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我去看医生。
医生问：“你像这样喝酒，有多长时间了？”
我侧过头，说：“喔，很长时间了。”
给我看病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具体看不出有多大年龄，估计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他脚上穿着紫红色的袜子，长得与拿破仑很像。我对他的印象不错，甚至还有点喜欢他。
接着他说：“下面我要给你演示一下酒在你的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反应。”
我认为，他与其是在说做血液“循环”实验，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做广告”。
他一把抓住我的右胳膊，将我的右袖子往上挽了挽，然后拿出一瓶威士忌酒给我倒了一杯，让我喝下去。他的动作和言行与拿破仑更像了，我也觉得更喜欢他了。
我喝完那杯威士忌，他把一绷带紧紧地绑在我的右胳膊上方，把手指压在我的脉上，然后开始握住一个与温度计差不多的仪器上的一个橡皮球，有节奏地挤压着。那仪器的水银柱在橡皮球的挤压下上下跳动着，没有在哪个刻度处停下来。他却对我说出了二三七和一六五。
他接着说：“你看，这些数字显示酒对你的血压有影响吧？而且还不小呢。” 我说：“确实很神奇。不过，一次测验能说明问题吗？要不，你再在我的另一只胳膊上也试试。”
那医生坚决不同意！
突然，他又握住我的一只手，这一握真吓了我一跳，还以为自己要完蛋了，他打算与我道别呢。谁知他想采集一点末梢血。他拿出一根针扎了一下我的一个手指尖，然后挤出一滴血，接着拿出一张五毛钱一样的卡片，将那滴血与卡片对比起来。
他给我解释说：“我现在进行的是血红蛋白测验，从比对的效果看，你的血液颜色有点问题。”
“嗯，我知道是不太一样，应该是蓝色才对。”我说，“本身这个国家就是个混血儿。我的祖先中有骑士，跟南特盖特岛上的一些人关系不一般，所以……” 医生说：“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你的血色太浅了，应该再红点才对。”
“噢，这是因为匹配出现了问题，”我说，“绝不是婚姻上有什么问题。”
随即，他又在我的胸口猛击了几下，我被他完全弄糊涂了，不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再度想起拿破仑呢，还是要与我决斗或者要表现得像纳尔逊勋爵①。击打完毕，他垂下脑袋对我说了很多人体最容易得的病症，基本每一样病都与“炎”字有关。
我赶紧掏出十五块钱塞给他。
我又急着问道：“所有这些病，哪一种或哪几种是最要命的呢？”我觉得自己肯定得了或者沾上了这些病，由此表现出一种非常关心的样子。
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样不是致命的病。但是经过密切关注和持续治疗，这些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如果及时治疗，即便活到八十五或九十岁，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开始帮那医生算账，然后说，我只要求活到八十五岁。于是我又掏出十块钱。
那医生马上精神抖擞地说：“你需要马上找一个疗养院，在那里你必须彻底地休养一阵子，让你的神经状态得到彻底改善。我还需要亲自陪你去，我们挑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疗养院才行。”
他带着我一起找到了坎茨基尔的一家疯人院。疯人院建在一个光秃秃的山顶上，平时没有什么人来，只有极少的人来这里看望病人。除了几堆鹅卵石、一片没有融化的积雪和稀稀拉拉的几株松树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景致。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主治医生，他人十分随和，没有给我使用绷带布测血压，而是直奔主题，让我服了一剂兴奋剂。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开饭时间，他就让我们一起吃午餐。来到餐厅，看到大约二十多个病人正在就着桌子吃饭。那位年轻医生对我说：“按照我院的管理条例，凡是住在这里的人都不要认为自己是病人，应该认为自己太累了，是来这里休息的。谁也不准在谈话的过程中谈病，不管患了什么病。”
主治医生大声喊了一名女侍者，让她给我送来一些饭菜。饭菜的种类比较多，有磷酸甘油盐酸橙汁肉泥、硬面包、溴化煎饼和马钱子茶。
这时，餐厅里响起来一阵好似风过松林的声音，大家都在嘟囔着“神经衰弱”之类的词语。可是有一个人却嘟囔着“慢性酒精中毒”的话。我非常想见识一下这位病人。我的主治医生一转身，出餐厅就没影了。
吃过中午饭之后，大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主治医生带我们到离我们住的病房大约有五十米远的实验室。他把我们这些人交给他的助手，那个助手穿着蓝上衣，挺高的个子，高得连他的脸也看不清楚。我想这种人盔甲包装公司肯定最喜欢，很乐意雇他去当模特。由他来引导我们做试验。
主治医生又说话了。他说：“在这里，所有的病人都是我们的客人，你们需要做一些体力劳动，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劳动反应来消除一个人心理上的疑虑和病根。”
这确实是个一流的疗养院，里面收容的都是自费的疯子。实验室里各种劳动工具应有尽有，包括加工用的车床、木工的全套工具、制作各种模型的黏土及模具、纺线车、织布机、脚踏车、低重音鼓、将蜡人像放大的仪器以及铁匠用的炉子。
接着主治医生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女人小声说：“瞧，那个角落做泥饼的夫人，她叫卢拉·卢林顿，著名女作家，刚刚完成一本叫做《爱情难道一定需要爱吗？》的书，她感觉很累，所以来这里放松一下大脑。”
那本书，我曾经读过。于是问：“她为什么不继续写呢？”
通过这样的问话，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还没有病到犯糊涂的地步，与那些人比，我的病算是很轻的那种。
主治医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指着一个往漏斗里倒水的先生说：“他原来是华尔街的一个经纪人，因为过度操劳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把外衣扣好，担心钱被别人拿走。
接着他又给我们介绍了其他的院友，有像在制作诺亚方舟一样的建筑师、正在认真研读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教士、拉着大锯的律师、与那位穿蓝上衣的助手讨论易卜生的交际花、席地而卧打着呼噜、神经兮兮的百万富翁，还有一位拉着一辆小货车漫无目地瞎转的著名艺术家。
介绍完毕，那主治医生转过头对我说：“你看上去还是很健康的呀？我想，如果你想得到彻底的放松，最好现在就去往山下扔圆石头，然后再把它们捡上来重新扔下去。”
听完，我撒腿就跑。我跑了百码远之后，那医生才追上我问：“你为什么拔腿就跑呢，怎么了？”
“因为我发现这里没有飞机可用，我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头班能运无数烟煤的快车，然后搭上它赶回城去。”我说。
“嗯，也许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估计这里对你来说也是不合适的。你不需要体力劳动，而需要彻底的休息和加强身体锻炼。”医生说。
当天晚上，我就赶回了城里，在一家宾馆住了下来。我对一个服务员说：“我需要很彻底的休息，还要加强锻炼。我要订一间有折叠活动床的房间，然后你给我派几个服务员，24小时不间断地上下反复折叠的那种床。”
那服务员一边擦着指甲上的污泥，一边对着大厅拐角使了个眼色，这时，一个原本坐在那里、戴白帽子的高个子走了过来。他问我，有没有看见西门外的灌木丛，他的问法礼貌而有风度。我说没看见，他就用手指给让我看，然后上下打量着我。
他毫无恶意地说：“我还以为你进门前就看见了呢。不过，我想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最好你还是去瞧瞧医生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找到之前给我量血压的那位年轻医生，要求再次给我量血压。这一次他没有给我服用威士忌酒等之类的兴奋剂。我看他这次与拿破仑差远了，他那双袜子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量完血压，他说：“你现在需要去呼吸一下海洋的空气，还需要一个伙伴。” “有没有美人鱼陪……”我刚说到这儿，他用一副医生特有的架势，一本正经地说：“长岛海滨有一家空气上好的宾馆，我会亲自把你带到那里并为你安排好一切。那里既安静又舒适，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静养场所，在那里你会很快恢复健康的。”
好空气宾馆位于大海对面的一个岛上，那里有九百间豪华客房，装修非常时尚和高雅，如果一个人不穿礼服去餐厅用餐，肯定会被轰到一边的餐厅去吃甲鱼肉和喝香槟。宾馆所在的这个海港也是专为拥有游艇的富豪泊船而建的。
我们抵达海港的那天，摩根先生的“海盗号”船正停在岸边，他正站在甲板上一边吃奶酪加三明治，一边神情严肃地凝视着好空气宾馆。尽管宾馆的费用也不是特别昂贵，但是能付担起那里房价的人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当你想离开，就不得不偷偷地留下自己的行李，趁着月色悄悄登上一艘小船溜出海岛返回大陆。
我只在那儿住了一天，就不得不向所有的朋友发急电求救。我向服务员借了一张空白电报纸，然后给朋友发电报请他们寄钱过来赎我，否则我无法脱身。在高尔夫球场，我和那医生玩了一局槌球①，他便躺在草坪上呼呼大睡起来。
当我们逃回城里之后，他忽然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感觉轻松多了。”
现在参加会诊的医生自己都不能肯定能不能得到诊治费，这跟以往不大相同。这种情况下，要么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治疗，要么草草给你看看了事。一次，那位年轻的医生与另外一位医生一起给我会诊。另外的那位会诊医生不知是不是推测有问题，让我接受了最精心的治疗。他指导我进行一系列共济失调的恢复训练，效果还不错，我很喜欢他。
他问我：“你的后脑勺疼吗？”。
我说不疼。
接着他命令我：“闭上双眼，把两脚并拢着，使劲往后跳。”
闭着眼往后跳对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于是我就使劲往后跳，结果脑袋撞到了浴室的门框边儿上了。这时，我才注意到那门一直是开着的，离我大概有三尺远。医生说他忘了门是开着的，很抱歉，然后伸手去关门。
接着他又说：“现在，你把你的右手的食指摸着你的鼻子别动。”
我问：“哪儿呢？”
医生有些不耐烦地说：“当然在你的脸上了。”
我解释说：“我不是说鼻子，是问右手食指在哪儿。”
他说：“哦，忘记了打开门了，对不起。”
他把浴室的门重新打开，我从门缝里抽回手指，按照他的指示圆满地完成了指鼻测试。这时我感觉后脑壳疼，就说：
“医生，我应该向你说明我的病情，我感觉后脑壳现在真的有点疼了。”他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病症似的，拿出一个好像耳机一样的东西要给我听心脏，这种东西最近特别流行，需要投币才能使用。在他给我听心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一首民谣。
接着他又命令我：“接下来你学着马儿奔跑的样子，绕着屋子快速跑五分钟。”
于是我像一匹在麦迪逊广场公园比赛时落选的佩尔什马①一样绕着屋子奔跑。我一停下来，他就拿听诊器在我的胸口听了起来，这次他连一枚硬币也没有投。
我说：“医生，我的家族可没有得过马鼻疽病②。”
他没有理会我，而是站在离我鼻子三尺远的地方，举起他的食指道：“往这里看，看着我的食指？”
我又说：“医生，你之前试过皮尔斯③的方法……”他不理我，继续给我做测验。
我听见他命令我说：“现在听我的指挥。开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就这样反反复复弄了有三分钟。
他对我说，这是测试脑子灵活度的。
这项测试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的眼睛在海湾和他的食指之间转换时，每次都是很标准地按照他的指示转向了目标。如果他不用上面的简短指示，而是先说：“现在把你的眼睛看向窗外，只是看一下，不必专心致志——或者说，侧过脸去——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简单说就是看水天相接的地方。”接着说：“好了，现在可以把头转回来了，也就是说看着我伸直的食指。”我敢打包票，只有哈里·詹姆斯这样的人才能完成。
接着，两位医生间隔着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的叔祖父辈中是否有过患脊椎畸形的，或者我的表亲中是否有人得过脚关节肿大等。问完之后，他们一起走进浴室，一边坐在澡盆边休息，一边研讨我的病情。我给自己拿了一个苹果，一边吃着，一边看自己的手指，然后望向窗外的海湾。
当两位医生出来的时候，表情都很严肃，好像两块墓碑一样。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一个饮食清单，告诉我这些是必须严格遵守的。清单上的东西都是我听说过能吃的东西，但蜗牛除外。我从来没吃过蜗牛，也不会主动去吃，除非它追上我并且先咬我一口。
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嘱咐我说：“这个清单，你必须得严格遵守。”
我说：“这上面的东西，如果我能吃到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