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篇
万历朝鲜战争过后，历史静悄悄地走过了三百年。
这三百年里风云变幻，大陆这边，朱家天下早已易主，梳着辫子骑着快马的满清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当紫禁城的权力棒交接到一个年近六旬的自负老太太手里时，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腐败透顶，衰老不堪；大海那边，闭关锁国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阵痛，却从一个落后弱小的封建岛国，蜕变成一个跃跃欲试的新兴帝国。
一个是当年武功神勇而今百病缠身的老朽，一边是剃着寸头、留着纹身的暴力少年——一场架不可避免的打起来。
战争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切齿难忘：中国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了台湾岛，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四万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大清，为什么败给一个资源贫乏的蕞尔岛国？装备洋枪洋炮的精锐淮军，为什么百战无一胜？耗费巨资、成军六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为什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样前无古人的耻辱条约，清朝为什么肯签字？
对于这场把天朝上国最后遮羞布扒光的战争，中国人的疑问和愤怒实在太多，一直到今天还是耿耿于怀，但更多清醒的人选择了反思。
李鸿章在马关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条约的间隙，两个老对手开始聊天。对于清朝百病缠身的现状，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津时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以为抱歉。”李鸿章无可奈何地回答：“我国之事，囿于旧俗，未能如愿以偿……”
没有变革，国家只能任人宰割。同样，没有全国同心，军队就没有胜利。
日本在战争期间，全体国民自觉自愿把自己绑上了扩张侵略的烈火战车，天皇带头减餐捐款，市民抢购国债，妻子催促丈夫参军，士兵唱着扬我国威的军歌踏上侵略之路。
中国呢？淮军吃败仗，李鸿章政敌拍手称快；北洋水师危急，南洋水师不救；清廷宁愿割地赔款，不愿迁都抗战。
战后，根据条约规定，一个名叫堀口九万一的日本外交官来到湖北沙市，为即将开设的领事馆选择地址。沙市属于荆州府，熟悉中国三国历史的堀口，却在这块诸葛亮、关羽的旧日叱咤之地，发出了无法理解的困惑和感慨：同行的当地清朝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才发生的那场战争。
举国浑噩，无法不败。
大清就是一座封闭的宅院，英国军舰率先轰开了它的大门，太平天国动摇了它的地基，然后，一群明火执仗的日本强盗，破墙而入，强行掠走了屋子里的所有积蓄，留下摇摇欲坠的破屋，苟延残喘到辛亥革命的炮声——这就是甲午战争。
一、袁世凯把大清拖上了贼船
1894年战争爆发的那个夏天之前，大清和日本已经交手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1874年，日本在借口本国人被杀出兵台湾的事件中，首次尝到战争的甜头：大清妥协赔款，琉球被并入日本。第二回合，1884年，大清军队在朝鲜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政变，日本驻朝公使连夜潜逃，次年中日签署了维持朝鲜均势的《天津条约》，埋下了两国开战的火药桶。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由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点燃：袁世凯。
1. 七颗人头杀出个朝鲜监国
一代枭雄袁世凯的发迹地是朝鲜。在此之前，他只是个科举失败的小混混。
出生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五岁时过继给叔叔袁保庆为嗣子。袁家是项城望族，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进士出身，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官居朝廷一品，是曾国藩、李鸿章的老战友。尽管有这么牛的先辈作为榜样，但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丝毫没显露出出人头地的才能。
袁世凯当时是族里公认的纨绔子弟：读书读不下去，酷爱喝酒、骑马、打架。恨铁不成钢的嗣父袁保庆在拿起板子臭揍这个顽童屁股时，心里未尝不灰心丧气：看来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22岁时，科举彻底无望的袁世凯，一把火烧了所有诗文，投奔到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部下，才开始其波谲云诡的政治生涯。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国王李熙和当权的王妃闵氏，被暴乱的士兵逐出了王宫，李熙的父亲大院君（大院君是朝鲜对国王父亲的封号）趁机掌握了实权。
朝鲜和中国是宗藩关系，藩国兵变，宗主国岂能坐视？清廷随即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载着吴长庆的六营士兵赴朝鲜平乱。袁世凯作为负责营务的幕僚跟随，一踏上征战的路途，袁世凯就像一根不甘屈居裤袋里的锥子，迅速出了头。
军舰登陆前需要勘测登陆地形，满船的将士都在晕船，天生不晕船的袁世凯自告奋勇和丁汝昌一起下水勘测，两人脱了靴子，光着脚从砂石遍布的沙滩来回走动，袁世凯哪里比得上士兵出身的丁汝昌，脚下很快破裂开，血迹一滴滴印在沙石上，但袁世凯脸上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丁汝昌大奇：“没想到这个纨绔子弟也能吃苦啊！”
上岸后，清军的军纪很差，时有掠夺村庄财物鱼肉之事，吴长庆觉得有辱天朝国体，命令袁世凯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当晚，袁世凯进营帐报告又有违纪事件发生，吴长庆当即怒气冲冲的骂了一通，责问袁世凯为什么不严惩，袁世凯一直恭恭敬敬的听着，等吴长庆发完火才平静地禀告：“已经严惩了。”一挥手，亲兵捧上了七颗血淋淋的首级。吴长庆大吃一惊，从此对眼前这个杀人如割草的世家子刮目相看。
当时军营里众人不服，认为袁世凯靠杀人媚上，好事者做了一首打油诗加以讽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七颗人头，奠定了袁世凯在庆军里的地位。此后，在诱捕大院君、平定叛乱的系列事件中，袁世凯凭借着胆大果决大显身手，不但为吴长庆深深信任，也赢得了复位后的朝鲜国王李熙的礼遇。“壬午兵变”平定后，清廷奖赏有功人员，一介白丁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被授予同知，赏戴花翎。
不靠科举也能当官，得意洋洋的袁世凯磕头谢恩的时候，大概心里会涌现“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诗句吧。
两年后，吴长庆调离朝鲜，站稳脚跟的袁世凯却步步高升，由李鸿章奏举，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会办朝鲜防务”。
这个职务相当于清王朝驻朝鲜的全权大使，与朝鲜国王平起同坐。就这样，年轻的袁世凯在朝鲜淘到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子，当上了十二年的朝鲜监国。
189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朝鲜半岛推入了战火的深渊，同时让袁世凯的朝鲜美梦戛然而止，最后灰溜溜地逃回国内。
风暴的源头是“东学党事变”。
2. 当冒险家碰上大骗子
“东学党事变”是发起于朝鲜全罗道的秘密宗教起义，起义者不满贪官污吏、西方列强和日本，倡导以儒家传统的“东学”对抗天主教等“西学”，他们的战斗口号是“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
先是壬午兵变，后是东学党事变，朝鲜为什么那么乱？
十九世纪末期的朝鲜时局，四个字就足以形容：内穷外患。
国内，李氏王朝政治昏庸，经济落后，老百姓穷的吃不饱肚子。淮军将领聂士成当时奉命考察俄朝两国，在朝鲜他受到一位府尹的接待，食物却“腥臭难以下咽”。他在考察日记中，对朝鲜城镇民众生活的结论是“荒陋至极，民苦可知”。
不但老百姓穷，当官的也不富裕。从老照片可以看到，当时朝鲜的一品官员出行时，交通工具居然是简陋的独轮车。
国外，日本、俄罗斯两个强邻像兀鹰一样紧紧盯着朝鲜这块腐肉，都希望在朝鲜事务上插上一脚，李氏朝廷内部顺理成章分为亲日派、亲俄派，当然，更多的是亲清派——毕竟中国是朝鲜几个世纪以来的宗主国。
外忧内困，朝鲜全国怨声载道，终于，1894年2月，震撼半岛的“东学党事变”在全罗道爆发了。
东学党的起义军拿着简陋的刀枪弓矢，打败了一批批镇压的官军，朝鲜原本脆弱的军事力量崩溃了。最巅峰时期，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这下，李氏王朝如坐针毡。
尽管很不情愿，但朝鲜的当权者只好选择向宗主国借兵平乱这条老路了。
袁世凯密切关注着这场变动，在他的脑海里，这场变动甚至是上天赐给他的机会：一旦中国发兵平乱，坐镇朝鲜的他理所当然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自诩为军事奇才的袁世凯，对东学党不屑一顾：“方今东学跳梁，若使余画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立功心切的袁世凯一方面鼓动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兵，一方面向李鸿章报告主张发兵，说：“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相当于大清的最高军事、外交首脑，多年的外交经验让他狐疑不决，他的顾忌来自于日本。
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中国只要出兵朝鲜，日本也有理由出兵。李鸿章最担心日本乘势出兵，形成乱局，清政府应付西方的老虎还忙不过来，万一再招来东方的恶狼，岂不是得不偿失。
不过，在风头正健的袁世凯看来，日本容易搞的定。
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向袁世凯一再保证，对中国出兵，日本“必无他意”，最多是调来几百兵保护使馆而已。袁世凯在他的诱使下，终于钻进了圈套。
在袁世凯一次次的来电敦促下，李鸿章终于打消了顾虑。
6月3日，朝鲜政府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6月6日，中国出兵，同时照会日本：我们只是应藩国之请，平定叛乱后立刻全体回国。
事实证明，和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的欺诈比起来，袁世凯的才智实在远远不够，他没有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堂堂一个政治家，说话居然这么不算话！袁世凯以后的政治生涯里，屡屡玩弄骗术，不能不说，在朝鲜的这段经历，日本人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3. 日本，连市井流氓都在请战
兵发朝鲜，日本等待这一刻实在太久了。
日本是个悬浮在大海里的孤岛，在日本人看来，朝鲜半岛简直就是老天赐给大和民族最好的后花园。两千年以来，日本一直觊觎着这片盛产大米的土地，或者说，觊觎着一条通往广阔大陆的通道。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征韩论”的嗓门越来越大，翅膀硬了的日本在朝鲜事务上，更是不遗余力地事事都要插一杠子。一方面，日本拒不承认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宣传朝鲜是独立的王国；另一方面，日本想方设法在朝鲜获得了和清朝同样的政治待遇。
在一心赶超西方列强的日本人眼里，朝鲜就是块积弱的嘴边肥肉，西有大清，北有俄国虎视眈眈，自己不吃迟早给别人吞掉。至于军事上，则丝毫不是问题——远在三百多年前，丰臣秀吉的军队就如入无人之境，席卷了大半个朝鲜，现在日本有了枪炮和军舰，征服朝鲜更是不在话下。
万事俱备，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借口。
于是，当东学党事变的消息传到国内，日本整个国家就像打了一针睾丸激素一样，急速躁动起来。报纸上争相大造舆论，促使政府出兵。各报用的最多的词有：“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朝鲜风云”、“东洋盟主”、“大和魂”等等。
沉寂了三百年后，日本要在东亚再次“雄起”了。
6月2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官邸召开了一次秘密内阁会议，与会的主战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主导了会议：“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对陆奥的意见，内阁成员全体同意。同日，得到了明治天皇睦仁的认可。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三个“鹰派”首脑细致的讨论了出兵朝鲜的详细兵力、作战计划。林董后来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6月5日，日本正式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请注意，这时距两国正式宣战还有两个月时间。
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日本政治家在觊觎朝鲜，日本国民对邻国的胃口一样很好。看看日本报纸的报道：水户藩士二百余人向陆军部请愿，组织“战刀队”赴朝鲜参战；关东地区素有侠客之名的高桥，纠集了一千多游民，申请从军——日本的所谓侠客，就是黑社会流氓。
朝鲜固然羸弱可欺，连老朽的清朝，在一心挤入“列强”的日本人眼里，也是个可以一试身手的对象。话说，20年前的台湾事件，日本不是成功侵占琉球并迫使清朝赔偿50万两军费吗？
一个小心翼翼生怕惹火上身，一个有备而来唯恐天下不乱，中日两国怀着不同的心情，派出了军队。
4. 李鸿章：我不先开仗，日本不好动手
中国的派遣军当然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主帅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手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清军总数为2465人。但是中国军队一到朝鲜，就发现事情不对头：海上的日本运兵船一艘接着一艘，军舰大摇大摆停泊在仁川港，而且日军还派遣汽艇四处探测清兵动向。
日本大举出兵，明显居心叵测。远在中国的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
争体面？兵来非战？与其说这是李鸿章安慰朝鲜人，不如说是李鸿章安慰自己。
有备而来的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艘主力军舰，实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
东学党起义军在清军入朝后，迅速和官军达成了和议，一时间轰然解散。至此，两国出兵的理由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日本刀拔出来了，不见血是不会收鞘的。
日军源源不断地开进汉城、仁川、釜山，看到太阳旗在三个朝鲜重要城市升起，后悔莫及的袁世凯已经闻到大战的硝烟，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对外联络全靠他在朝鲜娶的三姨太闵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已经没用，袁世凯一分钟也不想呆在这个火药桶上，在多次电报李鸿章请求归国后，终于在6月中旬化装逃离了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国度。
监国袁世凯闪人了，驻扎在牙山的清军怎么办？明摆着乱军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虎视眈眈的日军。惶惶不安的叶志超急电李鸿章，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迅速从朝鲜北部增兵，准备打仗；中策是全体撤兵，不给日本人以口舌；下策则是孤军死守。应该说，叶志超的上策和中策都是可取的，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格局下，李鸿章还是在重复他后半生的一贯外交战略：和戎。
李鸿章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由于李鸿章相信所谓“万国公例”，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所以既不增兵，又不退兵，清军得到的命令是“暂静守勿动”。
耗着。静看日出日落。
援朝的清军，就这样尴尬的“静守”在牙山，等待他们，等待大清的是什么命运？
二、丰岛和牙山的悲喜剧
在日本人的兵法辞典里，“奇袭”一向是被鼓吹的战术。“奇袭”说来好听，其实就是偷袭，就是不打招呼先动手，这一招日本人用得纯熟，日俄战争中的偷袭旅顺港，二战中的偷袭卢沟桥、偷袭珍珠港，莫不如此。而甲午战争的第一炮，也是由蓄谋已久的日本军舰突然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