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全国的常备军（八旗兵、绿营、勇营）总数超过一百万，但是晚清的八旗兵和绿营早已腐朽不堪，毫无战斗力可言，只有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家的勇营能打仗。而在四十万勇营中，只有李鸿章的嫡系淮军称得上精锐。淮军中，驻扎在东北前线的部队数得过来：旅顺、大连、天津等地的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等，加上战斗力较强的奉军、直隶练军，合在一起堪以一战的清军主力，只有区区五万多人。
日本却是另一番气象。为完成明治维新之初“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目标，日本的义务兵制已经推行了二十年，全国的机动兵力达到十二万人，全部可用于中日战争。除了兵力占优，日本军队的近代军事水平更是远远超过清朝，陆军的训练、制度、装备、战术、医疗、后勤上完全模仿西方。最重要的，日本已经在两个月前建立了战时大本营，一部精密运作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总攻平壤那一天，睦仁天皇甚至亲临广岛大本营，一副“御驾亲征”的派头。
不过，具体到平壤之战中，清军无论从人数还是武器上，并不全然落于下风。
当时的平壤城里，集结了五路兵马，除了叶志超从牙山败退下来的三千五百人，其余四路都是新近入朝的生力军，分别是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六千人、四川总兵马玉昆统率的毅军两千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率的奉军四千人、副都统丰升阿统率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一千五百人，五路清军合计一万七千人。不过，叶志超担心后路被截，陆续分出六七千兵力驻守北路诸城，这样算来，平壤大战中，城里守军约有一万人。
日本方面，攻打平壤的是第五师团的全部加上第三师团的一部，总人数一万六千人。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隶属于第一军，军长是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山县有朋，当时山县和第三师团才刚刚登陆仁川。第五师团师团长是野津道贯中将，因为担心战局拖长，野津道贯决定不等后援，单独攻打平壤。也就是说，来势汹汹的日军其实是一支孤军。
武器上，李鸿章给自己的私家军向来不惜血本。平壤清军装备的是连发毛瑟枪+后膛单发枪，特别是世界上最精良的德国连发毛瑟枪让攻城的日军吃尽苦头。日军则多数还使用本国生产的村田式单发枪，火炮方面则旗鼓相当，日军拥有山炮44门，清军拥有山炮、野炮、机关炮38门，值得一提的是，清军拥有数门加特林转管机关炮，这种美国人加特林发明的手摇机枪号称现代机枪的鼻祖，用它每分钟200发的火力封锁一个扇面，在守城战中威力奇大。
战略上清军以逸待劳，战术上守坚城，总兵力相当，武器上全面压制日军，这样的仗居然打输了，而且连头带尾两天不到，就挂出白旗逃之夭夭，怎能不让后人悲愤！
叶志超逃跑归国后，向朝廷诉苦，说遭遇日军三万人围攻，“子尽粮绝”才英勇且战且退。而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平壤所缴获的战利品有：各类大小口径炮三十五门，各类枪支一千一百六十支，炮弹七百九十二发，子弹五十六万发，各种粗细杂粮四千七百石，金砖金锭一百公斤，银锭五百四十公斤，马匹、车辆、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弹药不算上清军逃亡时携带的，防守两天也绰绰有余；粮食四千七百石约合25万斤，足足能支撑一万士兵坚守一个月！
真正濒临“子尽粮绝”的是日军。因为急于抢占平壤，加上朝鲜民众的坚壁清野，第五师团主力粮米紧缺，每个士兵身上只有维持两天的‘道明寺糕’（把米蒸熟晒干后的短期食物）和少量弹药。据日军随军记者记载，日军元山支队由于粮食缺乏，“军官亦仅喝两碗稀粥充饥”。就连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以小米饭果腹”。
专攻明治历史的日本历史学家藤村道生评论道：“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
打仗，武器从来不是第一因素。人，才是第一因素。
2. 野津道贯和左宝贵：两个硬汉的死斗
包围平壤的日军，看上去兵强马壮气势汹汹，但骨子里远不是那么惬意和轻松。苦于粮食不足，同时担心清兵开进新的增援部队，摆在日军面前的现实很严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只有失败退却的一条路。
野津道贯做出了强攻的决定。
从军事常识看，野津的这个决定是极端冒险的。自古以来，攻城没有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基本没有取胜把握。日军仅以一倍半的兵力正面攻城，而且火力、粮草不占优势，其实是场赌博。但野津并不是全然盲目，经过牙山的攻防战，他洞悉了清军的战斗力：“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一法耳。然则彼必占平壤形胜，严其防备，以待我军进攻。我果攻之，宜速围以陷之。”
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城南战场大同江左岸的船桥里，遭到了左玉昆和卫汝贵部的顽强狙击，死伤惨重，不得已退出战场休战。城西战场上，野津道贯亲自督军冲锋，但墙高垒厚，日军同样进攻受阻，死伤达500余人。
当晚，看到日军进攻受阻，野津道贯愤然下达了死命令：“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
野津道贯，出身于萨摩鹿儿岛藩士之家，萨摩武士的后代有着先辈人的剽悍。他参加过打败幕府的决战——伏见、鸟羽之战，担任过西南战争征讨西乡隆盛的先锋，是日军阵中能征惯战的第一大将。平壤之战后，野津凭功授大将，后担任第一军军长，日俄战争后晋升陆军元帅。
不过，能喊出“平壤城即我葬身之处”的不只是野津道贯一人，还有一个城中的清军将领。
镇守玄武门的总兵左宝贵。
早在奉命赴朝之时，左宝贵已经预感到此去凶险，曾私下对外国友人道别：“这次去，可能回不来了。”到了平壤被日军合围后，主帅叶志超在内的部分将领主张弃城撤退，左宝贵勃然大怒：“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
军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早在宋代，千载之下国人尊为武神的英雄岳飞已经道出了答案——不怕死。
左宝贵，回族，山东平邑县人。幼年家贫，父母早丧，20岁时带着两个弟弟应募从军。因在一次战斗中持旗呼啸冲锋，闻名军中。参与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东北伐木工人、挖金工人、教民暴动。“治军严肃，谋勇兼全。”清政府先后赏赐巴图鲁勇号，穿黄马褂，头品顶戴，双眼花翎，封建威将军。
草莽出身的左宝贵，性格中有着回族人典型的倔强不屈，至今流传下来他和另一勇将马玉昆的一张珍贵合影，泛黄的黑白照片中，两个中年男人都是一身朝廷正服，不惯照相的表情既严肃又有几分木讷。
大战前夕，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开口就是撤退：“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众说纷纷，唯有左宝贵力言：“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
左宝贵统领的关外奉军，虽归李鸿章调遣但不属淮军嫡系，人数最少而血性最强，主帅叶志超也不敢不买账。据战后幸存的清军将领回忆说，战前经常见到二人争论，都是一种模式：左总兵怒气勃勃，叶大帅唯唯谢过。
日军于9月15日凌晨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击，左宝贵率领奉军三个营一千五百人，负责守卫平壤北战场的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
和三百年前的李如松进攻平壤一样，牡丹台这个制高点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日军在西南的攻击吸引了清军主力，而在北面则集结了两个支队7800人，相当于总兵力的一半。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首先向城外堡垒发起进攻。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日军的集中炮火轰击和步兵的轮番冲锋下，寡不敌众。几个小时后，城外堡垒全部丢失，牡丹台接着被攻陷。日军把炮兵移到台上，对准玄武门猛轰。
左宝贵当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失守，心知大势已去，要做殊死一搏。他亲燃大炮，连发炮弹。激战中，左宝贵身中两弹，犹裹伤指挥，后日军一发炮弹打来，穿胸而亡。
战斗打响前，左宝贵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庄重地穿着顶戴花翎，披上黄马褂，手下劝他换衣服，免得成为敌军目标，左宝贵却慨然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之注目吾何惧乎！”
左宝贵最终做到了“以城为冢”的承诺。他中炮死后，遗体被部下抱起突围，却一同战死，遗体终于散落在乱军的践踏中，永远留在了这座饱经战火摧残的历史名城。
山东临沂市平邑县，左宝贵的家乡，迄今还保存着他的衣冠冢。墓碑上镌刻一幅清朝内阁大学士尚贤所撰的对联：
“经百战，勇冠诸军，常开平天下奇男子；守孤城，心拼一死，张睢阳古之伟丈夫。”
“常开平”是明朝开国功臣开平王常遇春，冲锋在前勇冠三军；张睢阳是唐朝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城的太守张巡，守孤城千古流芳。
张巡死守睢阳，左宝贵死守平壤，都是一城系天下之安危，一人系一城之安危。
左宝贵一死，支撑平壤的精神支柱倒了。
叶志超一纸降书送至日本军营，一万清军丢盔卸甲，雨夜狂奔。
3. 白旗挽救了日军
叶志超不是天生的孬种。
叶志超，安徽合肥人，父母早亡，放牛娃出身，成年后参加团练，后在淮军刘铭传部下效力。在四十年军旅生涯中，他见识过“长毛”的骁勇善战，领教过“捻匪”的快马如风，凭借战功，从一个最微末的兵弁擢升到大清一品武官——直隶提督。他的顶戴是人血染红的，因为作战勇猛，当年在军中有“叶大呆子”的绰号。
时过境迁，远离了刀光剑影，过足了富贵人生，叶提督在战斗力远胜国内乱匪的日军面前，胆怯了，一逃再逃，武将的荣誉和往日的血性，都如敝屣一般丢弃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
叶志超是八月下旬率牙山残兵一路退到平壤的，他向朝廷掩饰败绩，谎称击毙日军两千人，寡不敌众恶战而归，虽然得到朝廷的勉励嘉奖，却瞒不了前线将士。
平壤之战前夕，城里五支部队群龙无首，当朝廷任命叶志超为诸军统帅的消息传来，“一军皆惊。”明明是败军之将，只因为官衔最高，又是李鸿章老乡亲信，就任命为统帅，众将士当然不服。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出来：“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
清军远赴朝鲜作战，战事凶险，责任重大，完全需要一名深孚众望的统帅。就当时的清朝诸宿将而言，最佳人选是淮军名将、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连李鸿章也认为非他莫属，但性格孤傲的刘铭传不满朝廷“不降明诏”，认为没有真正尊重他，所以始终托病不肯出山（不久病死）。于是，入朝清军诸将各怀心腹，战和不一，陷入“有将无帅”的尴尬局面。据盛军将领盛星怀向李鸿章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
一个无斗志、无谋略、无威望的败军之将，就这样坐上了决定两军命运的指挥席上，真是标准的“赶鸭子上架”。叶志超也明白众将不服，所以在委任下达后，就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却被朝廷多方慰勉按住。
战斗开始后，叶志超“坐镇”城中协调，直到玄武门失守，左宝贵战死，他终于坐不住了。
叶志超紧急召集各统领商议：“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不愧是当大官的，官话说得很漂亮，“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逃再逃，有何“锐志”可言？主帅做了弃城逃跑的决定，诸将都默默不言，惟独马玉昆反对：“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叶志超不听——别逞匹夫之勇，我老叶守城，城在人在，城不在人也在！
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危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日军占领玄武门后，立刻往城内做了一次试探进攻，被清军一阵排枪打退，见城内道路狭隘，火力密集，野津不敢轻举妄动，下令全线休战。
这时，两军处于最关键的对峙阶段。日军只是打破了一个城门，弹药将绝，清军仍然控制着全城绝大部分要隘，炮弹虽少，枪弹尚足，粮食更是富裕，如果继续顽强狙击甚至反攻玄武门，完全有扭转战局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清军的后援队伍和大量粮米弹药，正在李鸿章的严令下，昼夜奔赴平壤——李鸿章岂能舍得不管自己的嫡系部队？但前提条件是，清军能坚守平壤，哪怕多一天也好！
可是，叶志超心气已泄，白旗飘飘，半世威名扫地，也挽救了弹尽粮绝的日军。
4. 马拉松选手叶志超
要说叶志超，逃命真有一套。
先派一个朝鲜人送书于日军，称清军愿意打白旗休战，请暂停攻击，接着在玄武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悬挂白旗。要替叶志超说句公道话，逃命是真，投降是假。降书、白旗都是烟雾弹，意图迷惑日军，叶大提督的锦囊妙计是：熬到夜里，全军偷开城门走人也！
当夜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清兵冒雨结队成群蜂拥而出。而日军早已估计到清军将乘夜逃跑，一路埋伏截杀。
要说突围，也是兵家常事，谁先锋、谁掩护、谁断后，一军主帅岂能不做周密安排？叶志超就敢！出了城门，清军在黑暗中不问路径，结队直冲，遇到日本拦截后，立刻陷入自相践踏的混乱局面。
兵溃如山倒，这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开始了平生最艰难的死亡之旅。
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情况，堪称一字一泪：“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人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平壤之战，清军一共死伤二千余人，其中竟然有一千五百人是死在逃跑路上，另有六百余人被俘。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国人尽知的叶志超六天里“狂奔五百里”的故事，相当于一天一个马拉松！叶志超率溃军一路仓惶奔逃，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叶志超的事迹甚至上了日本报刊，在日本《风俗画报》的增刊“日清战争图绘”中，将叶志超作为封底人物，并配打油诗一首：
“功名非所慕，一意只奔逃。鹤唳风声际，知君汗马劳。”
日本画报说得没错，平壤之战，日军仅仅花了两天不到时间、伤亡六百人的微弱代价，就取得了最终胜利，确实有清军统帅的汗马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