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歆铜斛尺（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二分，九英寸又十二分之一。）
新莽嘉量，今藏坤宁宫，其斛铭曰：“方尺而圜其外，深尺。”斗铭云：“方尺而圜其外，深寸。”此尺即据斛之纵广及深所制也。《隋书·律历志》谓之刘歆铜斛尺，今从之。《隋志》谓周尺、后汉建武铜尺、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即晋前尺）并与此尺同，故列之第一种，其后复列自汉至隋十四种尺，并以第一种尺比较之。故此尺出，而《隋志》之十五种尺，无一不可再制矣。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有晋前尺拓本，余曩已考定为宋高若讷摹制之品。（见《观堂集林》卷十五）今原拓已亡，扬州阮氏及汉阳叶氏刊本，均与此尺不合。然阮文达跋，谓建初六年尺较此晋尺长二分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则其拓本甚近此尺，但微弱耳。考高若讷造《隋志》十五种尺，本用汉泉（实谓王莽钱布）尺寸，今用莽货布四积为一尺，亦与此甚近而微弱，然终不如此尺之得其正也。
（二）后汉建初铜尺（长工部营造尺七寸三分七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七。）
原尺藏曲阜衍圣公府，今未知存亡。世所传拓本、摹本及仿制品甚多，长短不同，均未可依据。癸亥年，鄞县马叔平（衡）见一仿制尺，汉阳叶东卿志诜所仿以赠翁学士（方纲）者，其长如此。又上虞罗氏藏一未装裱旧拓本，长短亦同（装裱后，纸易伸展，恒较原器及原拓为长），原物既不可见，当以此本为最合矣。
（三）无款识铜尺（拓本。长营造尺七寸三分五厘，九英寸又八分之七。）
乌程蒋氏藏。比建初尺稍长，晋以前物也。
（四）唐镂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九寸四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九。）
乌程蒋氏藏，刻镂精绝。《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注云：“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即此是也。中土素未闻有唐尺，余由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红绿牙尺，定为唐开元以前之物。
（五）唐红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三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六）唐红牙尺乙（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七）唐绿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五分，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八）唐绿牙尺乙（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强，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二十九。）
（九）唐白牙尺甲（摹本。长营造尺九寸三分，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唐白牙尺乙（摹本。长同上。）
右六尺，日本奈良正仓院藏，乃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当唐至德二载）其皇太后献于东大寺者，后手书愿文及献物帐真迹亦藏院中。帐中有红牙拨镂尺二、绿牙拨镂尺二、白牙尺二，今并完好。观其形制，必当时遣唐使所赍去也。此六尺曾影印于《东瀛珠光》第一册中，余从《珠光》摹出。
（十一）无款铜尺（拓本。长营造尺九寸四分强，十一英寸又六分之五。）
乌程蒋氏藏，宋以前物。
（十二）宋木尺甲（拓本。长营造尺一尺○二分，十二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三）宋木尺乙（拓本。长同上。）
（十四）宋木尺丙（拓本。长营造尺九寸七分，十二英寸强。）
藏上虞罗氏。辛酉年夏，出于宋钜鹿故城，同时所出磁器有大观政和纪年款，知此乃宋尺也。
（十五）明嘉靖牙尺（拓本。长营造尺一尺微弱，十二英寸又五分。）
武进袁氏藏，侧有款曰：“大明嘉靖年制。”
（十六）工部营造尺（长十二英寸又十二分之七。）
右所陈列之尺，合实物、拓本、摹本，共十六种，自汉讫近世之尺度，略具于是。案，尺之为物，不独为人生日用所必需，其大者如调钟律、测晷景，胥于尺度是赖，故历代制作不能不求精密，且须参考古制。晋荀勖造泰始律尺（即晋前尺）实据姑洗玉律、小吕玉律、西京铜望、臬金错望、臬铜斛、古钱、建武铜尺七种，参校定之。唐李淳风撰《隋书·律历志》列自周至隋十五种尺，并以晋前尺校之，示其比例，其所据者，大半实物也。宋仁宗时，高若讷等议钟律得失，乃用王莽钱币尺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元明学者，罕有讨论。大清康熙间，曲阜孔东塘（尚任）得汉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其拓本、摹本多传于世，后人得资以考订古物。又宋高若讷所造之晋前尺，其拓本尚存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册中，沈果堂（彤）、程易畴（瑶田）等，亦据以考古代礼制。光绪甲午，吴清卿（大澂）撰《度量权衡实验考》，复据古玉、古器、古钱以考历代尺度，然于唐以后之制颇略。近时所见，如刘歆铜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吴氏所未及见也。故尺度一事，比权量之研究自为简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尚不能为此比较之研究也。
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今六朝之尺虽无一存，然据《隋书·律历志》所载，则：
魏尺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五厘（长营造尺七寸五分强，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
晋后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强，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
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长营造尺七寸六分五厘，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强。）
梁朝佑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长营造尺七寸七分强，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弱，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后魏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长营造尺八寸七分强，十一英寸。）
后魏后尺（后周市尺、隋开皇官尺同）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长营造尺九寸二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东魏尺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长营造尺一尺○八分强，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
此即自汉尺增至唐尺之径路，而自唐讫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而绢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匹，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案，《隋书·律历志》载高祖之言，谓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今征之《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又《杨津传》：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普惠上疏曰，绢布匹有丈尺之赢，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负圣明也，云云。尺度之由短而长，全由于此。且当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魏书·卢同传》：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北史·崔暹传》：齐天保调绢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合此数事观之，则尺度之骤增于后魏一代者，更不烦解说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见有拓本传世。世所传仿制品，大率当工部营造尺之八寸七分许，其正确与否，所不敢知。要之短于唐尺，与上言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不符。然细考唐、宋尺制，则此尺不独不能外此例，且足为此例作一佳证也。何则？唐之尺法，本有二种。《大唐六典》金部郎中条云：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又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后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种尺。其量布帛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则以四十八尺为匹。或用淮尺，则以四十尺为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公私随事致用。予尝怪之，盖见唐制而知其由来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秬黍中者为则，凡横度及百黍即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别名大尺。唐帛以四丈为匹，用大尺准之，盖秬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国朝事多本唐，岂今之省尺即用唐秬尺为定耶？不然，何为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云云。案，程氏所云官尺、省尺即三司布帛尺（赵与时《宾退录》云，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虽较唐秬尺颇长，而宋人以之当唐秬尺，又以淮尺当唐大尺。其言固不诬也，而今传摹之布帛尺长于唐秬尺者，至今尺一寸许，则宋淮尺之大于唐大尺，又可见矣。故曰，此尺不足破尺度由短而长之定例，且足为此例之一佳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