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的跨国营销是跟着我国外交路线走的，相信也是会成功的。俄罗斯这几年的情况，对我国是一个借鉴。俄罗斯市场上商品十分丰富，几乎全是进口的，价格很贵，人们买不起，大多是新贵们享用。俄罗斯工业品在市场上很少，人们怎么能富裕？想想我国国有企业的困难，主要还是没有市场，连方便面、肥皂、糖水……都几乎是外国货，国有企业不能在发展中去优化资源配置，越拖越垮。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失业人口还会增加，政治上是否还会安定？俄政府也认识这一点，在宣传上大力提倡使用国货，拍卖政府官员的进口小汽车，努力恢复国内工业。这次塔斯社对华为在俄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做了大幅且很高的评价。俄正在着手一系列的工业合作，增加进口关税，以扭转国内工业处于不利的位置。以史为镜，才能使自己的祖国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我们在乌拉尔山顶上，在汽车的后盖上铺上桌布，吃了一顿并不丰盛的午餐。但我们已体会到主人的真诚。在俄罗斯法制环境尚未健全，友谊与信任也是一种约束力量。俄罗斯人民是友好的，他们的小伙、姑娘这么漂亮，以至在贝尔加湖的山沟里也具有这么震撼人心的美。只要我们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相信我们的内心会一样的美。不能因中国有些商人吃了亏，就止步不前。莫斯科一些黑社会的猖獗与贪婪，并不代表俄罗斯人民。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我们要世代友好下去。
回程时我们在马雅可夫斯基几十年前吃过饭的一个小木屋酒店，吃了一顿便餐，喝了马奶。苏联文人、思想先驱的命运，都挺惨，当然我国的“文革”也一样。他们区长热情接待了我们，阐述了迫切需要中国的手扶拖拉机等小型农具的问题。他们的农庄解体后，大型的机械不适合自耕农，中国的各种小型机具比较走俏。巴斯吉尔共和国副总理也向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张连赢表述了想合资在俄生产小拖拉机。他们对中国的建设成就很感兴奋。我们也相信，资源如此辽阔的俄罗斯，困难是短暂的，只要国家稳定下来，发展速度会比我们快。当然当前政府的频繁更替，也使我们担心。没有强大的执政党，如何使行政系统步调统一？！
回到了莫斯科，俄政府有关部门接见了我们，他们对中俄之间的技术合作给以肯定，而且对华为拥有的技术给予了很高评价。双方着重讨论了如何为俄罗斯培养专家的问题。高层的政府官员，对中国商品都已肯定，不同于一般的市民那样反感中国商品，他们受伪劣商品的害太深了。高级官员说，他们在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商品很好，唯在俄不好，是管理问题。对中国成就的肯定，就有利于对我司的肯定。国际通信莫斯科展就要开始了，这是华为第二次在莫斯科参展，也许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人们是在惊奇与怀疑中看完的。也许得到的肯定会多一些。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与西方国家竞争，他们背负着国家的无形资产，是在人们崇洋的心态下进入的，不管什么商品，德国货就给人信任。我们是在背负着中国伪劣商品在俄罗斯猖獗、中国的流氓在国外火并而臭名昭著下进入的，你不知道要用多少心血才能洗刷。你知道有多少辛酸，我曾让王晓静写一下，陈志立跑了一天，晚上11点还没吃饭，拿到我们从国内带去的方便面，吃得这么香。梁国世每天不断地喊话（通信不好，大声说话），嗓子像公鸭一样。而且孤身一人在俄工作了这么久。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支撑他们跌倒了再爬起来，擦干身上的泥水，又前进。是他们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相互包扎好伤口，又投入战斗。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败多胜少，逐渐有胜。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呢？是祖国，是我们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当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大别墅点燃壁炉，围在一旁，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唱我们心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由于大量的文件准备工作，使得我们十分疲劳。我们在莫斯科郊外，伏尔加河边租了两幢供外交人员度假用的大别墅，轻松地度过愉快的周末，领略了莫斯科郊外晚上的风轻轻、河解冻的风味，并开了一个莫斯科代表处办公会议。
我一生中，两次走过重要的分界线。当我从约旦的首都安曼去死海游泳，走过了地平线，下到负海拔三四百米的死海边。有人说到，约旦拟从红海开一条大隧道，将红海水引入死海，利用这三四百米的落差发电，我想这是多么伟大的一项工程。死海的水可增加蒸发，改变沙漠的状况。大量的电力可以用于提炼海水化工产品，也可用于淡化海水，使之浇灌农田。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总会有征服能力的。我国的科学家也在拟草，将雅鲁藏布江引入南疆、引入黄河。人一定会胜天的，只要我们努力。全世界人民都会越来越富裕起来，中、俄人民也会富裕起来。富裕不是西方的专利。
附录1
任正非简介
1944年出生，七个兄妹之长。
1978年从部队转业。
1982年到深圳，在南油工作两年，随后开了一家电子公司。
1987年开始创业。
1988年将公司改名华为，主营电信设备。
1992年华为开始研制C&C08交换机。
1994年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信站，获得成功。
1995年在公司内部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
1996年大规模与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
1997年两次访问美国，回国后写下《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
1998年启动大规模人才招聘计划。
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的前三位，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
2001年在公司内部发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讲话。
2003年荣获网民评选的“2003年中国IT十大上升人物”。
2004年名列“未来国际之星”榜首。
2005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与巨子”100名排行榜，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企业家。
2006年居“2006年最具领导力的50位CEO”榜首。
2007年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IT年度人物。
2008年位居胡润强势榜第二名。
2009年当选《福布斯》中文版“2009年最受国际尊重内地企业家”。
附录2
我的父亲母亲
20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母亲。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我多晚到达，她都会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前，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打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麦加朝圣”，但一下飞机就被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才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母亲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待一天。这次我终于良心发现，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在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母亲，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在伊朗时，国内旅行社还不断发邮件给我，热情地介绍安排，我说，不需要太多参观，我们主要想坐在沙滩上、海边多聊聊天。有一首歌唱道：“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涮涮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结果，8日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让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母亲不行了，她的头部全被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里不告诉我，是怕我在途中出事。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打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八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四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呢。但我没有打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母亲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这次去昆明跟母亲说了11月我随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我们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母亲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母亲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的，对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今年要交税20多亿，明年（2001年）要交四十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母亲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也许她能安息。
我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后，母亲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饮料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么长时间的运输、多次批发，小摊又无保鲜设备，老人抵抗力又差。这次母亲反过来要陪我去郊区七彩云南转转，散散步，回来的路上要在路边买些果园摘下来的梨子。她不让我下车，后来我问妹夫为什么不让我下车，他说母亲怕你大手大脚、不讲价。四元一公斤的梨子买了一大包。父母一生勤俭，而且不断以身作则来教育我，让我不要大手大脚。其实我一生都是非常节俭的，她只不过是用过去过的苦日子做坐标来度量。
历史回顾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个乡村教育家。母亲程远昭，是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的，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父亲的兄弟姐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良心发现，也由于父亲的执着要求，父亲才读了书。父亲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父亲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父亲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邀请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