写信的方式祝她生日快乐，告诉她这半生里她为我做得多，我为她做得少。
我们的友谊像一条小溪，波澜不惊却有自己的方向，它滋润着我们，不知不觉已有30年了。
30年过去了，我们成了知己。我感谢中文里有‘知己”这个词，它比‘I朋友”更能表达我的心意。我感谢上苍让我在茫茫人海中拥有我的知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怎样悲喜。
我感谢上苍让我爱在茫茫人海中拥有我的知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怎样悲喜喜。
起死回生的友情
文/佚名
这栋楼房是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楼高四层，式样陈旧，设施简陋。
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加上年久失修，墙体已经裂了缝，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
市政府已经将这栋楼列为拆迁的对象，但楼里的居民迟迟不肯搬出去。因为这栋楼里的居民都是穷人，家里都没有什么积蓄，光靠政府发的拆迁费，买不起新的房子。
张星和侯晓就是在这栋楼里长大的。张星家住在一楼，侯晓家住在二楼。两个人在同一所小学读书，都读四年级。
张星和侯晓都是男生，两个人在学校里是要好的同学，回到家里是要好的伙伴。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学习，在一块儿玩耍，上学放学，同进同出，友谊深厚。但是，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
张星和侯晓的父母都在菜市场以摆摊卖菜为生。那天，两家的大人为了争夺摊位发生了口角，到最后，竟大打出手，侯晓爸爸的头被张星的爸爸打破了，到医院缝了三针。张星妈妈的脸也被侯晓的妈妈抓破了一大片，进医院住了好几天。虽然经过居委会的调解，但两家大人的心里都积了怨气，从此成了仇人，即使是在楼道里碰着了，也谁都不看对方一眼。
大人间的恩怨起初并没有改变张星和侯晓之间的关系，两个人放了学，还是一块儿玩耍。但是，张星的妈妈出院那天，看到张星与侯晓在一块儿，就气不打一处来，扇了张星一个耳光，骂张星不知好歹，要他今后不准搭理侯晓。侯晓的父母也是粗鲁的人，听到张星的妈妈在骂孩子，也跑出来，将自己的孩子揍了一顿，不准侯晓再与张星往来。
两家的大人都以打自己的孩子来出气，指桑骂槐，险些又发生纠纷。这样一来，张星和侯晓虽然在学校仍是好朋友，但回到家里便不敢相互串门，更不敢在一起玩耍了。
不久，暑假到了，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栋楼内，但迫于父母的压力，仍是不敢待在一起。可是，两个人毕竟有着深厚的友谊，不能待在一起，两个人都觉得别扭。特别是张星，他的学习成绩不够好，平时做课外作业时遇到难题，都是找侯晓帮助。现在，他不敢去找侯晓，有些作业就不能完成。
两个人都很伤脑筋。后来，还是侯晓想出了一个办法：两个人虽然不能串门说话，但同一栋楼内的水管是相通的，两个人可以利用敲自来水管来传递信息。他俩约定了暗号，一次敲两下，表示需要帮助，一次敲三下，表示想约对方出去玩儿。
这办法还真行，两个人试了好几次，一个人在自己家里用铁条敲击自己家的自来水管，声音就可以通过水管传过去，另一个人就能在自己家里隐隐听到“当当”的敲击声。于是，两个人按照约定的暗号，或者躲到一起做作业，或者避开父母到一起玩耍。就这样，两个人都好开心，自来水管成了他俩的联络媒介，他俩又能在一起了。
然而，就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那天傍晚，侯晓和父母一起，推着板车，正准备去郊外运菜。几个人刚走出家门不远，就听身后“轰”的一声巨响，他们惊恐地回过头来，发现他们居住的那栋楼房在一瞬间倒塌了，灰尘弥漫，直扬到了半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